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赤军：毛泽东“三结合”读书法

　　　毛泽东的读书方法，除具有普通读书人的特征外，更具伟人读书者的鲜明特征，学习、思考和运用这些特征，对每个读书人，尤其是对领导者来说是大有益处的。

　　一是读书与独立思考相结合。读书与独立思考相结合是毛泽东作为思想家的一个基本特征。古人云：“学而不思则罔”。纵观毛泽东的读书生涯，他既多读、勤读和熟读，又苦思、深思和精思，从不人云亦云，而是特别注重结合实际进行独立思考，并不因某些著作是名人所写，就不问青红皂白，盲目从拜、轻易信仰。毛泽东常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早在青年时期，他在读《韩昌黎文集》时，凡是他认为有道理、文字好的地方，就圈圈点点，写上“此论颇精”、“此言甚合吾意”等批语。相反，他认为道理讲得不对、文字不好的地方，便打叉画杠，写上“不通”、“荒谬”等眉批。战争年代，毛泽东对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这部现代西方最著名的军事著作极感兴趣，在给予其充分肯定的同时，也对其中一些观点提出了相反的意见。新中国成立后，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毛泽东在阅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就大胆地提出了与斯大林不同的观点。同时在阅读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唯物辩证法》一书时还写下了“不必抄斯大林”的批注。他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独立思考，突破了斯大林的某些模式，对中国的经济建设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正是由于毛泽东的这种读书与独立思考相结合的方法，才使得他不断地从读书中获得了解决实际问题的思路和借鉴，从而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找到了一条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这正是他同其它教条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

　　二是读书与现实需要相结合。读书与现实需要相结合是毛泽东作为革命家的一个主要特征。把毛泽东读书与他的革命实践联系起来考察就不难发现，当他反复读到或提到某本书，都是为了某种现实需要，想从读书中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为现实斗争服务。如对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这本书，毛泽东就分别在不同的时期，根据不同的现实需要进行过多次研读。早在延安时，毛泽东在全面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通过认真研读《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就提出了比较系统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又多次重读《国家与革命》，50年代后期，他特别注重对书中论述的国家消亡、阶级斗争、所有制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差别等问题进行重点研读，并在书中密密麻麻地画各种标志，同时将它付诸行动，运用于不同的社会实践领域。60年代他又特别注意研读了书中有关“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等章节。《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对毛泽东有着很深刻的影响，在其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每每遇到重大问题，他都会主动地棒起这些书，从中发掘对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启示。还有在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毛泽东曾多次提到《东周列国志》这本书，并向其他领导同志推荐。他在关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东周列国志》值得读一下。这本书写了很多国内斗争和国外斗争的故事，讲了很多颠覆敌对国家的故事。这是当时社会的剧烈变化在上层建筑方面的反映。”1961年3月，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时又提到《东周列国志》，说：“那上面的颠覆活动可多啦。”在这里，毛泽东不断使用“颠覆”这个提法，这同他当时对国内状况和国际形势的认识和看法是分不开的。这是因为当时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国际的斗争形势，不得不使毛泽东更多地考虑的是如何防止中国被帝国主义颠覆、防止中国自身变修的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实践证明，毛泽东是具有革命家的敏锐性和战略眼光的。

　　三是读书与实施领导相结合。读书与实施领导相结合是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一个核心特征。毛泽东作为一名领袖人物，其读书决不是一个普通读书人的自得其乐

，而是把读书当成一种领导方法、手段和目的。在这方面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就是毛泽东将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作为延安整风的主要文件之一。《甲申三百年祭》发表，正值延安整风时期，当毛泽东读到这篇文章时，立即引起了高度重视，他以政治家的敏锐眼光，深知此文在当时背景下的现实作用和深远意见。对此，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甲申三百年祭》先是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全文连载，随后中共中央宣传部与军委总政治部又联合向全党发出通知，要求认真学习这篇文章，并列为整风文件。这对于全党在思想上团结一致，既不失时机地以全力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又切切实实地作好对国民党反动派针锋相对的斗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打下牢固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还有晚年他对《水浒》的议论，也曾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评《水浒传》运动。总之，毛泽东这种将个人的读书活动与社会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形成一种社会化的实践活动，正是伟人毛泽东读书的非常之处与高明之处。

注：参考书目《听毛泽东讲古今故事》、《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等（红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