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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可以破产，国有企业的职工可以下岗”。真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啊！党和国家因为得到这两话而庆幸。但社全主义、资本主义，我们究竟在哪一方面前进了、在哪一方面倒退了？工人阶级究竟是更幸福了、还是更痛苦了？有谁在探究这些问题？又有谁真正把每一个共产党员理应为之奋斗终生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以及劳动者的现实利益、前途命运放在心头？
进入21世纪，直至中共十六大，中国改革开放中，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思想是越发突出了。十六大报告着力强调的是：
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外，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
充分发挥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和活跃市场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放宽国内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领域，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采取措施，实现公平竞争。
进一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逐步推进服务领域开放。通过多种方式利用中长期国外投资，把利用外资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国有企业受组改造起合起来，鼓励跨国公司投资农业、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要“积极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加快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要适应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必须指出，这里对股份制不加分析地一律当作“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是很不严肃的。股份制只是一种资本的组织方式。如果某个股份制企业的资本是社会主义公有的，那末，该企业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如果某个股份制企业的资本是全私有的，那末，该企业就只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区分企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还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其实质性条件在于企业的资本是不是占有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有人以企业资本是由一批人入股组成，即使这些出资者是纯粹凭借资本获取利润、亦即凭借资本剥削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剥前者，还是要因其人多而把这种企业说成是什么“公”有或“共”有制。这是在有意掩盖事物的本质。由此可见中国经济领域私有化的观念已多么深刻！
2003年，各地进一步对中小国有企业采取改组、联合、租赁、承包经营、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多种形式的放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改制达81.6%。相当一批国有企业关闭破产，截至2003年底，全国共实施政策性关闭破产项目3307户，涉及职工600万人。初步估算，全国正有一半以上需要退出市场的国百大中型特困企业和资源枯竭矿山实施了关闭破产，一些沿海地区长期积累的需退出市场的国有企业绝大多数已经关闭破产。
2004年，出现了一场被称为“郎咸平旋风”的关于国有企业改制中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的大讨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批评在“国退民进”的改革中存在国有资产被大量侵吞的现象。他根据对格林柯尔、海尔、TCL等案例的分析，指出在改革过程中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了，并指出现在是国有企业老总和民营企业老总正在联合起来，“‘合法地剥削’国有资产”。但猛烈抨击所谓“民企神话”：“我们把民营企业看得太神话了，认为改变一个产权结构就什么都改变了，这是因为无知。”郎咸平教授的批评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并得到经济界、理论界和广大群众的认同，当然也遭到有关的相反方的强烈反讨，引起了一场对立性强烈的大论战。其中，因为郎教授对格林柯尔及其负责人顾雏军的违法行为进行揭发，格林柯尔和顾雏军个人先后向郎咸平发出律师函并正式以“诽谤罪”向香港高等法院提起诉讼，使“郎、顾之争”成为“郎咸平旋风”中的一个主要内容。富于戏剧性的是，2005年4月5日，顾雏军被公安机关拘留，使顾雏军用9亿多换取并控制的资产总额超过136亿元的违法行为得到了证实。而其间为国有资产损失买单的不是银行便是政府。“郎、顾之争”也就划上了句号。“郎、顾之争”以至“郎咸平旋风”让我们看到，国企改制，贱卖国企，培养了一代资本骗子。假的真不了，谎言终究难以自圆其说，再大的骗子也还是个骗子，不可能成为企业家。
情况既然如此，既定方针却仍不可改变。2005年2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共三十六条。这个《若干意见》强调要“贯彻平等准入、公平待遇原则。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未禁止的行业和领域。”“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领域。”“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社会事业领域。”“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金融服务业。”“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国防科技工业建设领域。”这个《若干意见》确实是“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清除影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确立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实现公开竞争”了。然而，既然给非公有制经济“确立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却不知将《宪法》明确规定“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置于何地？这个“主体”不知放到哪里去了？非法这个《若干意见》受到了私有资本主们的热烈欢迎。有人说：“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有关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的最主流、最权威、最实惠的一份改革文件。”“这一次准入范围那么大，让我们善出望外。”“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甩开膀子干了。”对于这个《若干意见》，捍卫《宪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人们当然是有意见的，一大批老同志联名上书全国人大，但是并没能有什么改变。
时隔一年，2006年3月1日，在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人民日报》发表“群众关注十大焦点”，其中的一点是由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发表的，题为《国企改革进入倒计时阶段》。他声称：“这一轮国企改革试图解决‘深层次矛盾’，即沃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为目标。这对绝大多数国有企业而言，意味着必须实现‘战略退却’，将其改制为非国有企业。这是一项脱胎换骨的变革，产故结构将完全不同于先前单一的国有制。但是，无论有多大困难或风险，国有企业改革不可逆转，其稳健提速也势在必然。”王忠明所提供的简单明了、却分量千钧的信息，引起了社会的震惊。老同志们又联名给两会写信，但也没有得到任何澄清。
延续两年，同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开会前夕，国务院中发出来这两大信息，动静不小，使人从中产生中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公私演变确已到了决定性阶质的感受。难怪正在2006年3月，出现了一个“新西山会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在北京西山杏林山庄主持召开的“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这个会的参加者们认为“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完成，改革必须重新定义”；他们在攻击中国共产党是“非法”组织的同时，扬言要把“政治改革的号角吹响”了。
以上所概述的与国有企业改革相伴随的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由主人沦变为雇佣劳动者，
陷落无权化境地的事实，就是我们今天纪念“鞍钢宪法”诞生五十周年的时代背景。
下篇：“鞍钢宪法”的本质精神及其伟大意义
在经历了三十年的改革，使得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处于瓦解边缘，工人阶级由主人沦变为
雇佣劳动者这样一种特定时代背景下，回视历史，重新了解和认识“鞍钢宪法”，特别有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在工业生产的组织管理上，基本上是模仿苏联的办法。这个做法对快速恢
复生产，医治战争创伤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也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方面。从五十年代后半期开
始，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适合我国实际的工业化道路。鞍山钢铁公司作为中国最大的工业企业，
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中走在了前面，形成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独特模式。“两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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