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均甫：关于中国领导干部队伍缺失的思考

－－学习毛主席《矛盾论》的体会

四十多年前，笔者在大学读哲学专业课时，初次读毛主席的《矛盾论》，现在回想起来，记忆犹新，除知道了一些辩证法的概念和原理以外，其他并没有多少令当时年轻无知的我有什么感慨。随着星斗转移，早已年过六旬的我，今年再读这篇经典著作时却被毛主席文章中的一段话深深吸引，并有一番思想的翻滚潮涌。

毛主席在举若干事例说明矛盾的普遍性时讲到：“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照实说，这段话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已经在人们的头脑中去掉了，因为惯于搞株连的不少能人说它与“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一脉相承的理论，既然如此，也就无人问津这段话了。但是国际和国内无法回避的事实，却又让人们深思着和审视着毛主席的那段不长的68个汉字。特别是把整整8年之后的1945年7月，毛主席在回答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率”问题以及从西柏坡向北京进发看作“赶考”，在文化大革命中间还明确指出“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是联系群众”的。这些话联系起来看的时候，更让人们看到了这位人民的领袖和导师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早把什么是党的先进性、干部的先进性表述得一眼看到底，他的教导从来都是那样让一个大字都不识的工人和农民一听心里就明白一听心里就亮堂。

一、毛主席去世后没几年，部分大人物陆续惊呼：领导干部在发生突变

1976年中华民族在沉痛中送别了缔造新中国的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就在悲哀的音符还停留在人们心灵中久久没有退去的时候，党内一些蛀虫就开始以各种“革命”面孔打扮自己。在拐弯抹角、指桑骂槐的闹剧中，以咒骂和否定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为己任各显身手，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的中共党内一批既得利益集团分子所然。由于是以“革命”正确而自居的面目出现的，而且官员和知识分子精英相结合，所以队伍雄壮且盘根错节，其势汹汹、锐不可当。其典型的表现之一就是以权谋私，侵呑国家、集体和他人财富，其生活作风则是专横霸道、欺压百姓、腐化堕落。凡是从苦难旧中国走过来的和从新中国成长起来的有良心道德的人，都感到震惊和纳闷：这到底是怎么啦？为什么毛主席一去世，这些蛀虫就敢于从上到下，毫不遮掩大摇大摆地出现了呢？善良的百姓除了震惊和纳闷，剩下的就是无力的焦躁和烦恼……

[陈云终于一针见血地说话了]

面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和高级领导干部出现的突变，陈云坐不住了。他在1980年惊呼：“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问题。”这位被毛、刘、周、朱在党的“八大”推到政治局常委席位上的老领导一眼看穿了领导干部突变的致命危害。遗憾的是，这位领导并没有见到党风能够扭转到新中国建国初期时那种好时期，就与人们长辞了。

[1986年1月邓小平也说话了]

在1986年1月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他在责令中央书记处要认真抓整顿风气时说：“就是这样下决心抓，也要奋斗至少十年，才能恢复到五十年代最好时期的党风和社会风气。”从他的这段话也可以看出，从毛主席离世尸骨未寒没几年，中国共产党内的蛀虫们就把党风和社会风气推到了共产党执政时期的最糟糕时代。所以邓小平在这次会议结束时也由衷地说：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事实上，十年之后邓小平作古了，他也没有看到毛主席在世时确立的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回归。

[坦率开朗、政清廉洁的胡耀邦总书记说话了]

在邓小平运作中华国锋离开了历史舞台，胡耀邦补了这个位置，并在这个位置上给中国人留下了几多抹不去的故事。他对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出现的劣性突变，更有自己清醒的认识。耐人寻味的是，他不但研究了高级干部中的劣性突变，而且还把与这些高干连结在一起的他们的子女们也研究了一番，足见其认真和深入。1986年9月23日下午4时，胡耀邦在中南海湖畔他的会客厅里同美国《华盛顿邮报》公司的董事长、美国新闻界负有盛名的凯瑟琳•格雷厄姆女士一行晤谈了两小时。席间，当客人问及怎么消除目前存在的干部和高干子女滥用职权、违法乱纪问题时，胡耀邦单刀直入地说：中国的高干子弟估计大概有十多万人，其中坏的占百分之一或二，也就是千人或两千人。他表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谁，违犯了法律都要依法治罪，高干子弟也不例外。

更引人注目的是，当客人问他：你作为中国今后的最高领导，可以提供什么样的领导素质时，胡耀邦爽快地说有两条：一是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应用到中国的具体实践上来。二是要求其他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办到的事情，首先应要求自己能率先办到。显然这第二条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甚至国人中的百姓都能说出个一二来。足见当时的这位总书记的决心是多么大了。他还对客人高兴地说：我相信，在明年我们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接班的问题能够得到更加完善的解决。显示出他今后会以更高涨的热情面对党内出现的劣性干部及其子弟。（以上引文见《瞭望》周刊1986年第42期）

历史不会有任何假设。又是那么耐人寻味，众所周知一个多月以后，胡耀邦被解职了。他的思想化为乌有，党内劣性领导干部的腐败，日益激起了人民的愤怒，惩治腐败、惩治官倒的浪潮在炎黄子孙心坎里涌动。1989年终于出现了一场用嘴说不清、用字没法写的风波，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重的记号……

[工人阶级出身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同志说话了]

1989年的风波过后，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些官员口里和下达的文件中，确有号召反腐败的内容。但令人不解的是党内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腐败程度却让百姓更加吃惊和憎恶。仅从中央媒体上暴光的那些案件就够多的了，像沈阳“慕马”案件那样一牵动就是“一大窝”丑蛋。前不久，我与一位1984年退休的地委副书记聊天时，他感慨地说：30年来，十之八九的领导干部失去了信仰，腐败带有整体性，在多数的情况下也可以说腐败的程度是按权力大小划分的。只能说腐败的水平、能力、程度有不同，一点都不腐败，那就是少得可怜了。这位80多岁的老同志还动真情地对我说：你要是不当教授，当上几年领导干部去体会体会就一目了然了……

这位老同志称领导干部十之八九失去了信仰，这个批评以及寻找领导干部在毛主席去世后大面积的出现劣性突变的原因是有道理的，可惜并没有成为主流意识。更为糟糕的是，当自己在社会主义道路行走，被自己埋下的陷阱摔下去的时候，却让那些鼓噪资本主义无限好的精英们从西方寻找摔倒的理由，并变成一些既得利益者也包括那些大大小小的精英们在各种场合和舞台上不厌其烦的口头禅，直到今天仍不绝于耳。他们寻找的理由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千美元的时候必然会出现腐败，这是世界规律，中国出现腐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看来，当社会主义国家人均生产总值达到1千美元的时候，马列主义是没有能力让它的领导干部不腐败的了，而腐败才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了。“1千美元”说，竟然近30年来成为那么多学者甚至是顶级大学者们的口头禅，也无怪乎那么多的领导干部、高级干部那么殷勤地呵护着那些卖力鼓吹“1千美元”的大小精英们，他们之间的默契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政治思想文化领域中的一道不知羞臊的风景线，狼狈为奸的表演不算不精彩。

1990年1月5日，上任不久的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李瑞环同志乘坐一辆中型面包车，在河北省委书记邢崇智等人的陪同下参观西柏坡纪念馆。

在穿越防空洞，李瑞环同志风趣地向周围的同志说：“毛主席在世时候，多少年来都喊万岁！万万岁！没意见。后来一去世，问题一大堆。前年物价一上涨，不少人佩带毛主席像章；去毛主席纪念堂排队参观的人就多起来－－排队去那里告状！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在中国，再过若干年，可以肯定的讲，毛主席仍然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引自《党史博采》1990年第3期）

跨入21世纪的时候，陆续有一些高级干部被跌下马来，刚刚上任不久的政治局委员陈良宇也被跌了下来，这是继陈希同之后第三位国家领导人变成了劣性突变的高级干部。当年毛主席在位时杀了个刘青山、张子善就可以把整个领导干部队伍堵住了走向劣变的通道，现在却为什么杀鸡给猴猴不看了呢？“前腐后继”的怪胎为什么出现呢？想必那些鼓吹“1千美元”论和信仰“1千美元”论的人们，是永远也解不开这个谜底的。其实能解开这个谜底的中国人处处都有，而且都是活生生的生活在基层中的普通人。但是，这些人没有能力抗击中国党内出现的这股不大不小的逆流。他们至多在领导干部身后偷偷嘀咕几句。李瑞环同志很了解老百姓的情况，所以他坦率地讲了“老百姓到毛主席纪念堂排队参观的人就多起来，排队去那里告状！”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国家领导人中30年来与百姓息息沟通的第一人。他的这番话，实在是难为他了。凡是有思想的人，不管你是信仰什么，还是不信仰什么，但总得会反想一下：为什么一群群的活人却要排队到永远睡着的毛主席那里去告状？活人明明知道永远睡着的人是再也不会醒来了，但却千里迢迢、心潮澎湃。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这些排队人心中装的那种爱是那么纯洁、高尚，那么直截了当。也无须回避，在那些鼓吹“1千美元”论的精英和那些劣性领导干部眼里，这些排队的人却都是些不屑一顾和令他们烦恼的“破坏安定局面”的隐患。世界上的事，实际就是这么简单，爱者自爱、恨者自恨。

二、中国晶牛集团的各级干部思想规范化为中国干部队伍建设提供了范例

今天的中国晶牛集团它的前身就是15年前的邢台玻璃厂。而1992年前的这个玻璃厂在改革的大潮中连续6年处在邢台市亏损冠军的位置上，负债率已高达140%，省政府曾两次勒令其破产。在整个中国社会处在精神状态十分糟糕的情况下，企业职工队伍的精神面貌也与社会遥相呼应。2000多名职工中竟有70多人违法犯罪，被处以各种刑罚拘留徒刑。在一次邢台市公审大会上，10多名罪犯中，这个厂就有4人，并且其中两人还是死刑。其人心涣散，可见一斑。

受命于危难之际的37岁的王长林同志，由于在成长的过程中喜欢读书、善于读书，特别熟悉近现代中国革命史。就是凭这个较深厚的理论文化修养基础使他下意识地认识到：整个社会和企业失缺了有生命力的精神支柱。他也清醒地指出：“我们管不了社会的大环境，但我们可管好企业内部这个小环境。”他认为毛泽东思想是超乎物质上的最强的粘结力，过去80多年的历史说明毛泽东思想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它的品格具有无与伦比的感染力，只要再次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就一定会重新组织起一支有革命性、战斗性的企业队伍，扭转企业的命运就一定不在话下。

王长林带领企业干部职工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迈出的第一步就是要做毛主席提倡的“五种人”－－即重新学习毛主席的《纪念白求恩》一文提到的：做高尚的人、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是王长林和他的领导班子所有成员向80年代出现的价值观、道德观被相当数量的领导干部扭曲的一种社会挑战。王长林和他的班子成员心里清楚：要想净化人心，首先净化领导干部。要想凝聚人心，首先凝聚领导干部。王长林号召每个干部也包括他自己：一要干事，二要干净。他认为能力和自律是一个人能不能干好事的必备条件，但自律更显得重要。他指出你有天大的能力，能干天大的事，但你自私、你贪心、你活得不干净，那么你肯定就站不稳，挺不住。这些朴素的语言象春雨滋润禾苗一样，那么实在，那么抓住人心。在一次中层以上干部大会上他郑重承诺：如果有人发现我收受10元钱的礼金，我甘愿一辈子在晶牛干活，只领生活费。王长林和他的班子成员们是那么说的，也是那么做的，他们的人格魅力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产生了强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做毛主席提倡的“五种人”，这是晶牛集团扭亏崛起的内存强大精神支柱。广大职工目睹自己的领导个个不贪不馋、不懒不惰、克己奉公、忘我工作，同社会上的那些里以权谋私，腐化堕落，脱离群众的领导干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王长林和他们班子成员赢得了企业全体劳动者的无限信任和社会尊重。广大职工爱企如家的敬业精神成为晶牛集团每个人的灵魂，没有经过领导安排，就主动随时进行义务劳动并蔚然成风。上个世纪50年代发奋图强建设社会主义的景象又在这里出现了。但领导心痛职工的健康，2000年6月集团不得不做出决定：凡节假日未经批准而义务劳动加班的干部、员工，一经发现，每人每次扣工资10元。从加班付酬到义务劳动，再到随意加班义务劳动要罚款，这样的企业不要说中国，就是在全世界能有吗？在今天金钱交换的市场经济里，晶牛人的劳动积极性并没有因金钱所使却出现了被调动到最大限度的状况，难道不令人沉思毛泽东思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强大威力吗？也许这就是王长林喊出的和他的班子成员所始终坚持的“廉政也是生产力”的最好诠释。王长林和他的班子成员带领全体劳动者举起了用毛泽东思想打造国际领先企业的大旗，张扬起了数十年来被人们遗忘了的和被那些所谓精英们批判过的集体主义、大公无私、乐于奉献、旺盛革命的精神，打造了中国市场经济的一片圣洁净土。它有力地告诉人们六十九年前毛主席号召中国人要做的那“五种人”，在什么时代都适用的。因为它的核心是让每个人都成为有利于人民的人。这是亿万年也不会变的做人真理。人们见到那么多高官、腐化分子口里天天喊高举“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却背地里干着伤天害理的丑事，原因何故？这就是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讲的：“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30年来，一些高官和理论精英把毛主席关于思想革命、突出政治的论述，统统视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加以批判，而那些个人主义、享受主义、专横特权、脱离群众等坏作风，却被相当多的领导干部所青睐，并以各种包装打扮得合理合法。谁要是敢于触动他们，轻者会扣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极左帽子，重者他们以权势让触动者身败名裂，仅仅在中央媒体上报导的那些案例就足以让弱势群体胆颤心惊啊！事实上，几乎任何一个单位的大小领导，表面上都说欢迎群众监督，但谁要真的去监督了，那就会让你时时不得安宁的，年过六旬的我，是亲眼所见和亲身尝过，幸亏我勤奋工作身上没有什么把柄，所以教书匠的饭碗还一直被保住了。30年来，党内之所以从上到下形成了那么一支不大也不小的贪官和腐败的队伍，令老百姓那么深恶痛绝，而且杀个张三，随后李四就来，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长期抛弃了党内思想斗争这个环节，让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思想占了绝对上风。而且这样的领导就按自己的标准选拔干部，所以只要领导干部中有一个马脚漏出跌下马来，其他干部就同病相吟，共同去遮掩过关。湖南郴州市委宣传部长落马后直喊冤枉：说自己是在市里排第十二位的人物，其他那些人物哪个比他也捞得多啊！果不然，一个多月以后，排在1号位上的市委书记，以超千万的腐败跌了下来！有谁又会相信那个市委的班子里就会是这两个人呢？

以王长林为代表的晶牛集团整个领导层（包括中层、下层）由于用毛泽东思想打牢了人们的思想基础，不断强化自律意识，建立和健全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督制约机制，做到领导干部的权力行使到那里，党组织和职工的有效监督就跟踪到那里，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坚守人生道德规则已在领导和群众的心里成为做人的首要标准。当然，现实生活中的晶牛集团全体劳动者也不是十个指头一般齐，也有极个别的人被社会上的一些腐化堕落之风所困、污泥浊水所染，迷失方向、失去自控，摔了跟头，甚至也有人丢掉了政治生命。但是在晶牛人创立的这块净土上，只要有人胆敢做不干净的事，不出三天就会告破。真正的晶牛人并不忌讳这些丑事，而是编写成为《警示录》的形式载入厂史，留传给后人，这也是晶牛人在党内和集团内进行思想斗争的实际教材。1996年4月13日河北省委副书记陈玉杰慕名到晶牛集团进行考察后说：“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真想象不到河北还有这样一方净土。”王长林和他的班子成员带领全体职工把曾经是邢台市6年亏损冠军，企业负债率高达140%，上级多次勒令破产的企业，十年后被神话般发展成跨国集团公司，资产规模已由2400万元增长到　　亿元，销售收入从3000多万元增长到　亿元，其产品销往世界97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全国玻璃行业综合效益之首，职工收入增长了十多倍。

王长林和他的班子成员们，15年来从实质上读懂了毛泽东思想，他们的“四个坚信”给全国数百万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做出了榜样：第一，他们坚信：只要把人民的利益、集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伸手去拿不属于自己的钱和物，任何一个做好本职工作的人，都能做到毛主席提倡的“五种人”。第二，他们坚信：只要领导干部大公无私，无论什么样的事业都可以发扬广大。第三，他们坚信：只要领导干部以身作则，无论什么样的单位都可以取得满意的成绩。第四，他们坚信：只要真正高举了毛泽东思想的红旗，鲜明正直人格的领导者就一定是一个公正廉洁、欢迎群众监督、深受劳动者信任的“班子”。王长林和他的班子成员们，不喜欢搞热热闹、图漂亮、贴标签，而是身体力行地在实践中兑现自己的诺言，这才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劳动者心目中的领袖人物。

　　三、中国的干部队伍（特别是领导干部）缺失什么

在世界级的领袖人物毛、刘、周、朱离开人间后，中国的干部队伍经过30多年的吐故和纳新，已经产生了若干根本性的变化，我这里只简明地列出缺失的有关方面，至于有哪些方面的优势，此文暂不作这方面的研究。

其一：中国的干部队伍总体看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功底薄弱。

我做了将近40年的教员，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党校从事马列主义理论教学，深知哪些干部们的理论水平，他们自己也不忌讳这个缺失，并且时常把邓小平曾说的一段话作为口头禅。（邓小平讲：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从党的兴旺和发展，从世界革命的远大战略目标看，干部队伍的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功底太差是不行的，什么时候出问题，那仅仅是个时间问题，不出问题是不可能的。毛主席在1959年就指出，马列主义的个别结论可以改变，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至今未变。毛主席的这个教导本身遵循与时共进，但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却寸步不让的。难道东欧和苏联的全线败局不正是30年后对毛主席这个警告的有力史证吗？在中国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竟然兴起了一股党政机关经商办企业的热潮，（这是中国30多岁的人所不知道的事情）1984年笔者所在地的地委给下面发了一个文件，讲了党政机关如何解放思想大力开展经商办企业的事情，而且是省委书记在这里召开的十七个县市委书记会议的纪要，当时单位领导让笔者给学员传达，我不敢对抗，但我却以没法理解这个纪要，没法传达好这个纪要为由，没有去做这个工作，还是由单位一把手全文照读了。旧中国的官僚资本是革命的对象，社会主义怎么会容纳的官僚资本再生呢？官僚资本做买卖什么时候有输的可能？不赚钱的事官僚资本会去干吗？不知是哪家纨裤子弟和主子干了这么个花招，却被采纳为国家意识而风靡全国。在折腾了两年后流失了大量国家财富和影响了国家的形象以后，才被迫宣布停止。这件蠢事验证了当年干部队伍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坚定程度是那么脆弱。。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对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坚定程度并没有得到卓有成效的提高，因而蠢事仍在频频发生，笔者也就不愿在此一一讲述。

干部队伍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功底薄弱的第二个表现是：分不清哪是马列主义的发展阶段理论和实际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方针，因而容易鱼目混珠，丢掉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的160年间，马克思主义被世界马克思主义大师列宁和毛泽东分别发展了两个重要阶段理论，因而诞生了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前者指出并以实践证明了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或几个国家内取得胜利，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显示了它在世界范围内对革命的广泛指导作用；后者指出也并以实践证明了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必须以迂回曲折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然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方式，本质上与十月革命是相同的，但方式却是差别很大的，它在20世纪对亚非拉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指导作用是空前的和广泛的，因此毛泽东思想成为列宁主义之后的又一个里程碑。尽管毛主席在世时反对在对外场合中提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与资本主义制度抗衡的政治制度产生以后，在客观上就进入了与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生产竞赛的阶段（当然也不能回避短时间战争的较量），所以社会主义条件下选择什么样的政治、经济、文化运作机制，既推进了经济建设又巩固了社会主义阵地，同时发扬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而推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向前发展，理所当然地成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人的历史任务，它也标志马克思主义将出现一个新的阶段。但是标志这个新阶段的完整表述方式，由于众多的原因至今并没有产生出来，为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上个世纪50年代中后期直至目前不少国家的党，先后各自榜自己是以如何如何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而且将一些一般的工作方针或具体指导思想与政策，甚至是几十年前包括建党时已审明并始终坚持的东西也重新贴标签加以粉饰。这就使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的（或里程碑）的特定含义毫无任何约束地加以扩展，也就把这个十分清晰的含义任意化了。更不用说前苏联那个大国沙文主义的勃列日涅夫主义了，它是那么全面且又系统，但却叛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

值得严肃指出的是，毛泽东思想的产生是以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对象出现的，但是毛主席的特别经历即：他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又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者，还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者，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岗位上待了长达27年时间。由于这个原因，毛泽东思想就包含着丰富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而且后者更丰富。可惜上个世纪80年代起，让一些浮躁、无知的人成了主流意识的操盘手，事实上封杀了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研究和宣传，这也正是干部队伍产生信仰危机，道德观、价值观被扭曲，从上到下大面积出现腐败堕落的重要客观条件。

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后，进入共产主义前的这段征程是相当漫长且又极其复杂的。一方面它要伴随着那个以各种明目出现的事实上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为代表的比自己强大不知多少倍的剥削制度存在，因而时时都在经受命运的挑战；另一方面一个人的绝对寿命又是很短的，革命党的后来人，能否继承伟人遗志完成未竞事业，也看后来者的马列主义理论功底是否浓厚和牢固。上个世纪末，一群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资本帝国主义没有发一枪一弹的境况下而全线崩溃。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功底在革命党内早已不复存在的一种历史必然性结果。中国的领导干部队伍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只热衷于宣传执政者的理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是写文件时挂个名堂就是了，有时干脆连这个名堂也可以不挂。数典忘祖是人类社会产生以来所有人种所不容的东西，革命党人万不可以与时共进为名忘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其二，中国的干部队伍抵御历史“周期率”的能力极为脆弱。

六十二年前7月，毛主席在回答黄英培关于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时，把人民的监督和人人起来负责称为防止“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的一条新路。十一年后，毛主席在审阅八大政治报告时，加写了一段话，再次阐述了这个思想，他强烈呼吁加强党内外批评、加强劳动人民的监督。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喊出了“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今天回首品尝毛主席这个话的滋味，倍感亲切、情深。毛主席去世后的中国领导干部队伍一个最广泛的变化，就是脱离群众，滥用公共权力获取私人利益，这个惊人的变化无须我在这里多说一句话，因为历史装在老百姓的心里，只要是没有偏见的人谁都能够表示出一种义愤。本文在第一部分中也通过一些大人物的论述衬托了这段历史。

领导干部队伍的这个思想状况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全盘否定一切的极右的思潮下完成的，他们把毛泽东时代党套在领导干部头上的那些做人必戴的的紧箍咒统统打掉，以思想解放为名放荡不羁。所以从国家领导人一直到农村支部书记，层层都有贪官污吏跑了出来，其广泛的程度令国人吃惊。

在新中国建立前四年的时候，毛主席提出防止“周期率”再现的两个重要措施，看起来简单，但做起来是需要有基础的，这个基础就是“好人”两个字，那么“好人”的标准是什么？就是“无私”。无私的内含是什么？就是除了国家和人民让你得到的，其他都不能得到。笔者之所以象小孩子一样在这里又问又答，是因为30年来看到了那些围剿“无私”字眼的理论精英们善于言词游戏才不得不这么办的。凭良心和现实的状况来看，领导干部中“无私”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少到令人可怜。当官就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成为跑官卖官的主神经，这个潜规则是时明时暗、时隐时现，象灵魂一样牵着中国的干部队伍，这个意识和运作会长久捆绑着中国的领导干部队伍。

30年来，由于官场上的游戏事实上成为固定的正常俗习，所以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是谁给的这样一个问题，也从根本上改变了答案：权力是上司给的。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宗旨也就改为一切为上司着想、一切为自己着想，这种世界观在领导干部队伍中所占的比例是相当大的。在这种主流队伍把持下的任何部门和单位，哪里还敢有人民进行监督，哪里还有什么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那码事呢！出陈良宇、陈希同、程维高、胡建学、李乘龙等那些各级形形色色的代表人物的重要原因就在这里。而且又有那么多纪检书记、政法书记、监察局长、公安局长、法院院长、检察长倒下去了呢？这就告诉人们：依法治国是要有一个根本前提的，在没有“好人”这个前提下，依法治国会被糟蹋得不但一文不值，而且名声很肮脏，如同林彪晚年喊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没有什么两样。过去有句话被理论精英批得没人敢讲了，事实上那话是对的，即“灵魂深处闹革命”。这话本来是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工农兵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朴素体会，认为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的斗争是每个人心灵的事情，来不得任何虚假，需要在灵魂上进行思想革命，这哪里有错呢！用中国晶牛集团董事局局长王长林的话说，那就是：只有灵魂正确，才能既能把事干好，又能一身干净！这话落在地上能砸个坑，落在劳动者的心里就是无限的信任和尊敬！

因中国干部队伍腐败之风引起人民不满而搅动中国不安宁时，邓小平在那场风波到来前四天说了真话：“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那么为什么会“往往下不了手”呢？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一件既严肃又认真的大事情，本文的回答仅仅是挂一漏万罢了。相信终有一天人们会有一个理性的回归。东欧、苏联的社会主义，在领导层异化为与人民对立的官僚阶级后，历史“周期率”很快显示了它的威力。伟大领袖毛主席无论在新中国建国前还是在建国后，终其一生要革命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圈子，特别是在1962年和1964年的两次重要会议上，提出要准备5代到10代，用100年至200年的时间解决好反修防修的问题。他做梦都想让中国革命党跳出那个可怕的“周期率”。可惜神州大地上却总是有那么一些人理解不了毛主席的宿愿，甚至把他的宿愿视为一钱不值的杞人忧天倾，并以叽笑的口语羞辱他、攻击他，甚至出现去毛泽东化的做法，这一切有时是明目张胆干，有时是偷偷的拐弯抹角地干，但这一切都被装进了人民的心中。

历史老人刚刚跨进21世纪的门槛时，大洋彼岸传来了资深思想者的研究结论：不怕中国的现代化，就怕中国的毛泽东化!这也许是洋人研究了上个世纪在与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的较量失败中所得出的清醒认识。然而国人中的那么多领导干部和理论精英们却未比有这个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