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红升：论建国后毛泽东的教育思想

　　毛泽东教育思想尤其是他建国后的教育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教育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深刻、复杂而意义深远。撇开非教育的因素，剔除其中一些过于激烈的疾风暴雨式的破坏性做法，冷静下来不带任何偏见地分析，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建国后的毛泽东教育思想中包含着大量丰富而有待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深入挖掘的合理内核，其独特的价值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有着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许多重要观点正是我们今天为之努力的方向。本着对国家、民族负责的态度，科学分析和深入研究毛泽东建国后的教育思想，是我们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本文试图在这方面做一个初步的探讨，以期对我们今天的教育和社会发展有所借鉴、有所启迪，也借此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献上一朵瑰丽的小花。

　　引言　作为教育家的毛泽东和他的教育思想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在他研究当代中国的一本著作中，曾以一个外国学者的眼光和独到的视角比较客观地评价了建国后“毛泽东时代”取得的巨大成就。在谈到那一时期的教育时，作者写道：“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的大部分人口是文盲的状况变成了大部分人识字。在农村差不多普及了小学教育，在城市几乎普及了中等教育，而且在城乡皆开创了成人教育和在职教育规划。”当然，作者这里并非全面论述当时中国的教育，只是把它作为毛泽东时代遗产的一部分一带而过。但是，仅从这寥寥数语中，我们不难看出建国近三十年毛泽东引领中国教育取得的辉煌成就。

　　 从历史的角度考察，20世纪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值得大书特书的100年。1949年，经过了28年的艰苦奋斗，中国共产党终于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从此，饱受帝国主义蹂躏和战乱之苦的中国人民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理论，如同整个毛泽东思想一样，毛泽东教育思想正是在建国后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毛泽东本人对教育问题的一系列深入思考而形成、发展起来的，它一方面与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的教育思想相衔接，另一方面又在新的伟大实践中获得了空前的丰富和发展，并在事实上形成了完整的科学体系。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为政治领袖的毛泽东试图对中国人的精神、思想和综合素质进行全面改造所做的努力，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毛泽东对旧的教育思想长期反思和科学批判的产物，更是毛泽东致力于人的改造的产物。

　　 20世纪30年代曾以《西行漫记》最早向西方介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新中国成立后曾三次访华。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最后一次接见斯诺时，谈到了作为“教师”的自己，他说，“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Teacher，GreatLeader，GreatSupremeCommander，Great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基于此，斯诺认为，毛泽东在某种意义上只把自己的一生当成一名“教师”。的确，客观地看，毛泽东虽然首先是一位政治家、革命家，但他同时也是一位真正的教育理论家和教育实践家。

　　 从历史演进历程看，中华民族曾经有着非常辉煌的历史，但是到了近代，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终于走到了尽头，成为了制约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障碍，使得中国成为了任人宰割的羔羊。毛泽东改变了中国被西方列强奴役压迫的命运，但可贵的是，与当时的其他领导人相比，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在他看来，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虽然已经在中国大地上不复存在，新的社会制度已经建立起来，然而形形色色的封建思想和意识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束缚着新中国更快地向前发展。从这一点上说，求得政治、经济、社会的解放是容易的，更重要的是改变人的思想和精神。所以，他不仅要打碎看得见的社会统治的枷锁，更致力于打碎看不见的人们思想和精神上的枷锁，实现亿万中国人精神的觉醒和解放。而教育恰恰是改造人的思想和灵魂、对民族精神进行重塑的一种最重要的手段。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毛泽东把自己看成是一名“教师”——一名改造人的思想、灵魂和精神的教师。

　　 一　在教育与政治的关系上，强调教育的政治和社会教化功能

　　 作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领袖，毛泽东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都是与国家的全局工作相联系，与政治相联系，这就决定了他必然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把教育放到全国整体工作中去考虑、考察、评判，而较少单纯就教育论教育，这是他作为革命领袖与一般教育家最主要的一个区别。毛泽东认为，相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其彻底巩固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其间始终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所以，意识形态领域、精神领域的争夺将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教育界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重要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必然会去占领。因此，他不仅高度重视教育，把教育看成与资产阶级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阵地，而且突出强调教育的政治和社会教化功能，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培养具有社会主义觉悟和坚定政治立场、政治信念的劳动者和接班人。

　　 国外有学者认为，毛泽东教育思想的核心就是实现人的转化。这话不无道理。实现由几千年封建制度下的依附性的人转变为自觉的、独立的人，其前提是精神和思想的转变。毛泽东认为教育恰恰在完成这种转变、培养造就无产阶级新人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此，他一生致力于人的改造，致力于培养不迷信权威、具有独立精神和反抗意识的人。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看，他的教育理想是为他的社会理想服务的，甚至其教育理想在某种程度上就等同于他的社会理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教育，突出政治和社会教化功能，也就成为了顺理成章的必然要求。为强化这种认识，毛泽东在1957年2月27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说，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他要求学校尤其是高等院校要对学生进行马列主义教育，进行为人民服务的教育，进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1958年他在一次讲话中强调：“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更进一步将“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列为了党的教育工作的方针。到了“文革”中，毛泽东更明确提出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强调学生应该多参加社会政治活动，不能死读书，不能做书呆子。

　　 为落实“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毛泽东提出要将学校建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强调各级各类学校都要服从无产阶级政治的需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最重要的教育内容，解决好跟谁走的问题。

　　 党的教育方针能否真正贯彻落实，领导干部是关键。为此，毛泽东1957年3月7日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讲话，要求全党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要抓政治思想教育。他说，“要加强学校政治思想教育，每省要有一位宣传部长、一位教育厅长亲自抓这项工作。”“党委应当指导青年的思想，指导教师的思想。为什么县委书记一年内不能找中、小学校长谈一两次话，开一两次会呢?最近中央要发指示把这件事情讲一讲。这件事情，省、地、县三级第一书记要管一管，书记不管，宣传部长就很难管。上半年管三四天，下半年管三四天，一年管七八天就够了。要责成省委、地委、县委书记管思想工作，管报纸、学校、文学艺术和广播”。

　　二　在教育与党的领导问题上，强调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权

　　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没有超越阶级的教育，也没有不带阶级色彩的教育。关于这一点，1958年8月毛泽东在《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一文中说的非常明确：“就教育史的主要侧面说来，几千年来的教育，确是剥削阶级手中的工具，而社会主义教育乃是工人阶级手中的工具”。他认为教育的领导权掌握在谁的手中是决定教育性质的核心问题，是决定教育培养什么人，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成为了国家的主人，教育作为工人阶级手中的工具，自然必须由工人阶级通过其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来领导，领导权必须牢牢掌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手中，这样才能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受教育的权利。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这既是经过长期革命教育的实践形成的，又是经过长期革命教育实践检验得出的一条真理，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明确强调：“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进一步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 。

　　 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主要是通过制定教育方针、政策，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进行领导。加强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在一切教学中贯穿思想教育的原则，教育青年学生树立坚定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是加强党对教育工作领导的必然要求。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大家搞业务，搞事务，什么经济事务，文教事务，国防事务，党的事务，不搞政治思想工作，那就很危险”。毛泽东认为，高等院校应抓住三个东西，其中第一位的就是加强党委领导。他要求省、地、县委三级第一书记要管教育，不管教育的现象是不能容许的。各级各类学校必须切实纠正忽视政治思想教育的倾向，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 。

　　 三　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的关系上：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贯穿了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始终。建国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就对这一问题有过明确阐述，建国后他对这个问题更加重视，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是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必然选择和有效途径。1957年3月12日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说，“许多东西单从书本上学是不成的，要向生产者学习，向工人学习，向农民学习”。在1958年的一次讲话中和在视察天津大学时，他更明确提出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彻底打破教育和生产劳动相互分离的局面，缩小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造就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毛泽东强调，“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增长才干，而不是为了读书而读书，要把书本上学到的理论运用到实际工作生活中去，解决实际问题。

　　 关于怎样实现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的设想。一是学校可以办工厂、农场。1958年1月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写道：“一切中等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凡是可能的，一律试办工厂或者农场，进行生产，做到自给或者半自给。……一切高等工业学校的可以进行生产的实验室和附属工场，除了保证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需要以外，都应当尽可能地进行生产。……一切农业学校除了在自己的农场进行生产，还可以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农村里的中小学，都要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合同，……大学和城市里的中等学校，在可能条件下，可以由几个学校联合设立附属工厂或者作坊，也可以同工厂、工地或者服务行业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一切有土地的大中小学，应当设立附属农场；没有土地而邻近郊区的学校，可以到农业合作社参加劳动。”至于农业大学，不要办在城里，应该办在农村，这样可以促进师生和农业、农村、农民相结合，深入农业一线，深入农村实际，走与农民、与农业相结合的道路，使学生在农业建设一线锻炼成长为既有理论知识、更有实践能力的新型人才。

　　 二是学生可以实行半工半读，师生在完成教学和学习任务的同时参加生产劳动，到工厂、农场、
农业合作社去，与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接受实践锻炼。他认为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使师生了解工农业生产，改变轻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的观念，另一方面还可以进行勤工俭学，做到自力更生，解决一部分或大部分办学经费，减轻国家负担。同时，党、政、民（工、青、妇）、机关、工厂、农场也可以办半工半农性质的学校，提高这些人的文化素质。

　　 三是考虑从课程设置上解决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提出开设生产劳动与技术课程。他要求“办农村需要的中学，中学里面增加一点农业课程”，“应当增加一些地方乡土教材。”1966年，毛泽东又提出学生不但要学普通文化课程，还要学习工业、农业、军事等方面的课程。
四是提出了“劳动一段，学习一段”的观点，要求青年学生高中毕业后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 。并要求对中学毕业直接升学的制度进行改革，提议“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上述毛泽东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是对中国教育改革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高，为建国后教育事业克服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脱节的弊端，也为我们当前培养具有实践精神和动手能力的人才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四　在教育目的上，强调受教育者的全面发展

　　 毛泽东非常重视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曾多次予以强调。1957年2月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58年8月他又在审阅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文教小组组长陆定一呈送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时，就青年学生的全面发展问题特别加写了两段文字：“儿童时期需要发展身体，这种发展要是健全的。儿童时期需要发展共产主义的情操、风格和集体英雄主义的气概，就是我们时代的德育。”“我们所主张的全面发展，是要使学生得到比较完全的和比较广博的知识，发展健全的身体，发展共产主义的道德”。

　　 具体到德、智、体三者的关系，毛泽东认为，思想和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生命线，是完成技术工作的保证，但必须寓于教育活动中去；掌握专业技术知识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须要求。学校作为传授知识，提高人们文化素质的重要阵地，要大力普及文化知识，扫除文盲。他要求“人人都要努力学习。有条件的要努力学技术，学业务，学理论”。在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上，强调必须批判两种错误倾向，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说：“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 “政治家要懂些业务。懂得太多有困难，懂得太少也不行，一定要懂一些。不懂得实际的是假红，是空头政治家。要把政治和技术结合起来”。身体条件是基础，是人全面发展的物质前提，在人的全面发展中占着重要的地位。针对解放初对学生健康重视不够的偏向，毛泽东于1951年提出了“健康第一”的口号。

　　 1953年6月30日他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讲话强调“青年时期是长身体的时期，如果对青年长身体不重视，那很危险。……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娱乐、休息、睡眠，这两方面要充分兼顾”，并向全国青年发出了“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号召。针对青年学生的特点，毛泽东要求他们生动活泼地发展，而不是僵化被动的发展，他说：“青年人就是要多玩一点，要多娱乐一点，要蹦蹦跳跳，不然他们就不高兴”。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从本质上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理论可能和现实条件。毛泽东关于德智体必须全面发展的观点，已作为我国教育长期坚持的一条指导方针，为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已经并将继续发挥积极的指导作用。

　　五　在教育对象上，强调受教育权的平等

　　 毛泽东的一生是不断革命、不断进取、不断超越自我、甚至不惜为了实现新的理想而否定自我的一生，是真正与时俱进的一生。在国内外一些人、甚至一些专家学者的眼里，毛泽东无疑是个坚持自己独一无二领导地位不容动摇的人，但他们忽略了另外一点，毛泽东同时还是一个坚持“六亿神州尽舜尧”的人，是第一个喊出“人民万岁”的人。毛泽东的身体里始终流淌着中国人民的普遍感情，他将新生的政权定名为“人民共和国”，在国体上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在政体上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将党的宗旨明确概括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他的社会理想，向世人表明他追求的是全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民主、平等、自由。在教育观上也是如此，追求受教育权的平等是毛泽东教育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始终倾力关注和致力于解决的一个问题。具体来说，毛泽东关于教育平等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办学模式可以多样化。就是说不仅要办正规的小学、中学、大学，也要办各种业余的小学、中学、大学，不仅要办普通学校，也要办职业技术学校，不仅要办全日制学校，也要办各种半工半读学校。1957年3月7日，他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谈到农村学校建设时，强调办戴帽中学（即小学增设初中班）是一种好办法，“中学办在农村是先进经验，农民子弟可以就近上学，毕业后可以回家生产。”针对有人担心这样做可能影响教学质量的问题，他说，“如果说教师比较差，可以从好的中学抽调一部分来支援，抽肥补瘦，抽多补少。”并明确指出此举的目的是要“解决农民子女就近读中学的问题，唱戏也还有草台班子嘛。在农村，教育要强调普及，不要强调提高，不要过分强调质量。”他认为，“这些学校主要是解决农民生产劳动中需要的知识，……戴帽中学的这个帽子不要摘掉，有条件的要多戴一点，学校应该分散在农村里头，摘掉是不好的”。他还提出要调整助学金，强调在农民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使百分之七八十的农家子女能享受助学金，帮助农民解决一些困难。并强调助学金应按照学生困难情况发给，不能作为奖学金的性质。正是由于这种近乎于行政命令的做法，使得毛泽东在建国后不长的时间内，在一个一穷二白、文盲充斥的国度，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建立起了通过各种方式普遍接受教育的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

　　 二是办学体制可以多样化。主要是可以采取公办、民办相结合，政府办学和集体、工矿、社队办学相结合等办法。1953年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教育，决定：“允许小学民办，不限定几年，能办几年就办几年。不可能把小学都办成一样，不可能整齐划一，不应过份强调正规化，农村小学可分三类：中心小学、不正规的小学和速成小学。农村小学应便于农民子女上学。应允许那些私塾式、改良式、不正规的小学存在。”1957年他在七省市教育厅（局）长座谈会上，就社办民办学校以及厂矿办学问题，提出：“有条件的，应该允许办”，并表示同意厂矿、企业、机关办学。同年3月7日他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再次谈到办学体制多样化的问题，询问各省私立中学的情况，并说“私立中学还是可以办的，办了之后政府不要去接收。私人办了，又被接收，私人办学的积极性就高不起来了”。“为了解决高小毕业生升学紧张的问题，中学招生可以增加一些。小学也同时增加一些学生。社办和民办的问题，有条件的都可以办，但不好下命令。”此后，他1958年在天津视察时、1961年7月写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信中都提出了工厂、党政军民办学的主张。

　　 可以说，毛泽东通过实践自己教育平等的思想，初步涤荡和摧毁了封建文化思想的根基，实现了建国以来人民当家作主的第二次飞跃，在中国历史上开启了普通民众广泛学习文化知识、积极参与国家建设、行使参政议政和监督权利的先河，使广大人民不仅从社会意义上而且从文化上、精神上和思想意义上站了起来。虽然不可避免地有些操之过急和矫枉过正，但追求社会平等、破除迷信、打破权威、做自己的主人，这一切教育实践活动，毕竟使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中国人初步树立起了民主、平等的觉醒意识，为中国这个具有2000多年封建传统的国家最终在思想和精神实质上完成由封建主义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创造了条件，对建国后我国社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结语　光耀万世的教育实践者

　　 巨人已经远去，毛泽东为20世纪中国教育和社会发展的现代化留下了极其丰富极其宝贵的精神遗产。相对于博大精深的毛泽东教育思想本身来说，可以确定无疑的是，目前我们的研究还是相当肤浅相当片面的。关于这一点，随着那个时代的远去和研究的深入会看得越来越清晰。正如有的同志所言，毛泽东已被作为一个伟大的实践解放者而载入史册，同样，他也必将被作为一个伟大的精神解放者而光耀万世，这对作为教育实践者的毛泽东也许是一个比较恰当的评语。今天，深入分析和研究建国后的毛泽东教育思想，对我们科学构建21世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促进三个文明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主要参考文献：

1、《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毛泽东文集》（6—8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2、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4、《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5、[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作者简介：王红升，男，汉族，讲师，邯郸师范专科学校党政办公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