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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一五: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作者:陈一五   来源:征文 点击:: 日期:2007-12-12

 

  七十年前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写下了《实践论》这篇光辉著作,这是一部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宏伟巨著。就是在七十年后的今天,它仍然是这样一部宏伟巨著。他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革命与建设事业的具体实践提供了理论的指南及方法论的导航。

  

  一.《实践论》这篇光辉巨作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总结和高度创造性的发展。

  

  实践论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思维方式。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的认识论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显著特点之一。从历史的角度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实现的哲学变革,从实质上讲,就是确立了科学的实践观和实践论的思维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自己的哲学观念和哲学体系。在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过程中,马克思发现:实践是人的本质特征之一;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恩格斯更是直接基于对物质生产实践的深入研究,发现物质生产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在他们的第一部合著—《神圣家族》一书中,他们提出并论证了物质资料的生产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强调只有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才能正确地认识、理解和解释历史。这就奠定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决定作用与反作用及其辩证关系做了全面系统的阐发,立足于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的高度,对阶级、国家与革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做了全面的论述。他们因此把实践观与其哲学观融合提升到“实践的唯物主义”的高度。他们不仅强调以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方式理论地解释世界,而且认为应当以彻底的唯物主义方式实践地改变世界。综观马克思恩格斯的心路历程及其所达到的思想高度,不难看出,他们毫无疑义地把实践确立为自己哲学的核心概念。实践论思维方式相应地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思维方式,从而实现了哲学观和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次把科学的实践观引入认识论,并作为认识的基础,从而正确地解决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以及认识论的其他一系列问题,彻底驳倒了一切唯心论和不可知论。同时也克服了旧唯物论认识论的根本缺陷,使认识论真正成为科学。列宁在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已有的理论成就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指出,理论要变为实践,理论要由实践来鼓舞,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以实践的观点为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一门系统的科学,是实践论的认识论。伴随着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深入发展,革命实践迫切需要全面系统地科学地揭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于是,毛泽东的《实践论》应运而生。

  

  《实践论》的诞生既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发展的需要,更重要的是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迫切需要。中国革命运行到一九三七年,虽然中国共产党早已确认了自己的正确领导及正确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然而,毛泽东早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就提倡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没有得到全党的认可,曾经给中国革命造成极大损失的教条主义还继续迷惑着广大的革命干部,经验主义也不愿自动收场,不解决这些问题,就不能让全党真正地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也就谈不上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首先,《实践论》针对教条主义在认识与实践、知和行的关系问题上的糊涂观念论证了认识本源于实践,是先有实践,才有认识,是先行后知。没有实践,没有行,什么认识、什么知都谈不上。他强调:“从认识过程的秩序说来,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毛泽东选集》267页)一九六三年五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时更加明确地提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认识源于实践、知源于行是《实践论》反复论证的最基本的一个观点。它强调,“辨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

  

  那么,怎样才能通过实践获得正确的认识呢?毛泽东认为这里先要经过一个完整的从实践到认识的过程,即经过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的由浅入深的过程。毛泽东认为,首先,认识经过实践,与认识对象的接触,看见了认识对象的诸多现象及外部联系,形成了对认识对象的诸多印象和感觉,这是认识的第一阶段——感觉阶段或感性认识的阶段;随着“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毛泽东选集》262页),再“运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同上),这是认识的第二阶段——理性认识的阶段。毛泽东强调,认识的这两个阶段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毛泽东选集》267页);“第二是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同上),感性认识必须发展到理性认识的阶段。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只是完成了认识过程的“非十分重要的”第一次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毛泽东选集》269页)——即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从而达到认识的改造世界的目的。并且,已经上升为理论的认识还须回到实践中去检验和发展。因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毛泽东选集》261页)。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毛泽东更加明确地提出,“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于实践是一个不断展开的过程,所以对于理论的检验和发展也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经过不断的实践的检验,弥补认识的不完全性,纠正错误的认识,提取新的认识,使认识“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毛泽东选集》270-271页)。在《实践论》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的认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之所以绝对,因为这一认识已(近似)符合于此时、此地、此条件下的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然而,在总的宇宙长河中,这一认识只是相对于某时、某地、某条件下的具体过程的规律性的反映,因而是相对的。这样,对于绝对的总的宇宙过程而言,人们的认识又有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之分。那种对某一具体过程的真理性的认识,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即相对真理。无数相对真理之总和,构成绝对真理。由于“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毛泽东选集》272页)。因此,毛泽东在他的《实践论》中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辨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辨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二.《实践论》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心路,它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指导实践变革的方法总论。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前进的根本理论保证。实践反复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最根本的理论武器。没有了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就是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这不仅在一百多年前的欧洲三大工人运动、巴黎公社等一系列的革命中得到证实,也在十多年前解体的苏联、聚变的东欧等一系列的事件中继续得以证实。尤其是苏联解体和东欧聚变,那是在长期执政并取得过巨大成功之后的瞬间消亡。从最终失败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实践来看,三大工人运动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巴黎公社革命、一九一九年的德国十一月革命及匈牙利革命都是因为没有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之路,或没有完全走上马克思主义的正确之路;苏联解体和东欧聚变则是因为他们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反之,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则是因为这些事业都是建立在坚定不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缘故,制定并坚定地执行了一条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

  

  然而,面对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武器,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继承与坚持问题。如果你幻想到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里寻找到任何具体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正确答案,那你注定仍然是选择了失败之路。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不能成功,就是这个道理。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成功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在于他们根本地抛弃了这种错误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他们坚信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和建设成功唯一正确的思想武器,但他们完全是在实践中去寻找正确答案,并产生了直接引导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胜利的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我们坚信,没有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都是不能完成的。但是没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当时时代的其他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一样,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只能胎死腹中。在列宁或者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既解决了又没有解决他们所领导的革命问题。之所以解决了他们所领导的革命问题,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无产阶级(或革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的科学理论武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完成他们所领导的革命的根本理论保证。之所以没有解决,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的辞典里并没有为他们所领导的革命提供任何现成的答案。因此,正确的答案还须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去找,还必须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集中于自己所从事的具体革命实践的研究,通过对具体实践的详细调查和深入研究,找出其中的规律,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而指导革命取得胜利。列宁与毛泽东的成功全在于此。无一例外,无论是俄国革命孕育的列宁主义,还是中国革命催生的毛泽东思想,都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又是列宁主义的,毛泽东思想的。之所以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他们的思想灵魂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之所以是列宁主义的,是因为列宁主义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全新的内容,揭示了马克思恩格斯之后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解决了列宁主义之前马克思主义没有能够解决的问题。毛泽东思想则是解决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条件下的中国无产阶级如何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解决了毛泽东思想之前马克思列宁主义没能解决的问题,同时赋予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新鲜的理论成就。在这里,没有任何简单继承的痕迹,处处闪烁着理论创新与发展的光辉。

  

  其实,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没有任何简单继承的痕迹。直根于人类社会实践并返过来指导实践变革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特点。

  

  马克思主义就是产生于对人类社会实践的高度概括和总结,特别是早期的资本主义大工业和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最直接的理论来源。人类社会实践没有发展到这个阶段,就怎么也没能产生马克思主义这样科学的革命理论。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思维工具——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实践为核心的哲学,强调以实践为核心来认识世界,从而提供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所以,马克思主义就自觉地不断从社会实践中获取理论加工的原材料,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不断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厂的原料。马克思主义因此不断地得到发展。实践发展到哪里,马克思主义就发展到哪里。新的理论来自于实践变革,而新的实践又不断地依据马克思主义最新的理论成果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不断展开。毛泽东的《实践论》就是这样一部揭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发展规律及如何指导实践变革的著作。

  

  《实践论》所精辟论证的认识的本源、认识的两个阶段、两种形态、两次飞跃、实践标准等一系列的认识原理,勾画出了一个理论创新与发展的完整图案。在《实践论》看来,认识就在于把通过实践获得的诸多感觉和印象,经过大脑的反复加工直至“达于论理的认识”。至此,完成认识过程的第一次飞跃。将理论返回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实现理论的目的,并在实践中证明和发展自己。这就实现了认识过程的第二次飞跃。经过了两次飞跃而获得的这个认识是过去的认识中间所没有的,是一个全新的认识。《实践论》进一步强调,在实际的理论形成过程中,这个全新认识的最后完成,还须从多次失败的教训中纠正错误的认识,补充新的认识,直到“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才真正实现了(《毛泽东选集》270-271页)。经历了这样一个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回到实践直至实现实践的预想结果的完整过程,就是一个完整的新的理论获得过程,或者说一个完整的理论创新过程。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揭示的这一完整的认识过程是一切达于论理认识高度的认识所不能回避的过程,它是一把开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理论发展之门的钥匙。在马克思主义前进道路上所走过的每一步无不是这一完整过程的反复再现。就毛泽东思想来看,毛泽东思想就是产生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在书房里杜撰出来的,他也杜撰不出来。离开了中国革命实践的大舞台,就谈不上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实践的失败与成功的曲折经历给毛泽东思想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实践经验。毛泽东思想早期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就是基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大革命运动的丰富实践提出的。特别是没有当时轰轰烈烈的(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运动,就没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正因为毛泽东有了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的科学认识,才有了毛泽东在秋收起义遭受挫折后迅速把革命队伍拉上井冈山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正确实践。基于这一伟大实践,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以农村为中心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理论。毛泽东的这个理论是当时马克思主义领域内的一个全新的理论。它的产生就是经历了这样一个完整的理论创新过程。其认识的起点和基础就在于中国革命大舞台所发生的革命实践,这些实践经过毛泽东的理论加工厂的加工,“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毛泽东选集》268页),达于对中国革命客观过程内在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了关于中国革命的唯一正确的理论。毛泽东的这个理论的形成,同样经历了如《实践论》所强调的须从多次失败的教训中纠正错误认识的过程,以及当时普遍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检验并在实践中得到了预想的结果。就整个毛泽东思想来看,从实践中获得认识,再把这个认识经过严肃认真的理论加工,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又运用这个从实践中得来的新的理论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变革,贯穿着毛泽东思想发展及其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变革的整个历程。毛泽东思想的这一历程,就是这样一个无限循环的实践与认识的运行过程,它真实地活现了他在《实践论》的结论中所说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认识运动过程。在这样的实践与认识往复循环的过程中,毛泽东思想也不断地由具体的相对的真理状态向世界的整个运行过程的绝对真理状态无限接近。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也就越来越趋近于依据近似绝对真理状态的认识的指引而不断展开并获得最后的胜利。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揭示的这一严谨的认识路线为中国共产党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供了完整的理论依据。经过延安整风,中国共产党全党接受毛泽东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自己的思想路线。延安整风,从本质上讲,就是毛泽东在全党发动的一场实践《实践论》所揭示的认识路线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要求全党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学会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让自己的思想认识完全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思想枷锁中解放出来,学会把中国革命的丰富实践经验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并用这个适合自己革命规律的认识指导自己的革命实践。延安整风对中国共产党思想认识路线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它养成了中国共产党既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又不教条式地迷信理论的思想开放作风,勇于把自己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形成了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事实,通过深入周密的调查研究,认识和掌握事物运动的客观规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认识作风;具备了不断地把实践的经验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力求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同步发展,与时俱进,勇于创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成为全党认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客观内在规律性的一个最基本的方法。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不断展开,中国共产党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理论发展工作推向新的高度。早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毛泽东就依据刚刚开始的建设实践开始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苦探索,提出了变革苏联模式的十大纲领及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改革的学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依据这些新鲜的理论成就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之后,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又提出科学发展观、建设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从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识及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体实践的理论指导进入了新的境界。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把新时期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胡锦涛在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指出:“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反复证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开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内在规律的钥匙,它打开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之门。正是因为拥有实事求是这一思想法宝,中国共产党既能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应对自如,又能不断开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新局面。基于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不适应甚至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矛盾方面适应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的本质要求实行改革的方针,通过改革不断地推动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变革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地推动变革了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去适应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近三十年来的辉煌成就表明:改革开放之路是强国之路、富民之路,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之路是中国条件下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必然选择,也是依据中国人民建设实践从建设实际出发的必定决策。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又是对改革开放实践的不间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升华。从革命的成功到今天的成就,一句话,中国共产党人就是靠的“实事求是”。其每一个成功的实践变革都是依据实践获得的正确认识制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导而取得的;其每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成就都是经过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一个科学的认识历程的循环往复而最终形成的。

  

  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本身也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早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邓小平就在实事求是的前提下提出解放思想,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十六大又把与时俱进确定为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进一步完善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最突出的标志就是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强调要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客观实际本身找出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用以指导我们的行动。要执行这一思想路线,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解放思想;只有解放了思想,才能真正地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从时代的高度,赋予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运动历程的动态循环与无限上升,凸显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把全新的实践经验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的理论要求,强调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中国共产党人指导自身行动的总的思想原则和思想方法,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自己的理论、事业和党自身的根本态度和根本要求,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把握时代变化、紧跟时代步伐、始终站在时代前列的本质特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发展与进一步完善,进一步体现了《实践论》所要求的思想认识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打破主观束缚,与时俱进。实践的变化发展是不可抗拒的,时代的变化发展也是不可抗拒的。因而,无论你有无准备,无论你是否愿意,思想必须把握时代的脉搏,方能开据时代的良方。

  

  三.《实践论》揭示了实践对于理论的全部意义就在于通过实践的批判去发展理论。实践是对理论的批判与发展。一个新的认识、新的理论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是最终决定的因素。只有通过了实践的批判,这个认识或理论才能最终证明是马克思主义的新成就。

  

  从《实践论》中强调“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到一九六三年更加明确提出“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研究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他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核心部分的探索。马克思早在1845年就关于真理标准问题明确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6页)列宁也指出:“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列宁选集》第四卷第453页),列宁还进一步提出了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问题。毛泽东在继承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实践标准的唯一性原理,真理的标准就是实践标准,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标准。

  

  真理的标准之所以只能是实践标准,这并不是毛泽东一时心血来潮的推断,而是有史以来人们的客观历史活动就在自觉地且十分公正地评判着人们的各种各样的认识,那些不符合客观历史发展实际的东西就被客观历史活动埋葬掉了。于是,在自然领域,科学战胜了神学;在社会领域,封建思想战胜了奴隶思想,资本主义又战胜了封建思想。在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代替了包括资产阶级思想在内的一切剥削思想。就无产阶级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来看,实践反复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指导思想,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在真理的长河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世界与客观历史活动是不会迁就于任何理论权威与权利权威的,客观世界与客观历史活动按照自身的内在要求而不断展开是不可逆转的。人的认识只有反应了客观世界与客观历史活动自身运行的内在规律性,“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毛泽东选集》270-271页)才能是真理。用这个认识去指导实践正是合于客观世界与客观历史活动自身运行的内在要求,任何理论权威与权利权威都无法阻止这个认识去达到其实践的目的。相反,如果这个认识不合于客观世界与客观历史活动自身的内在规律性,就是任何理论权威与权利权威也无法帮助这个认识去达到其实践的目的。这样,实践已经判决:“这个认识不属于真理的范畴”。

  

  任何理论一经产生,都不可避免地要接受实践的检验。错误的东西经过实践的检验,就会被实践稍无声息地批判掉。你无论怎么顽固地坚持,也改变不了被抛弃的最后结局。正确的认识,经过实践的批判,因为与实践本身的一致性,必然对实践产生巨大的推动力,并演变为相对应的物质力量。它即使会被人为地否定,但人却不能改变实践的最终选择,实践会最后证明它的正确性。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就是这样经过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否定,但中国革命实践的最终选择却只有这条毛泽东早已认定和坚持的道路。关于党的建设,毛泽东以思想建党的思想为建党的核心思想建设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了具有三大作风的伟大革命政党,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中华民族亿万劳动者的贴心人,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与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出现了亿万人民发自内心的歌唱解放、歌唱幸福、歌唱共产党那一幕幕感人的场面,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全中国人民(尤其是亿万劳动者)心目中的形象是极其崇高的。后来,在实践中实际放弃了毛泽东的这一建党思想,虽然,建党思想(据说)也有了巨大发展,但是,共产党人的形象却不是那么崇高了,反而让老百姓一想到共产党,眼前就浮现出贪污腐化的局面……前天的陈希同、王宝森,昨天的胡长清、成克杰、王怀忠,今天的陈良宇、郑筱萸等等,以及他们数万计的同僚。思想建党的思想被人为的抛弃,并不能剔除其思想改造思想教育的巨大功能。愈演愈烈的腐败问题愈加证明:对腐败问题的处理,仅仅是就事论事地处理掉个别腐败分子,而不去清理产生腐败的思想根源,是远远不够的。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腐败问题已经困扰中国共产党二十年左右了,是应该得到根本解决的时候了。中国共产党完全应该重新认识毛泽东思想建党的思想及其实践,它是能够帮助自己彻底解决腐败问题的。毛泽东关于思想建党的科学认识及其实践是不应该抛弃的。毛泽东一生高度重视思想建党,高度重视对共产党人的思想教育与改造。通过思想的教育与改造,防止共产党人因为思想的退化变质而葬送无产阶级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思想及其实践,有着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虽然,他在这个思想的实践过程中,也出现过重大的偏差与错误,但这仍然掩盖不了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光辉。苏联的解体和东欧聚变就是铁的例证,虽然一些人把它主要归咎于斯大林体制,但从本质上讲,如果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人坚定不移地以马列主义武装自己,而不是根本地抛弃了马列主义,那他们最终结束的就只能是斯大林模式,而不是共产党政权。公正地说,苏联的解体不是斯大林模式的失败,失败的是始终抱着斯大林模式不放。他们本意要抛弃的不仅仅是斯大林模式,而是马克思主义。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政权的倒塌,既不是因为外敌入侵,也不是因为人民的革命,更没有一个预先的资产阶级的阶级颠覆,而是因为掌握政权的共产党人自己的退化变质,因为他们变成了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政客。在中国共产党内,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的腐败势力,他们就仅仅是贪污了一点点钱、过了一点点腐朽奢侈的生活吗?不是。他们的思想意识是马克思主义的吗?不是。恰如其分地说,他们的心灵深处满是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难道他们不希望中国变成一个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国家吗?实践是最公正的批判家,即使是最权威的全盘否定,也改变不了实践去实现科学的预见。不承认毛泽东关于共产党人的退化变质必然导致共产党政权的倒塌这一科学论断,并不能阻止实践的严酷验证。假如实践不再发生,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就只有永远的绝对错误。但是,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命令实践就此停止。因此,对于理论而言,实践的批判不可替代。实践的批判高于任何形式的理论批判与权利批判。在实践的批判与理论及权利批判的关系中,理论及权利批判只有与实践的批判高度一致,而不能是实践的批判与理论及权利的批判高度一致。无论是何等级别的理论权威、权利权威,都不能代替实践的批判。

  

  理论必须接受实践的批判。只有经受住了实践的批判,理论才证明了自己的正确性,并经过实践的批判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完善。在马克思主义领域,马克思主义的一切理论成果同样必须经过实践的批判。只有过了实践关的理论,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就。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毛泽东,都不能例外。从根本上讲,他们的思想理论,经过了实践的反复检验与批判,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就。但是,他们的某些推断某些理论成就,经过实践的批判,被实践彻底否定,过不了实践关。比如,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设想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会在全世界同时爆发并取得胜利,不过在实践中却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十月革命的实践就彻底否定了这一论断。列宁曾在他的著名的帝国主义理论中断言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发展却无声地否定了这一推论。在实践面前,理论无法隐藏,理论是裸露于实践天宇之下的胴体,其美丑善恶,其健壮赢弱,一切都暴露无遗。理论不会因人而异,不会因为他是革命的导师就百分百的正确。我们的革命导师早就反复地强调了这一点,被实践判定是错误的认识必须纠正,要勇于接受实践的批判。在毛泽东思想看来,社会的实践归根结底主要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所谓认识从实践中来,就是从人民群众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来,认识的目的、认识的正确与否也必须经过人民群众的实践去实现去证实。经受不住人民群众的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批判,就不能证明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无论多么冠冕堂皇的理论,理论的预期结果与实践的实际结果不能一致,只能说明那是一种不科学的理论,绝不是几个教授、几个学者、几个媒体、几个富翁一吹捧,它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它需得到最广大的劳苦大众的认可,它需要最广大的劳动群众从内心的深处去承认它。邓小平关于先富带后富的理论,就是这样一种已经被人民群众实践证明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理论家们却不厌其烦地证明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成就。这是一种完全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态度。

  

  先富后富理论,单就理论形态上看,它是正确的合乎逻辑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发展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1992年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指出: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但是,在实践中,却只剩下少数人富起来这一条。富起来的人们在短短的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内,财富迅速膨胀到几亿,几十亿,几百亿,每年几千万、几亿甚至几十亿地增长。中国富人们积累财富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外国同辈们。如果谁要说这是勤劳或智慧的结果,就是比尔·盖次也不会相信。我们的理论家们反复论证,那些国外的富翁们所拥有的财富来自于对劳动者的剥削,不知道我们的理论家们是否知道眼前有些突然就冒出来的亿万富翁的财富来源?该不会是天上掉下来的吧?无论怎样,其富起来的真正秘密归根结底应在于剥削或“掠夺”。试想,如果没有成千上万的穷光蛋们的辛勤劳动,会产生这样的富翁吗?这样,富翁们用实际行动否定了先富后富理论关于“消灭剥削”的理论描述。于是,“消灭剥削”就只能存在于纯理论文章之中。此其一。

  

  其二,紧接着少数人富起来的一个巨大事实就是:一方面,少数富起来的人们掌握着巨大的社会财富;另一方面,占绝大多数的人们的社会财富却只占有极小的份额。综合考察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基尼系数早已超过标志贫富差距0.4的警讯状态。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前不久的统计数字,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5考虑到灰色收入因素,中国的基尼系数实际已高达0.57-0.6。如果我们不懂什么基尼系数,我们不妨回过头来看看一些简单的数据,比如,一方是富人们几百万到几百亿甚至上千亿的财富;另一方却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穷人家庭一年仅有几千元不等的总收入,且其所有的财产加完算尽也不过几千元。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份额高达50%,而占总人口20%的最穷人口所占收入或消费份额却只有4.7%。再看看下面的一些统计,就可对富翁们的财富有一个进一步的了解:《福布斯》中文版11月1日正式发布的2007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全榜单中,四百位上榜富豪财富总和达两千八百亿美元,比去年增加一千六百四十亿美元。新华网北京2007年10月30日电(记者程云杰)波士顿咨询公司30日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内地拥有百万美元金融资产的家庭数量已从2001年的12.4万上升到2006年底的31万,跃居全球第五,仅次于美国、日本、英国和德国。报告援引BCG财富管理市场规模数据库的统计数据说,这些“新贵家庭”数量仅占中国家庭总量的千分之一,但是却掌控着全国41.4%左右的财富。对于穷人是否真正地穷,只要去认真地调查了下岗工人及除开城市附近的大多数的农民家庭;或者我们能够到街头蹬三轮、摆小摊、给别人打小工的人中间走一走;有可能的话,甚至深入到乡村那些依然住在几十年没有翻新的房屋里,家中仅仅靠几只鸡蛋或几颗粮食获得收入的农民中间,与他们谈一谈、聊一聊,就不难知道他们的确是穷。中国贫富差距差幅之大、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就这么 20 多年的时间,中国已经从一个经济平等的国家,转变为贫富悬殊十分严重、收入差距远远超过国际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劳资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部门差距等等,无一不在把本来处于同等经济水平的人们撕裂为穷人版块与富人版块。亿万富翁与包身工及黑煤工、黑矿工、打零工人有没有差距?一方是富人在世界富人堆里拥有世界第五的财富,另一方却还是处于一个极低的水平之中。就是走遍资本主义国家,穷人与富人的差距也不过如此。显然,我国贫富差距拉大已是不争的事实。不知道那些不承认活生生的事实的理论家们心中的贫富分化标准是什么?为什么要否认事实呢?该不会是亿万富翁加包身工就等于社会主义吧?先富后富的目标之一就是“消除两极分化”,但是实践与理论的预期再一次呈反方向运行。经济平等不复存在,两极分化正在进行。

  

  其三,富翁们是不是在带动穷人们也走上富裕的道路呢?不可否认,确有那么一些富人在带动穷人们富起来(因为他们原本也很穷),但那是极少数,绝大多数的富人们不是这样。一方面,穷奢极欲是暴富起来的中国富人的特点。比如,一些外国人在谈到他们所了解的中国富人时提到:一个煤矿矿主的儿子,开的是价值200万的小车,在北京住着两栋价值超过5000万的别墅,生活极为奢华。中国的富人对奢侈品的追求是世界闻名的,他们通常一掷千金,几十万的名表一买几块,名牌衣裳首饰一买一大包,巴黎的奢侈品商店就此开始招募会说中国话的店员。甚至“孤儿寡母”就可一次性买下数百万美元的美国豪宅,美国人因此大跌眼镜。美国《纽约时报》2007年2月11的一篇题为《中国富人要为情人节狂花钱》文章报道:“今年情人节到来之际,上海银行家理查·范(音)将给自己的妻子买一块价值4万元(人民币)的瑞士名表,‘我觉得这个礼物比一两万元的晚餐更好’。这块表的价格是中国农民平均年收入的12倍。……万豪酒店的一位经理说:‘在这个特别日子里,挣得更多的上海人想要一些不同的东西。’今年情人节,该酒店推出价值2.8888万元的套餐,包括在总统套房过夜。很昂贵吧?但还没赶上去年的18.8888万元,那个套餐包括豪华游艇游览黄浦江,连一些业内人士也为那种铺张奢侈而咋舌。”用“为富不仁”形容某些富人是恰如其分的,他们偷税漏税、制假贩假、克扣员工工资、腐蚀领导干部、败坏社会风气等,包养情人更是司空见惯。他们不仅在国内的老百姓中的形象极差,他们的国际声誉也极为不佳,只比毒品集团和黑社会成员稍好一些。再一方面,那些富翁们跟外国的富翁一样,他们都有着对财富永无休止的追求,“无暇顾及”穷人们怎么样。虽然他们也有亿万元的资产,比起咸菜下白饭的最底层的最广大的劳动群众,不知要多几百万几千万倍的财产,但是他们丝毫也不满足已有的财富。比如,房地产巨头,虽然他们的财富已暴涨到N个亿,但他们每隔一个很短的时段就要把房价上调一次,所以,即使别的市场都存在亏盈转换的往复循环,而房地产市场却始终保持着只盈不亏节节攀升的上扬态势。房子这个怪物,就那么几间,一眼看穿,但就是看不透,不知其中玄奥,是不是水泥地板太厚的缘故呢?然而,我们换一个视角去看看N个亿的不断疯长,也不难得到令你满意的答案。中国富人们的目标是学习“比尔·盖次”,“比尔·盖次”是自“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几百年以来才修成的正果,那些心仪“比尔·盖次”的富翁们要修成这样的正果,少说也要四五十年的修炼才行。即使富翁们真的修成“盖次”的正果,其结果与咸菜下白饭的所谓弱势群体,可能不是共同富裕了,而是进一步拉大了差距。

  

  我们再来看一看穷人们或被媒体、部分理论家们称之为“弱势群体”的人们,他们主要由下岗工人和农民组成,这支曾经在毛泽东时代创立了新中国与无数建设奇迹的震惊世界的力量,现已变成十分可怜的“弱势群体”,他们的贫穷是无庸质疑的了,甚至部分理论家们都看出来了,外国人也知道了,而且数量还不小,再加上相对贫困的人,大概要占到好几个亿。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弱势群体”。这部分人是否因为懒惰或奢侈浪费才造成他们目前的贫穷落后的现状呢?不是。城市里贫穷的下岗工人是因为他们失去了劳动的机会,并且没有找到再次劳动的机会,或找到了但收入微薄。要知道,现在的城市不是百十元人民币就能生存下去的。前两年,据《南方周末》报道,在甘肃渭源等地,还有那么一批乡村代课教师,他们每月仅仅只拿到40元到80元不等的工资,而每月拿40元工资的又占了代课教师的70%,部分代课教师这样的工资已经拿了20年!仅渭源就有六百多名这样的教师。他们要三四年不吃、不喝、不用,才能积到富人们一杯饮料的钱。再看看农民,中国现在的穷人绝大部分就是农民(包括一些原来的地主富农的后代)。那么,他们有没有去努力改变他们贫穷落后的现状呢?事实证明,他们是尽力了。他们的绝大部分,也是年轻力壮部分,常年奔波在外,从东到西,走南闯北,有许多人甚至把生命都留在了异土他乡。他们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改变一个穷“字”。而整个农业生产的担子主要就落在了五六十岁甚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们的肩上,这些本该颐养天年的老人们无赖之下成为了中国现时代农业的主力军。除个别以外,这些农民应该是现代中国最勤劳、最善良、最节约的人。他们的大多数人为什么没能富起来?因为低收入与高支出(对穷人而言)是他们始终无法改变的难题。他们在外的收入一般每月几百到一千元不等,即使把开支压到最低,一年也只能节约几千块钱,而农业生产多年来又大都处于倒贴状态。可是,几笔他们无法回避的开支就足以耗尽仅有的几千元钱:一、外出务工的车船费,要知道他们来去都处于车船费用的高峰区;二、孩子的必须的读书耗费,一个孩子仅仅读一年高中就要交三千到四千元不等的费用;三、化肥、种子等农资费用;四、几年前还没有免去的“上缴款”;五、必须的油盐钱之类生活费用。这些费用下来能剩几百元钱就很不错了,有的再次外出还须借钱。特别是前几年还没有免除“上缴款”和部分书学费之前,部分地区一个农民每年的“上缴款”逐渐张到三、四百元,读一学期小学要缴到二百多元,许多家庭如果要交清这些费用,只有倾家荡产。虽然有些人天天高呼要代表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但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负担却越吼越高。直到胡锦涛总书记与温家宝总理之时,才认真地着手解决这一问题,免除了许多农民倾家荡产之苦。一篇报道指出,当下的中国,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两张面孔,仿佛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度。当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人们把打高尔夫、买别墅、购轿车、去国外度假作为主要谈话内容时,中国的另一部分人,他们主要生活在农村,为了活命,有些人甚至以无节制地卖血来换取一点微薄的收入,成为“职业卖血者”,他们渴望脱贫,渴望改变现状,渴望获得丰衣足食的生活。但是,富裕对他们来说,好象始终是一块“太空月饼”,总是触摸不到。前欧盟驻关协大使保罗张万亭指出:中国的快速发展,对富人来说是快速发展,但对穷人却不是。与富人们的财富疯长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们千辛万苦才能维持生计。

  

  这样,从先富后富理论已经走过的几十年实践历程来看,富人们在追求财富方面完全地实践了先富理论,充分抓住了一切可能的机会积累财富。另一方面,富翁们的财富运行的基本方向又完全不在理论的规划之列,完全没有理睬“先富带动后富”的号召。北京华远集团董事长任志强等人公开叫嚣:“凭什么给穷人盖房?” 经济学家厉以宁等赶忙捂紧富人们的钱袋,叫嚷不能“杀富济贫”。其实,穷人们并没有向富人们索取什么,是富人们自己作了恶梦,惊出一身虚汗。事实是:穷人们不仅承担着农业重担,解决十多亿人口(包括富人)“吃”的问题,还要为富人创造财富提供必须的劳动。因为没有他们的劳动,富人的财富就不能增长。富人的金子之所以能生金蛋,是因为有了穷人这只母鸡。在实践中,是穷人创造了富人,而不是富人带动了穷人,富人的一切财产最终来源于穷人们的劳动。“先富带动后富”刚好把财富创造的帽子戴在了富人的头上,给人们造成财富是富人创造的假象,再也看不清财富的真正来源。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人包括经济学家们也跟在屁股后面起哄,完全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但是,不要忘了,富人们在创造财富的时候,手中都直接或间接地掌握着数量不小的穷人,只有当穷人们的劳动最后完成了,他们的“金蛋”才生了出来。富人们所要作的,也是他们最善长的,就是如何更多地把穷人们产出的“金蛋”装进自己的口袋里。富人不是产生于财富的创造过程之中,而是产生于财富的分配过程之中。他们分配财富的尺度决定了自己富有与穷人贫穷的程度。穷人们所能争取到的是:他们同样的劳动付出,怎么选择,选择谁,才能获得更多的收入。在实践里,根本就不存在富人带动穷人共同富裕的问题,令富人们大费心机的倒是如何才能更多地占有穷人们的劳动成果,一旦离开了穷人,以他们穷奢极欲的架势,要不了多长时间,他们也将变成穷人,他们又拿什么去带动穷人共同富裕?所以,要富人带动穷人共同富裕仅仅是一个“善意的理念”而已,其真正起作用的只是给少数人富起来找到了一个看起来十分合理与诱人的说法。

  

  假如富翁们都良心发现,都要主动带领穷人们富起来,不就实现了富人带动穷人共同富裕的愿望?这一愿望是美好的,也是合情合理的。不过,目前没有这样的趋势,将来也不会有。这里先分析一下富翁们的阶级属性。早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我国就只剩下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本没有其他阶级。但是,自从推行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以后,我国的阶级结构再一次发生变化,在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外又迅速出现了一个新的阶级。一些理论家一些权威部门已经对这个阶级有所分析,谈论过他们的一些特点,但对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阶级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谈到这个阶级,总是遮遮掩掩,似乎对此讳莫如深,好象这个阶级是现实条件下的中国的独创。其实不然,这并不是一个什么新的阶级,只不过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这确实是一个新的阶级,它就是人们再也熟悉不过的曾经被消灭过的资产阶级。前面已经谈到过它们的财富真正来源于劳动者的劳动创造,他们的生存、发展以及财富的暴涨都离不开劳动者的劳动创造,只是有些资本家把财富的增长玩得更加令人眼花缭乱而已。比如,从胡润富豪榜上我们得知,仅囤积土地就能催生富豪。但是,如果在这块土地上不再使用哪怕是一分钟的劳动力,那么,这种财富就将变为一张废纸。富翁们也只有建立在对劳动者剥削的基础上,才能迅速积累如此数额巨大的财富。他们与劳动者的关系是典型的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关系,他们用一定数量的货币买到他们所需要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也只有生产富翁们所需产品的权利,随着生产过程的完结,劳动者的权利也就完结,产品归富翁们所有,再由富翁们销售出去,变成富翁们的财富。据统战部估算,这部分富翁大约有5000万人,加上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总人数在1.5亿左右。中国实际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个富人的圈子,虽然不能说这部分人都是资本家,但是,它们的主流部分不能不属于资本家阶级。他们所拥有的财富甚至超过了许多发达国家同等资本家的财富。当我们认清了富翁们的阶级属性之后,我们就应该知道为什么富翁们不可能带领穷人们共同富裕理由了。因为,从奴隶主阶级以来,所有的剥削者都是通过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而拉大了与穷人们的贫富差距。只要有剥削关系存在,就会有贫富差距,甚至极为悬殊的贫富差距,没有例外。所不同的是,在生产力低下的状况下,穷人更为贫穷而已,在生产力水平较高的条件下,穷人的生活水平相应地要高一些,不过,那也是劳动者通过斗争争取来的。但是,没有哪个剥削阶级带领其剥削的对象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将来会有吗?

  

  中国新兴的富翁们不仅以他们的实际行动已经宣告他们不愿带领穷人们共同富裕。相反,他们中间的一部分正在走向穷人们的对立面。大兴矿难等一系列的矿难、哈医大附二院等一系列的天价医疗丑闻、山西洪洞等地的黑砖窑包身工事件、以湖南郴州为代表的官商黑勾结掠夺资源事件,等等,无一不在说明:为了赚钱,没有他们干不出来的事情。这些人甚至比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更加贪婪。富翁们为什么老是有那么多惊动天下的坏事,为什么他们就不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呢?奇怪得很,在中国不仅没有富人带动穷人共同富裕的局面,而且,富人们不仅靠剥削穷人富了起来,还普遍拖欠民工们的劳务费用,好像总理知道后,才有所改观。象北京、上海等地,一看便知是有钱的地方,可那里的民工们也只有等到年底才能拿到工钱。按理说,他们的财富已经多达几千万,几亿直至几百亿,可以带领穷人们共同富裕了。然而他们用实际行动一次次地断掉了穷人们对他们的幻想。要知道,我们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人民连自己的政权都没有了,不知道那又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共产党是全体劳动大众的共产党,共产党不应当成为少数富人的共产党。共产党人如果成为少数富人的共产党,只为少数富人看家护院,那跟资产阶级政党还有什么两样?革命时期,共产党人代表了穷苦的劳动大众翻身求解放;建设时期,穷苦劳动者的根本利益应当是共产党考虑的头等大事。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没有忘记这一点,他们时时刻刻关注着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认为人民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高度重视人民的幸福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他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尽在于此,其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实践及其结果说明:是中国共产党而不是富人在解决人民的疾苦,在带领中国人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在实践中,也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才可能带领全国人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也完全能够带领全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乘十七大的东风,中国共产党启动了尽快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动机。这样,在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实际实践过程中呈现出这样一条带领全体中国人民通向富裕的道路,即:一方面,继续推行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另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有步骤有差别地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

  

  一个新的理论产生,不能立即断定它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新成就,因为它还没有经过社会实践的煅烧与锤炼。经过了实践的煅烧与锤炼,它是不是马克思主义,不再需要理论家们去引经据典去旁证博引。因为,如果它是马克思主义,它已经得到实践的证明;如果它不是马克思主义,它已经遭到实践的批判,实践要求修正这一理论。理论工作需要做的就是把实践实际情况真实地反应出来,并把实践给出的实际结论同样真实地表述出来,并按实践的要求修正错误。离开了实践的实际情况实际结论的一切表述都是在掩盖真相,都是伪科学的,都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就在于自觉地接受实践的批判,不断地依据客观实践实际修正认识中间与之不相符合的或完全错误的认识,对客观实践实际准确或近似于准确的表述,揭示出其中的规律性。不接受实践的批判,一味地坚持错误,只能导致理论的窒息。但是,实践却不容错误长期这样下去,它要不断地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暴露错误,直到错误毫无藏身之地,被全部地裸露于大庭广众之下,从而迫使人们最终不得不放弃错误的理论。然而,实践更为重要更为深刻的理论意义却在于源源不断地为正确理论提供一切直接现实依据,以不可阻挡之势推动理论的发展。

  

  四.当代实践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直接来源,因而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反应当代社会实践的重大矛盾与重大问题,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这些矛盾与问题以科学的分析与创新性的总结,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破解当代社会的这些重大矛盾与问题,继之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在实践中解决这些矛盾与问题,从而让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变得更为科学合理,推动客观世界的科学发展。

  

  马克思主义历来不回避当时时代的重大矛盾与问题,对当时时代的重大矛盾与问题的精辟分析与深刻理解却是马克思主义把握时代的一个极为显著的特点。马克思主义从诞生开始就是这样,它正是在深刻认识当时世界重大矛盾与问题的基础之上产生的:大工业时代的到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作为两大对立阶级的出现,空想社会主义及欧洲三大工人运动等等,这些无一不是当时影响世界发展的重大矛盾与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深刻分析这些矛盾与问题的基础上为人类指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列宁正是在敏锐洞察当时刚刚进入帝国主义时期帝国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极端反动并积极挑动世界大战及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国能首先取得革命成功的理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利用帝国主义的世界战争造成的千载难缝的机会完成了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不放过这些重大矛盾问题呢?道理很简单,因为那些重大矛盾问题包括其相应的重大事件的背后隐藏着世界发展走向的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把握了这些重大矛盾问题及其重大事件,就是把握了世界的脉搏,马克思主义的每一个重大发展都是建立在对当时时代重大矛盾与问题的独到而精准认识的基础之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以来,中国共产党就开始立足于中国国情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并取得了宝贵的经验,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建立在对世界大势和国情准确把握的基础之上,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拓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展新境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集中全党智慧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又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前后近三十年里,整个世界进入大变动大调整的时期,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西方资本主义出现种种新情况、社会主义发生严重挫折、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等等,这些都是共产党人不能回避也不应该回避的世界大事,它特别需要共产党人认真对待和深入研究,尤其是新科技革命及其带来的重大科技发现发明和广泛运用,推动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也引起全球经济格局、利益格局和安全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兴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全面持久而又极其深刻的改革浪潮。基于这样一个世界大势,以及国内生产力仍然十分落后的现实状况,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改革开放新时代。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改革开放是一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在这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浪潮中开辟出来,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到空前的发展,先后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党的十七大把这些新鲜的理论成就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就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的和国际的重大矛盾与问题的深刻认识和总结,就是通过对这些重大矛盾问题及其重大事件把握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

  

  在历史的长河中,人们从来没有中断过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活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活动也从来不会停止。那些存在于社会实践中的重大矛盾与问题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自己的生长,有实践就会有矛盾与问题,有矛盾与问题就会有影响时代发展的重大矛盾与问题。清醒认识时代的重大矛盾与问题,才能准确把握时代的大势。完全彻底地解决时代的重大矛盾与问题,才能真正驾驭时代的趋势。当前的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准确地反映了当代中国发展的重大矛盾与问题,党的十七大,又科学制定了适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的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全国人民夺取全面小康社会的新胜利描绘出了崭新的宏伟蓝图。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几十年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走科学发展的道路,就是对当前中国发展大势的准确把握,实现科学发展将促使中国社会形成最佳的发展局面。要创造,还必须解决好一系列突出的重大矛盾与问题。目前中国最突出的问题是腐败问题、严重的贫富悬殊问题。腐败问题从深刻意义上讲,它是一个思想问题,它是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工作没有到位或没有完全到位的缘故。一个彻底地用马克思主要武装起来的党不会有那么严重的腐败问题,一个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共产党人是不会成为腐败分子的。那些身为共产党员的干部之所以蜕变为腐败分子,是因为他们内心深处早已没有了丝毫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他们的思想灵魂早已被腐朽的资产阶级贪欲思想所取代。从陈希同以来,对腐败问题的处理,毫无例外地把它交给法律似乎就万事大吉了,从来不去分析其腐败背后的肮脏的灵魂。如果不用马克思主义去清洗他们的灵魂,他们灵魂深处的腐朽的资产阶级贪欲思想会自动的清洗掉吗?对共产党人时常的艰苦、扎实、到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改造是不可替代的。只有那样,他们才不会丢掉马克思主义,才会去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奉献自己的一切。一位开国高级将领的后代在一本书中这样写道:“我们这些高级将领的孩子都很怀念少年时代充满理想的日子,尽管那种日子有很多缺陷,但是要求干部和人民群众同甘苦的信念是永远不该丢弃的。……一位比父亲级别还高的老革命的儿子说:‘我们当今有很多做法是与父辈抛头颅、洒热血所追求的理想背道而驰的。世上没有不沉的船,我们至少要洁身自好地不去拆船。’” 没有了艰苦、扎实、到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改造,腐败问题最终会危及到党的存在或根本改变党的性质,科学发展的局面也就不可能存在。

  

  实践证明,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具有巨大的经济生产能力,能够存在于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之中,它也能够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因此,把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纳入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之中不应该只是一个暂时的策略。只要它有利于国计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应当毫不犹豫的运用起来。关于把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纳入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之中的问题,无论是列宁主义,还是毛泽东思想,都有过卓有成效的早期探索。列宁推行的新经济政策,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探索;毛泽东早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篇著作中就明确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后不可避免的结果。”(《毛泽东选集》613页)他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强调:共产党人“不要把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错误地移到社会经济方面,去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毛泽东选集》751页)虽然,毛泽东的这些论断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来的,但是他肯定了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是能够在共产党建立的政权里面存在的,是能够在共产党人所建立的经济体系中存在的。新中国成立后的多种所有制的推行就包括毛泽东关于运用资本主义经济方式发展经济的思想的伟大实践。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还提出过在消灭资本主义以后又运用资本主义经济方式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只是并无实践。不过,毛泽东思想领域关于共产党人如何对待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经济方式的思想非常丰富与完整。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大胆地把资本主义经济方式运用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生产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突破了关于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运行模式的一贯观点,认识到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中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明确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广阔前景。特别是对当代资本主义领域所取得的人类文明最新成就直接运用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马克思主义理论获得崭新的发展。

  

  但是,不能否认,也不应该否认,运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不仅仅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有利,它也有其不利与破坏性的一面,甚至会导致资本主义直接取代社会主义的结果。首先,不合理的利用会导致严重的贫富悬殊,造成人们之间的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如果这种贫富悬殊与不平等长期下去,即使是最快的发展,也只意味着富人的发展,最广大的劳动者分享不到发展的成果或分享甚少。这样的发展就只能是民族经济或富人经济的发展,不能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单就发展民族经济来看,二战以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深度和广度完全能够使一个民族迅速地发展起来。除发达国家因此得到迅速发展以外,韩国、新加坡等一些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或地区也迅速地发展起来。能不能说它们就是社会主义呢?不能。社会主义经济应该建立在劳动群众经济力量不断壮大的基础之上。如果不能壮大劳动群众的经济力量,当初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就变得毫无意义。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劳动群众长期处于经济力量十分薄弱的状态之下完全不利于社会经济长期处于良好的发展状态之中。其次,长期的经济地位不平等将最终导致政治地位的不平等。经济是政治的基础,如果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长期只能享有极小部分的劳动成果,他们在政治上的发言权也将变得极其微弱,他们将不可能与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少数富翁有同样的政治影响力、有同等的政治地位。其三,为了获取财富,他们可以不择一切手段,掠夺国家资源、窃取国家财产、破坏生态环境、制假贩假、大胆使用童工甚至牺牲劳动者的生命等一切手段都会利用起来。通过这些手段,他们是富起来了,但却直接危害了社会主义事业。其四,一些资本家为达追求财富的目的,不惜一切手段腐蚀党的干部,一些党的干部也趁此机会与资本家勾结大搞贪污腐化活动,因而出现官商合流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局面,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官商黑和演的丑剧。一些不法资本家戴上了代表、劳模和政协之类“红色顶戴”,甚至公然跟市长、省长结拜攀亲。一些干部几年下来,其家庭其家族也随之财富暴涨。这种危害如果不能很好的处理,对社会主义事业对人民政权将是致命的,他们实际上已经造成了个别地方政府完全成为了富人的政府。

  

  对于资本主义的运用,应该坚决果断摒弃掉其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不利于人民政权巩固、不利于科学发展的方面。特别是官商勾结、官商黑合流的问题更应该高度重视,并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只有这样,社会主义事业才不会有被颠覆的危险。

  

  腐败问题和严重的贫富悬殊问题是当前中国社会两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只有真正地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人民的政权才会变得更加牢固,劳动人民的小康生活才能实现。共产党人才能完全驾驭中国的未来。马克思主义也只有解决了这些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才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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