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应当包括毛泽东思想

有的同志在解读这个问题时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不包括毛泽东思想。而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应当包括毛泽东思想。理由是：

第一，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概括，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毛泽东开始的。我们都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的结合，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这是全党的共识。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推毛泽东。毛泽东一贯提倡理论联系实际，早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就指出：“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第2卷第534页）不仅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带有“中国特性”，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而且，他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带有“中国特性”：他不是像马、恩所说和列宁所做的那样，对资产者实行武力剥夺；而是对官僚资本实行强制没收，对民族资本实行和平赎买，对个经济实行合作化，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带有“中国特性”。社会主义建设，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还包括党是建设。而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各方面都带有“中国特性”：

——在经济建设方面，毛泽东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早在建国前夕，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提出：进城以后，要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城市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并为这个中心服务的。”（第4卷第1428页）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毛泽东反复强调这一 思想。1957年2月，他在《正处》报告中说：“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第5卷第377页）1958年1月，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指出：“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并列出包括“工业工作”和“农业工作”在内的14项内容，在“工业工作”和“农业工作”中，又各列出14项内容，并强调指出，“从今年起”，“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技术革命上去。”（《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45、351页）1959年10月，他在接见拉美十七国共产党代表团时还说：“前八年我们精力放在革命上，为社会主义建设扫清道路，……今后十年或二十年内，主要精力放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见石仲泉：《艰辛的开拓》一文第二部分）即使是在1962年9月下旬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强调抓阶级斗争的同时，也没忘记经济建设。他指出：“这次传达要注意，各地、各部门要把经济工作放在第一位”“阶级斗争不要放在突出的地位”。1963年9月，他在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稿上增写：“如果不在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8—849页）这些都说明，毛泽东在思想理论上是明确的：夺取政权以后，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必须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去，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些思想他几乎年年讲。

毛泽东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模式有自己的特色，既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模式，也不同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斯大林不承认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有调节社会生产的作用，而毛泽东认为：“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见石仲泉：《艰辛的开拓》一文第二部分），“价值法则是一个大学校”（《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34页）；斯大林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而毛泽东则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工农业同时并举，工农业的顺序排列是农、轻、重，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0页）；斯大林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矛盾，而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而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就是不断改革，事实上，毛泽东也领导我国在各方面进行了初步改革。这就是说，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而是一个不断改革的社会。

毛泽东还主张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上要对外开放。早在1936年、37年、49年，毛泽东就多次提出中国革命成功后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投资，要同外国人做生意，既要同社会主义国家做生意，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建国后，他把对外开放的方针付诸实践，首先同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开展经济合作与交流。在西方国家对我进行封锁，后来苏联政府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的情况下，1961年2月，毛泽东向来访的法国参议员密特朗做工作，对他说：中法虽然没有外交关系，但人民往来和贸易关系还是可以进行的。（见郑谦主编：《毛泽东与邓小平》第295页，湖南出版社）并于1964年1月同法国建立了外交关系。70年代初，他又通过乒乓外交打破封锁，先后同包括美国在内的一系列西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进行政治、经济、技术、文化交往。毛泽东不仅提出经济上要对外开放，而且要全方位开放，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到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要照办”（《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5、286页）。他还指出：“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织中国的帽子。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51、752页）这不仅告诉我们要对外开放，而且告诉我们怎么开放。

因此可以说：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以发展经济、提高社会生产力为其“根本任务”的社会，是一个改革开放的社会。由于复杂的国际环境，以及对国内政治形势过于严重的估计，因而他在实践上始终未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改革开放的程度也不高，但他关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不能否定的。

——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更带有中国特性，表现在：我们的国体，不是像苏联那样，实行“不与任何人分掌”权力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只要是人民，就享有民主，参与专政；在国家结构形式上，不是像苏联那样实行联邦制，而是实行中央政府统一施政的单一制；在政治制度上，不是实行苏维埃制和两院制，而是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和政治协商制；在政党关系上，不是实行一党制，而是实行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制；在民族关系上，不实行民族自决，而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企业管理体制上，不是实行一长制，而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技术人员、工人、干部“三结合”等等。

——在文化建设方面，毛泽东一贯强调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认为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倡导以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道德建设；提倡克己奉公、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埋头苦干，艰苦奋斗，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反对形形色色的剥削阶级思想；提倡实事求是，讲真话，反对说假话，虚报浮夸，弄虚作假；提倡密切联系群众，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毛泽东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教育、科学和文化、卫生事业，不断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增强人民体质。

——在社会建设方面，毛泽东创立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强调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对于人民内部的思想认识问题，要用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通过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对犯了错误的同志，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反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要多做矛盾转化工作，不要激化矛盾；在物质利益上，要兼顾中央和地方、集体和个人的利益，不能只顾一头，在分配上，要按劳分配，略有差别，反对贫富悬殊；要统筹兼顾，“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汉族和少数民族，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要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6—457页、288页）总之，毛泽东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各方面协调发展、各种关系融洽的社会，用今天的话来讲，要建设成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

此外，毛泽东思想在党的建设方面，关于为什么要建设党，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都有一系列的论述，对此，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历史决议》作了充分的肯定。

上述这些具有“中国特性”的社会主义理论，虽然有的方面贯彻得不太好，理论与实践有些脱节，但理论本身是正确的；我们不能因为实践中有所欠缺，就否定理论本身。

“中国特性”和“中国特色”是同义词。因此可以说，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是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而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当然，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在几十年后的今天看来，有不完善、不全面的地方，这是很自然的，符合人的认识规律。恩格斯说过：“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0卷第585页）。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也说过：人的认识总要受到限制，“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第1卷第294页）三、四十年前，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方面的矛盾尚未表现出来或表现不充分，社会主义发展“过程的方面及其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因而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我们全党，对社会主义的特点和规律也就不可能充分认识。我们不能要求毛泽东在几十年前的认识同今天我们党的认识完全一致；否则，就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因此，我们就不能因为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不太完善，就把她排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外。

第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继承。现在人们一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邓小平首创的。可是邓小平不这样认为。他说：“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0页）事实的确如此。这里有两个例证：

一是，邓小平把毛泽东提出而未实行的“新经济政策”给实现了。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后期，由于要求过急，工作过粗，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因而不利于城乡交流和人民生活。于是，社会主义改造后不久，上海的个体工商户就有所发展，并出现了较大的手工业工场，人们称之为“地下商店”“地下工厂”。毛泽东1956年12月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中提出：“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的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裤腿一长一短，扣子没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上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人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170页）毛泽东这里说的“资本主义”不是自由资本主义，而是国家资本主义。毛泽东虽然提出了“新经济政策”，但是没有做；而邓小平给做起来了，并做得很好，而且还有发展，制定了具体政策，把毛泽东提出的那些“新经济政策”都实现了。

二是，把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划分阶段的思想给完善了。毛泽东在1957年7月指出：我国只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还为建成，“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2页）就是说，要经过10—15年，才能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农业基础，建成社会主义。在吸取1958年“左”的教训后，1960年春，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对社会主义建设长期性的认识有所发展，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个阶段比前一个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6页）“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需要历时多长时间呢？1961年毛泽东作了回答。他在接见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时，对社会主义建设长期性的认识，又有所发展，指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原因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7、828页）可惜，对于这些认识，毛泽东后来没有坚持。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准确地、完整地”“恢复”了毛泽东这些正确的思想，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予以系统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并依据毛泽东对“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所需时间的设想，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这两点，是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典型表现，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大贡献。

由于邓小平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原来尚未充分暴露的社会主义发展“客观过程的方面及其本质”已暴露出来，因而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面及其本质，认识更加全面和深刻，因而他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也就更加全面而具体，更加符合我国的实际，但如邓小平所说，“基本点还是那些”。这就说明，邓小平理论同毛泽东思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本一致，没有质的区别。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以毛泽东逝世为界限，只将邓小平理论划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把毛泽东思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排除出去。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正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不能同邓小平理论截然分开一样。

第三，毛泽东思想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有现实指导意义。

有的人之所以把毛泽东思想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剔除出去，大概是认为，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理论，而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毛泽东思想已经失去现实意义。这种认识显然是错误的。其理由有三：

一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要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毛泽东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延续和发展，它们没有质的区别，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不能把它们视为有质的不同的两个事物；因而，也就不能把毛泽东思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同现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视为两个本质不同的理论，从而把它们割裂开来。

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任何性质的市场经济，而是同社会主义制度紧密联系的市场经济，它具有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不能离脱社会主义而存在。因此，它必须受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基本原则的指导和支配。否则，它就会偏离方向，走上邪路，不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毛泽东思想关于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的思想，关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关于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一切向人民负责的思想，关于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关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思想，关于“勤俭建国”，“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的思想，关于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办事“认真”，反对弄虚作假、阳奉阴违、惟利是图的思想，关于顾全大局、遵守纪律的思想，关于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思想，关于公平、公正的思想等等，不但是发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指导思想，也是、而且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我们现在社会上出现的一些有损于社会主义形象的种种歪风邪气和消极腐败现象，正是把毛泽东思想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结果，是背离毛泽东思想的结果。

三是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显出了无比强大的威力。无数事实证明，毛泽东思想并没有“过时”，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仍有伟大的指导作用。我们现在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毛泽东思想。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南街村集团和晶牛集团。他们一个是农业，一个是工业，一个在河南，一个在河北。它们都是靠毛泽东思想发展起来的。

河南省临颍县南街村原是一个贫穷落后的村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们走过一段曲折的路，生产衰落，人心涣散，群众生活贫困。从1984年起，王宏彬从工厂回村当党支部书记（现南街村集团党委书记），他带领党支部一班人和村民骨干，大学毛主席著作和邓小平文选，大唱革命歌曲，大学雷锋；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干部、教育群众、整顿组织；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共产主义理想，变原来村办企业的个人承包为集体经营，走集体化道路，发展集体经济；“坚持外圆闯商海，严守内方治南街”，管企业以人为本，抓生产思想领先，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在分配上实行低工资，高福利。就这样，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产值连年番翻，在短短十几年间，由玩“泥蛋”、“面蛋”起家，发展为集工业、农业、商贸、旅游、观光于一体的、拥有近30个企业、十几亿元固定资产、年产值近20亿元、员工达1．2万多人的集团公司、国家大一企业，其产品70余种，畅销全国和许多国家。现在的南街村，已是没有工农差别、城乡差别的现代化的新农村和整洁优美的“小城市”；村民所需的包括设备齐全的住房在内的一切较高标准的基本生活资料，均由集体无偿供给，村民治病的所有费用，由集体报销；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所需的一切费用，均有集体承担；老年人在敬老院过着幸福的晚年；这个村秩序良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从未发生重大治安案件。他们提出要设“共产主义小社区”。凡去过南街的人们都羡慕这块“净土”。包括美、英、德、法等十几个国家的新闻记者和数以百万计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群众和解放军战士，慕名前去采访、考察、学习、参观，无不交口称赞。这充分说明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巨大威力。

总部设在北京的中国晶牛集团的快速成长与辉煌成就，则是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工业战线发挥威力的又一明证。中国晶牛集团的前身是河北省邢台市的一家普通玻璃厂。1992年前，这个企业不景气，人心涣散，消极现象和犯罪行为频频发生，因违法犯罪而被判处刑罚的，占占全厂职工总数的3﹒5%；企业亏损累计1730万元，潜亏600万元，外欠1500万元，负债4600万元，负债率达100%。1992年后，王长林担任这个厂的厂长、党委书记，他带领厂党政领导班子，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着眼于改造世界观，重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仰，将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民族的优秀文化与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有机结合起来，提炼出一套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企业文化，成立毛泽东思想研究会，建立全世界第一家毛泽东思想网站；确立了“弘扬毛泽东思想，用足政策法规，探索现代企业制度”的晶牛之魂，形成了“以人民为本，铸社会主义文化”的企业宗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不能变，共产主义的方向不能变，工人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的地位不能变，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能变”的企业发展原则，实行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探索创新育人的新机制，打造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建立反腐防变的长效机制。从而解决了为什么办企业、用什么思想指导办企业、依靠谁办企业、怎样办企业、办成什么样的企业等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从而充分调动了全体员工的自觉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所以，在短短的十二年间，使邢台玻璃厂由一个资不抵债、濒临破产的企业，一跃而成为一个居世界同行业前列的跨国公司，世界建筑玻璃制品500强中国入选第一名，在中国玻璃行业中独占鳌头。这个集团已在国内外建立起六大生产基地，拥有固定资产14个亿，12年为国家上缴利、税、费累计达6﹒23亿，是全世界唯一同时拥有高强工业微晶、多彩建筑微晶、防火电子微晶、透明航天微晶玻璃生产技术的企业，荣膺“中国微晶玻璃行业第一品牌”。晶牛集团年产能达1200万重箱，行销96个国家和地区，被誉为“中国对外贸易最具影响力企业”。与晶牛集团夺取一个个耀眼光环的同时，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晶牛集团董事局主席王长林，也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在第三、四届中国管理论坛上连续被选为“中华管理英才”，而在第四届中国管理论坛上，王长林是唯一全票通过并当选的十大“中华管理英才”之一；美国加州管理大学授予他博士学位，并被聘为该校教授。

晶牛集团最近提出要乘胜前进，更上一层楼：按照胡锦涛总书记2003年12月26日提出的“两个任何”，即“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使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企业文化更加深入人心，进一步学习探索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把毛泽东思想与企业实践相嫁接；在未来5—10年内，在五大洲10个国家建立公司或代表处，在3个国家建立工厂生产基地，综合效益进入世界同行业前十名；如期或提前实现集团“一万双百亿”的目标；在国内外建立2—3个共产主义新社区，在社区内消灭私有制，人人平等，各尽所能，按需所取，晶牛员工吃、穿、住、行、生老病死全部免费。

晶牛集团的成就，除了晶牛集团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王长林信仰坚定、立党为公、廉洁自律、吃苦耐劳、关心同志、爱护干部、精心管理等个人因素之外，主要得益于晶牛集团弘扬毛泽东思想，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企业的工作。

以上充分证明：毛泽东思想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指导思想，因而她应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

把毛泽东思想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至少有两大好处：一是不致于使人们误以为毛泽东思想已经“过时”进而淡化甚至遗忘毛泽东思想，使毛泽东思想这份宝贵的精神遗产失去其灿烂的光辉，从而使我们党、国家和人民蒙受不可弥补的损失。二是使“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这提法更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