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颜利：《实践论》《矛盾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重大现实意

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的重要讲话，通篇贯穿一个主题，就是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向全党突出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日报2007-6-26）。在毛泽东《实践论》和《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发表70周年之际，深入学习6.25的讲话精神，可以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两论”在我们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广阔发展前景中的重大实现意义。

一、“两论”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重大现实意义[①]

“两论”的发表，批判了党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了中国共产党，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是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原则奠基的不朽之作，是独立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成功经验的哲学总结。他们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没有“两论”，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正确结合，就不可能有中国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两论”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两论”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典范，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

中国革命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革命，也不同于俄国革命，它的主要任务不是反对一般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而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正如列宁对东方共产党人所说：“你们面临着全世界共产党人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②]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但又特别崇高的任务，这些任务的解决，无论在哪一部共产主义的书本里都找不到，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科学地解决这一历史任务。“两论”是适应革命时代需要的产物，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适应建设时代需要的产物。

第二，“两论”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起到了思想解放的重大作用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坚持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成功地开辟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也一直试图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毛泽东反对照抄照搬，主张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他说：“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③]，又说：“各国应根据自己国家的特点决定方针、政策，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特点结合起来。”[④]

第三，“两论”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起到了破除教条主义的重大作用

在对待苏联经验问题上，毛泽东主张对苏联经验要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要破除对斯大林理论和苏联模式的迷信。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摆在我们党面前的重大课题。当时只有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在实践中我们也照搬了苏联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体制和做法。促使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探索走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动因主要有二：一是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苏共二十大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尽管我们党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但是从苏共二十大上暴露出来的问题对我们党震动很大。毛泽东指出，我们从苏共二十大得到最重要的教益是要独立思考，从各个方面考虑如何按中国的情况办，努力找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二是我们在实践中照搬苏联模式的体制和做法也逐渐暴露出了弊端。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写的《论十大关系》是这一探索的代表作，党的八大是这一探索的最初成果。但是，由于这一时期党在指导思想上不断受到“左”的干扰并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使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初探索遭受了严重挫折。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要求全党努力避免苏联走过的弯路，明确提出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道路的思想。毛泽东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⑤]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也反对兄弟党照抄我们的经验。他认为：“照抄是很危险的，成功的经验，在这个国家是成功的，但在另一个国家如果不同本国的情况相结合而一模一样地照搬就会导向失败”，并强调“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⑥]。这表明，毛泽东在破除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突破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迈出了最初的步伐。这些都对邓小平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有很大的启迪作用。

第四，毛泽东“两论”中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社会矛盾学说思想，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毛泽东在分析社会利益关系与政治关系的基础上，运用“两论”的思想，提出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社会矛盾的概念，创立了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他明确指出：“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⑦]两类社会矛盾学说，为我们党调整社会主义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和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与政治关系，为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和政治原则。

第五，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划分为两个阶段的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毛泽东较早地探索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比较集中地谈论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⑧]可以说，毛泽东关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思想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理论源头。

第六，毛泽东关于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思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先导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真正实现了全党和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但我们不能由此以为1978年我们党才认识到工作重点的转移问题。而事实是，毛泽东早在建国初期，特别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就再三指示全党，要把工作中心转到经济方面和技术革命方面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提出，今后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主义。

第七，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商品生产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必经阶段的理论，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产生了积极作用

毛泽东对商品生产提出了许多宝贵的理论观点。他指出，商品生产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有重要作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⑨]，“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产品只是一部分，多数产品是通过买卖进行商品交换。”[⑩]毛泽东的这些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理论，为邓小平突破计划经济的传统观念，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观念，和以后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疑产生了积极作用。

第八，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而“两论”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

对实事求是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改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就，实事求是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主体性的突出特征和核心概念，而这个成就的取得离不开“两论”的理论支撑。从某种程度上说，“两论”是沟通欧洲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即强调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理论桥梁。毛泽东1941年5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实事求是这一概念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阐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11]

第九，“两论”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形式

“两论”写于1937年，而在1938年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向全党发出了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号召。他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它在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必须解决的问题。”[1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是“两论”理论逻辑的展开和必然结果，“两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变马克思主义的“欧洲形式”为“中国形式”。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3]，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结合起来，变为群众的思想武器。教条主义者理论脱离实际，毛泽东认为应“取消他的‘理论家’的资格。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实际问题、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才算实际的理论家”。毛泽东甚至提议“对研究实际问题的文章，要多给稿费。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是好教员，要多给津贴”[14]。

总之，“两论”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丰富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人同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作斗争的历史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运用和发展所取得的伟大理论成果，代表着中国现代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两论”不仅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而且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为新中国建立以后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经过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实践第一的观点与矛盾分析方法已经深入人心，“两论”的价值已经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所证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十年探索既有成功，又有曲折；既有经验，又有教训。但是，这一最初的探索无论得失成败和经验教训，都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继续探索和开辟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和宝贵财富。

二、“两论”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重大现实意义

毛泽东的“两论”不仅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中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于邓”，指的是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的基础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局面，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是一个以改革开放这场新的革命为鲜明特点的，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

第一，“两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时期，对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两论”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5]。

第二，“两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时期，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第一阶段是从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始的，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完成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起步。真理的标准问题即认识的真理性问题，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邓小平说：“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16]正因为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才认识到并提出计划和市场不带有基本制度的属性，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可以与市场经济结合。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7]这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所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18]

第三，“两论”对于科学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不是人们主观设定的，也不是根据某种事先预备好的理论来提出的，而是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及其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其中“两论”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9]，“中国搞社会主义，强调要有中国的特色。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20]。这两段话说明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是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实践曲折发展的经验教训提出的历史性任务。

第四，“两论”对在实践中寻找正确的方案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只能在实践中大胆探索，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针对束缚生产力的旧体制提出的，是要从根本上变革旧体制，具有革命的意义。但这场革命不是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否定，而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对于社会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使之从空想转化为科学之日起，就已经鲜明地指出他们不打算具体地描述这一新制度的细节，只是从规律上指出这种制度是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手段。而且，他们还反复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21]。科学社会主义的这种科学性，决定了它在转化为一种现实后，必须比别的社会学说更注重实践。邓小平同志反复提醒全党：“我们也讲现在我们搞的实质上是一场革命。从另一个意义来说，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22]“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23]正因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所以邓小平同志总是强调胆子要大，步子要稳，不搞争论，要允许看，在实践中寻找正确的方案。

第五，“两论”在改革开放中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方面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不仅强调注重探索性的实践，而且强调要以实践为标准纠正那些不符合客观实际及其规律的错误观点，指导改革开放的顺利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发动到推进，不断遇到观念上的障碍。有来自右面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干扰，更有来自“左”面的僵化思想的抵抗。这些观念上的障碍不解决，社会主义建设就难以深入发展，难以取得最后的成功。解决这些观念上障碍，必须运用《实践论》提供的武器。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24]在拨乱反正过程中，邓小平同志领导和支持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运用实践标准纠正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他又领导党和人民群众运用实践标准，抛弃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抛弃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思想，坚决反对那些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去分析和解决问题，明确了改革开放的目标，制定了正确的发展战略。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根本内容就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实行改革和开放的政策”[25]。

三、“两论”对继承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现实意义

“两论”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中继承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同样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首先，“两论”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继承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方面，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继承“两论”开创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出发，总结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如：1992年10月江泽民同志代表中共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作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总结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上，强调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6]。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上，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强调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僵化停滞是没有出路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内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经济、政治的改革和发展相适应，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为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强调实行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必不可少的，应当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封闭只能导致落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上，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保证，又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获得新的时代内容。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问题上，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在现代化建设的长过程中要抓住时机，争取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又比较好的阶段，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步富裕又是不可能的，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上，强调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必须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断改善和加强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改善和加强自身建设。执政党的党风，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必须依靠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必须依靠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必须依靠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社会主义祖国的保卫者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在祖国统一的问题上，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按照这个原则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27]。在十四大上，江泽民同志又总结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的首要内容：强调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另一方面，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两论”开创的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继续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成果主要表现为：一是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理论，提出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三是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分配理论，提出了“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方式并存”、“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的分配原则。四是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引进社会主义本质；五是认为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并没有穷尽真理，要在不断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深化认识。

其次，“两论”对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继承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了一个关键时期。国际发展经验来表明，人均GDP1000-3000美元时期是一个多事之秋。在走出低收入国家行列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的过程中，有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搞得好，进入“黄金发展时期”，保持一个较长时期的经济增长，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另一种是搞不好，进入“矛盾凸显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各种经济社会矛盾不断显露。我国正步入这样一个关键时期，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需求日益多样化、复杂化，各种利益矛盾相互交织，经济社会发展处在一个重要“关口”。从国内看：一是我国社会利益分配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个人之间出现分化，不同的利益群体开始形成。这突出地表现在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基尼系统已经超过公认的国际警戒线，直接对社会和谐构成极大的威胁。二是集中反映社会利益冲突的信访数量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特别是群体性上访事件的年均增速，近年来更是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三是公民对政府的不满甚至抵触，在一些地区和部门相当严重。近两年来影响广泛的广东“孙志刚事件”、陕西“彩票事件”、重庆“交警别墅事件”、四川“万州事件”，以及最近山东的“人大代表打人事件”等等，都是深刻地体现了人民群众对一些政府权力部门的不满意和严重抵触。防患于未然，实现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顺利度过发展的临界点，主要矛盾在于如何构建一个和谐社会，形成社会阶层之间良性的、公正合理的互动结构。从国际看：在美国称霸的全球战略中，中国国内外矛盾突出，一是中国是亚洲诸国中邻国最多（陆上接壤14国，隔海相望6国），地缘矛盾最多、最复杂的战略主体，也是当今世界上惟一没有实现统一的大国。二是中国周边印度、巴基斯坦、朝鲜三国新型核力量的崛起，既对我国构成威胁，又成为引发连锁反应或外来干涉的现实条件。三是美国借阿富汗强行切入中亚，使我在东西南三面受敌，陆上防御首次直接面对美军事力量，充分表明美国对华已构成直接威胁。此外，中国固有的安全疾患，如台独势力的恶性发展，南沙及其海洋国土被蚕食，“藏独”、“东突独”隐性发展，亚太国家与美国联盟复苏，我国安全“东急西重”现象突出。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关键时期，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一切从实际出发，继承和发展“良好论”思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及时创造性地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新时期新阶段继承、发展并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说：“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这是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实践的经验总结”[28] ，温家宝总理也强调说：“我们当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了国内外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吸收人类文明进步的新成果，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进一步明确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要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29]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这是我们在坚持、发展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获得的一个最新的重大理论成果。这一重要的论断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内涵的新认识，其创新主要表现在：一是明确了“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二是明确了“社会和谐是我们党不懈的奋斗目标”，三是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四是明确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又强调：“坚定不移地坚持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落实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坚定不移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总之，“两论”在探索、开拓形成、继承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主要是：第一，掌握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和个性辩证法，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第二，坚持新视野的矛盾观，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不断产生和解决矛盾中前进；第三，把握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强调发挥同一性的作用，实现社会和谐稳定与国家统一；第四，从平衡与不平衡中达到新的平衡，实现共同富裕；第五，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相结合，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两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当代中国实践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创造。我们必须深入理解“两论”的重大现实意义，始终不渝地坚持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辉煌的新胜利。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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