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向东：毛泽东主张教授治校

——读《毛泽东传》有感之三

（一）

1957年4月4日至6日，毛泽东同志在杭州召开四省一市党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了解《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传达以后，党内外人们的反映。会上，福建省委宣传部部长许彧青说：“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批评我们的大学有三个缺点：（一）行政机构太大，工作效率太小；（二）用领导机关工作的办法来领导学校；（三）党员干部水平不高，党员的优越性在大学里看不出来。”毛泽东接过话题说：“是嘛，在大学里我们就是没有优越性嘛。要把接管大学的人调出来。要真正配备一个队伍，包括中学在内。我们有些同志靠摆架子，不摆又没有办法。没学问，要做官，就要摆架子，吓唬人。大学中原来去的干部只留下一部分，留下有用的部分，主要靠重新配备队伍，办法是把教授吸收入党，……不然外行不能领导内行”（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第66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同年4月30日，毛泽东同志在北京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民主人士只有职而无权无责”问题时，他问北大校长马寅初：“你那里怎么样？” 马寅初答：“是不够的。” 毛泽东又问：“他们要不要你管？” 马寅初答：“矛盾是有的。” 毛泽东见马寅初讲得很委婉，便直截了当地把问题挑明：“你讲话不彻底，矛盾存在，敷衍过去不能解决。” 毛泽东又问了一些情况后继续说：“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两个组织，一个校务委员会管行政，一个教授会议管教学。这个问题要研究。由邓小平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学社等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同上书，第671——672页）

从上述史料看，毛泽东确实曾主张教授治校，并且多次指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计划地在教授中、在高校教师中培养入党积极分子，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壮大党员队伍。那么，毛泽东教授治校的主张为什么没有实现呢？这就是：由于少数右派分子对党的猖狂进攻，随着国际国内政治斗争的复杂多变，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形势做出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导致后来采取了一系列左的政策。

（二）

大学和教授治校都是从西方国家传入的舶来品。教授治校源于1180年成立的巴黎大学的管理理念。后来在德国的大学中形成完备的教授治校模式，为各国大学所效仿，成为大学管理的基本模式。教授治校是相对于学生治校、官僚治校而言的，其基本含义是教授在大学的决策与管理中起决定性或主导性作用，学校的行政机构起服务与辅助作用。

为什么要教授治校？

首先，教授治校是由大学的性质和使命决定的。大学具有科研机构和教育机构双重性质。作为科研机构，大学是探究知识、发现知识、积累知识、传承知识、更新知识、追求真理的场所，是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技术创新的基地，是思想解放、观念更新、理论创新的先锋。作为教育机构，大学是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熔炉。如果说，工厂、农场是“生产”物质文明的部门的话，那么，大学就是“生产”精神文明的部门。大学的使命是探求真理、培养人才、造福人类。在大学里，理应知识最深厚、学术水平最高者拥有最高的发言权、决策权，教授治校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其次，教授治校是学术自由的需要。关于学术自由的含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1915年，在约翰·杜威等人的领导下，大学教师们在纽约集会并成立了“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发表了《1915年宣言》。该宣言宣布了学术自由的主要原则：“教授作为教师和学者有权自由发表言论；除非不称职或有道德缺陷，教师的职位必须得到保证；教授受处分前有申诉的权利”。1957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在处理相关案件时，发表了对学术自由的看法：“大学的四大自由是：基于学术自由，决定谁来教，教什么，怎么教，以及谁可以入学。”笔者认为，学术自由是由大学的性质决定的，大学作为探索知识、探求真理的场所，必须学术自由。从法理上看，学术自由是言论自由、科研自由、艺术自由等宪法权利的具体体现，大学教师研究什么、怎么研究、在哪发表、如何使用研究成果等等，均由自己作主；从地位上看，在大学里应当学术至上、学术本位，学术权力应当高于行政权力，行政机构及人员应当服从和服务于学术活动；从方针、方法、氛围上看，学术自由表现为各种学派、各种观点、各种学说和谐共处、自由竞争、自由批评、学术民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海纳百川；从治学态度上看，学术自由体现在坚持科学精神、百折不挠的意志、严谨治学、淡泊名利。教授是学术研究的主角，自然应当成为大学管理的主导。

再次，教授治校是大学自治使然。大学自治是指教授、学者对自己所任职的大学，通过教授会等形式，行使管理权的制度。此概念告诉我们，大学自治与教授治校是本质同一的两个侧面。大学自治有如下含义：第一，大学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特殊群体。它不是政府、任何团体或个人的附属物或附庸，换句话说，大学没有所有者，它只属于它自己（[美]翰瑞·罗斯韦思凯《美国校园文化：学生·教授·管理》（中译本），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二，大学在与外界交往中，必须保持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和学术中立，不为任何经济、政治势力所左右或控制。第三，大学以自己的方式承担社会责任，而不是以别人制定的方式（[美]德瑞克·波克《走出象牙塔》（中译本），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三）

大学制度和教授治校是19世纪末传入中国的。20世纪初，蔡元培任校长的北京大学和梅贻琦任校长的清华大学，教授治校都搞得非常成功。正是由于实行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北大、清华才吸引、涌现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一批大师、大家，培养了一批世界级的科学家；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北大才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发祥地，成为最早传播民主科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阵地，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活动基地。实际上，最早冲击教授治校，搞大学行政化的是上个世纪刚刚取得政权的国民党。

新中国成立后，我党在知识分子政策方面犯过左的错误，政府对高校管得过宽过细。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政府有关部门对学校主要是对高等学校统得过死，使学校缺乏应有的活力。”要扩大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学校中的党组织要从过去那种包揽一切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到加强党的建设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上来”。“要注意借鉴国外发展教育事业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尤其值得注意。……使我们的教育事业建立在当代世界文明成果的基础之上。”中央的决定很好，可惜没有认真落实。1998年人大常委会通过的《高等教育法》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完全是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比1985年的中央决定退步了。

2003年1月5日，教育部与北京大学举办了关于“教授治校”专题研讨会。会上反映，有些人对教授治校有认识上的误区：一是教授治校等于要取消党的领导；二是教授治校等于不讲政治；三是教授治校等于不重视管理（参见《教授治校研讨会》载“北大网站”2003年1月7日）。在这些人看来，教授治校是资本主义大学的专利，与社会主义大学无缘。他们宁可要官僚治校，也不要教授治校。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国高校里党管一切、官本位、衙门化的弊端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有日益严重之势。前些年，教育部等部门确定了以清华、北大为首的30多所副部级大学。近年来，在政府的直接干预下，高校合并升格成风。目前，我国的大学体制就是政治体制的影子或翻版：如果说政权机关是“党委有权、政府有钱、人大举手、政协发言”的话，那么，大学就是“书记管人、校长管钱、教代会举手、学术委发言。”大学行政化助长了教育腐败、学术腐败，将本应圣洁的学术殿堂变成了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官场，使千千万万的年轻知识分子弃学入仕、引向歧途；大学行政化使长官意志成为圣旨，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政绩工程泛滥，使我国高校质量与国外先进大学的差距日益拉大。（详见拙文《官校行政化管窥》、《关于高校建设的理性思考》）

教授治校不是那个人的偏好，而是大学诞生数百年、上千年来形成的一条客观规律。经济体制可以改革、试验，金融体制可以改革、试验，医疗体制可以改革、试验，为什么大学体制不可以改革、试验？

在激烈、残酷的国际竞争环境中，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靠什么？靠教育立国、科技兴国、人才强国。立国、兴国、强国的主阵地在大学，主力军是大学教授们，中国崛起、中华复兴不靠他们靠谁？不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谁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