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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工人阶级陷入无权化境地的过程，同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如影相随，一体两面。而众所周知，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主要之点，犹如一根红线，牵动全局，贯穿始终。一个发人深思的现象：尽管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有了社会主义的、全民公有的国有企业以来，中国经济是多快好省地发展的；无论同解放前的旧中国相比，或是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都是有优越性，取得了伟大胜利的。然而，在改革开放的献策者和主持者们的头脑里，总是认为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同资本主义的私有企业相比缺少活力，国有企业中的人们----无论是作为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干部的企业党政工团领导者，或者是广大工人劳动群众-----都没有积极性和责任感。他们总认为要用办资本主义私有企业的办法来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要把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办成同资本主义私有企业一样。
邓小平在着手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现在党中央、国务院要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并回提出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中央指出：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工人阶级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优异贡献》）他还说过：“多年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
现在回顾起来，30年改革开放是在两个情况下进行过来的：一是一些人们头脑中总认为中国在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的情况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是超越了社会发展阶段，这样的社会主义是搞不好的，因而要补资本主义的课；二是实际已经建立起了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体系，特别是有了强大的国有经济，怎样才能把它们改变成多像资本主义私有经济那样的企业？并不清楚应当怎么办，只好“摸着石头过河”、“大胆地闯”。这就便改革开放走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许多做法是不准确、不成功，甚至是失败的，国家为之付出了巨大代价，国有企业长期陷入困境，工人阶级和劳人民作出了惨痛的牺牲，社会出现并积累起许多问题。
当然，30年的和平环境，全心致力于发展经济，国家还是凭借国有经济的积累做了大量的投入，国家经济有所发展。但是，留下了许多问题。中国究竟将向何处去？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前途与命运究将如何？还有待于今后去努力解决。
下面，我们将按时间顺序对30年来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工人阶级社会地位的演变，择其大要作一实录。
国有企业改革的第一步棋是扩大企业自主权，简政放权、减税让利。这是1978年提出的。提出这个主张，就是因为改革主持者们认为全民所有的国有企业同资本主义企业比不像“企业”，不是自己到市场上去自主经营、自找饭吃，而是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必须改变这种状况。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扩大企业自主权还刚要试点，还没有眉目的情况下，1979年却匆匆忙忙作出了一个极端的、从此使国有企业一蹶不振的给企业“断奶”的决定----“拨改贷”。
原来，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经常性的流动资金都是经上级行政机关核定以后由财政拨给的。从1979年到1983年期间，国务院先后批转有关部门文件，规定财政不再给国有企业拨付固定资产投资和经常性流动资金，全由企业自己向银行贷款，并负责还本付息。
与此同时，从1983年到1988年，国家规定对国有企业征收实现利润的55%的所得税，并且要求税后还贷。
这样一种政策规定，实际上是要国有企业代替国家完全承担出资者的经济责任，国家或为既不出资、也不对投资经尝后果承担责任的出资者和所有者。正像有人所说：“‘老板’要办企业不出钱，让经营者自己向银行借贷。企业建成以后则要归‘老板’所有，而且企业亏损了，‘老板’没有责任，有了利润又是‘老板’的。要企业有偿使用资金，不考虑企业还贷的资金来源。不说企业经营并不都能赚钱，就算有了利润，先要缴55%的所得税以及其它种种上缴，过重的税收和上缴，使企业根本无法进行积累，无法归还银行本金。事实上大部分企业连利息也难以承担，只能靠再贷款来支付利息。借新债还老债，结果债务越积越多，终至不能自拔。”“拨改贷”对国有企业的影响是致命的。而国有企业高额负债不能偿还，使得大量银行贷款有去无回，形成大量的呆坏帐，银行的金融资产质量不断恶化。许多国有企业因为不能还贷，银行也不再肯贷款给他们，被逼到了死路之中。而那些不负责任的人们，却又以此来证明国有企业搞不好。最最受苦的是工人阶级。许多企业出现了停产、半停产，大量工人下岗、领不到工资，生活陷入困境。
这种状况一直拖到1999年，在许多企业早已回天无术，而银行危机深重以后，才不得不采取“债转股”的办法，由财政从发行的特别国债中拨出资金，组建四个资产管理公司，分工收购、管理和处置几大银行的不良资产，把银行原来对企业的债权转变成为资产营理公司握有企业的投资股权，然后再由资产管理公司把握有的企业股权向社会押价拍卖。这样一番周转的结果：银行收回了不良资产；企业还掉了债务，却卖出了股权；社会资本从拍卖中以廉价占有了国有企业的股份，国家在资产管理公司押价拍卖企业股权中付出了一定的损失。总算把“拨改贷”所造成的具体困境在银行和一部分企业中解开了。但更根本的是整个国有企业经过这二十年的折腾消耗，早已大丧元气，许多已经无可挽回；而这些企业中的工人阶级早已吃尽苦头，许多人已经离厂失业去了。“拨改贷”也以策划者自认认识误区的一场严重失败而载入了改革的史册。
在“拨改贷”保持长期影响的情况下，1983、1984两年，国家又搞了两步“利改税”。“利政税”就是把国有企业的上缴利润改为按国家规定的税种及税率交纳税款，税后利润完全归企业支配，逐步把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分配关系通过税收关系固定下来，用税收这种法律手段来规范国家与企业的利润关系，解决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问题。问题是企业向国家上缴利润，经营有利才上缴，多利多缴，少利少缴，无利不缴，作为所有者的国家是要承担这个用险的。而税收却是依法必须缴纳的。将投资收益变为强制性的税收，实际上把风险完全给了企业，国家作为所有者变成只有赢不能输的固定收益者。在两步“利改税”推行了，出现了全国国营企业实现利润连续22个月滑坡的局面，国有企业又在这方面遭受了一番伤害。“利改税”也因此以失败宣告终结。
两步“利改税”失败以后，国企改革如何深化？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有人说：“为增强企业活力，国家势必要进一步给企业放权让利。但是，为了保证财政收入，国家又必须加强对企业的控制和管理。正是这极为矛盾的两难操作，交替书写着国企改革的历史。”这倒是实事求是的说法。这里透露出来的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倒底谁吃了谁的“大锅饭”？改革的献策者们认定是职工吃了企业的大锅饭，企业吃了国家的大锅饭，但从不说国家的“大锅饭”是企业上缴的，企业的“大锅饭”是职工创造的！国家固然怕企业搞不活，但同样怕拿不到企业的上缴。
在这样的制约下，从多种方案比较中，国家决定从1987年下半年起全面推行承包责任制。到当年年底，全国实行各种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国营大中型工业企业已达到82%，国营大中型商业企业也达到60%以上。
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在“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收多留、欠收自补”的原则下，有多种多样的不同做法。
就企业内部劳动人事制度而言，一般是由企业主要负责人成领导班子同企业上级行政机关签订承包合同。许多承包合同“暗箱操作”，不经职工民主决定。承包人一经确定，为了达到“优胜劣汰、减员增效”的目的，整个企业由承包人“重新组阁”、“竞争上岗”，企业原有干部、职工由承包人重新选聘、雇佣，许多干部、职工因此下岗失业。承包人成了“老板”，干部职工的去留全由“老板”决定。谁上谁下，许多企业实际是由同承包人的关系疏密好恶决定的。一些企业实行全员抵押承包，或要求职工入股，职工只有缴纳了抵押金或股金才有上岗的权利，不然就不能上岗。职工们憾叹：“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了解放前！”一些企业承包以后并没有搞好，职工们的抵押金、股金也泡了汤。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工人阶级的主人地位第一次受到全面性的冲击。
承包制从1987年到1990年的三年间虽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显露了许多弊端，主要是承包是有期限、有指标的，承包者个人只有在承包期内获利才可以多得，这就自然地使承包者只顾承包期的短期利益，普遍地出现扩大虚假利润，以达到增加承包者自身收入的目的。此外，拚设备、拚材料、拚能耗、拚人员以求利润最大化，也是众多承包企业的常见行为，这对国有企业造或了毁坏性的重大打击。由于承包制存在无法克服的制度性缺陷，使承包制始终无法完善。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使企业越来越缺乏后劲。尽管改革献策者提出种种完善承包制的主张，却一无可取，完善承包制也因徒劳而告终。
在推行承包制之前，即1985至1986年间还发生过一个急于要搞国有企业破产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前，某个国有企业没有搞好，但只要它有搞好的必要，那就是加强其领导，进行整顿、改进的问题。如果这个企业已经存在的必要，那就是关停关转；生产瓷料、债权债务等由上级机关处置，职工另行安排工作，并无难处。改革开放以后，改革的主持者在国有企业无论如何都搞不好的总的观念影响下，认为许多企业都已应该淘汰出局了，应该采用资本主义私有企业破产的办法来处理这些国有企业，因此，急不可耐地要求制订一部《破产法》。但是，当时我国还没有一部全面规范工业企业的完整法律，破产只是企业法制中的最后一个问题，应当先制定《工业企业法》，在此基础上再制订后为其子法的《企业破产法》。而当时主持改革的领导人刻不容缓，先推动沈阳市制定了一个地方的行政法规，向五家企业发出破产的“黄牌警告”，并在一年后的1986年8月对沈阳防爆器械厂实行了破产。然后，急促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6年12月2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该法附加一条：《破产法》要等《工业企业法》实施三个月后才得试行。当时，《工业企业法》还没有讨论。一部已经最高立法机构通过的子法律要等尚未经最高立法机构讨论的主要法律生效三个月后再试行，这是中国立法史上仅有、世界立法史上少见的现象。这实际反映出领导者们对国有企业的厌烦心理。
沈阳防爆器械厂原为一些家庭妇女创办的集体企业，后转为国有。破产以后，职工失去原有职业，由劳动部门按待业人员进行管理、培训和组织就业，同时鼓励他们自谋职业。沈阳市政府规定，全体“待业”职工在半年之内可以领取标准工资的75%，作为倒闭救济金，半年之后救济金改为每月30元，领取每月30元倒闭救济金的两年之后则将由民政部门按社会救济金标准发给。职工们陷此境地，痛心疾首，女工们、尤其是当年曾经辛苦创业的“元老”们痛哭流涕；许多职工对企业破产及处置职工之举十分冷漠，有二十几人当场声明不领救济金，自寻生路，另有二十多人要求提前退休。
小小的沈阳防爆器械厂破产，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冲击波。对于中国广大工人阶级群众来说，好像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悬在头上。尽管企业办坏有许多原因，但无论如何普通职工是不能负主要责任的。
改革劳动用工制度，自始就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主要问题。改革开放中，主导改革的不少人认为我国的国有企业，干部只能上不能下，工人只能进不能出，这样的企业搞不好。他们并不深入思考国有企业之所以搞不好的原因，完全推脱其所实施的改革举措将国有企业逼上死路的责任，更全然不顾我国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这个期间是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许多企业是新建的，生产、经营、规模都在发展之中，大多数干部、工人都是新上岗位，都很年轻，并无把企业人员经常大批精简出去的必要。加上中国劳动力多，当时的方针就是高就业、低分配，“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把劳动力培养储备在企业之中，这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也有利于以后建设的需要。这是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方针。再从根本上来说，我国的社会主义《宪法》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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