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仕国:历史的回顾 现实的启示

-----纪念《实践论》发表七十周年

《实践论》是毛泽东七十年前为了反对党内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而写的。在我党的历史上，王明的教条主义给我党带来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教训也最为深刻。毛泽东同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的斗争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曲折困难的过程，最终，战胜了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和干扰，把革命事业从挫折和失败中引向了胜利。在《实践论》发表七十周年的今天，重温《实践论》，回顾毛泽东同王明教条主义斗争的历史，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的实践理论，反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主观主义，指导我们今天的实践，会有深刻教益的。

一

王明（原名陈绍禹），1904年出生于安徽六安县，1925年入上海大学学习，同年10月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据杨尚昆回忆，当时中山大学在办学方针上就存在许多严重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讲马列主义，而不强调应用，不联系中国的国情；课程设置，同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明显地脱节；讲革命经验，言必称苏俄，就是以城市暴动为中心的模式……容易形成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倾向。”①

1924年4月在中山大学校长兼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安排下，王明回到了上海，先是在基层工作，后调任中央宣传部秘书。他怀着狂妄的政治野心伺机进入中央最高领导层。为此，“在党内散布流言蜚语，说：中国党的领导人没有理论，过去的一些革命都是机会主义，不是真正的革命行动。现在他们这些懂得革命理论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回国了，中国革命要由他们来领导，才能贯彻共产国际路线。”②1931年1月，在米夫的一手操纵下，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让没有实际工作经验而且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一下成为政治局常委。从此，党中央总书记名义上是向忠发，实际上是王明操纵了党中央的领导权，开始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1931年9月，王明到莫斯科担任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负总责。而王明在赴苏前夕，再三叮嘱博古，万事都得请示共产国际，“决不可擅自行动，更不能听信他人。”这样，王明虽远离了中国，但仍遥控指挥一切。由于博古不懂军事，1933年9月初，王明从苏联派来了李德（奥托.布劳恩）为军事顾问，并要中央完全听从李德的。李德根本不懂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性，还独断专行，实行了一套错误的军事路线，最终导致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惨重失败。当红军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时，已由长征开始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确立毛泽东在全军的领导地位，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才使红军一步一步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走向胜利。

但是，同王明教条主义的斗争并未结束。就在毛泽东写出并讲授《实践论》仅几个月，在1937年11月，王明被共产国际派遣回国。他下车伊始，在对国内情况还基本不了解的情况下，便提出了一切经过和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由于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一部分领导干部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还存在着机械的盲从，因此，王明的主张一时在党内造成了很大的不良影响，也使毛泽东的处境很困难。王明自恃有共产国际的背景，大力推行右倾投降主义。他经常中共中央的名义，擅自对外发表宣言，甚至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谈话。对此，毛泽东也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当时一度形成这样的局面：“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在延安发通电发文件，以王明为首的长江局在武汉也以中央的名义发通电发文件。斗争终于表面化了。”③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党内分歧，战胜教条主义的干扰，必须使共产国际搞清中共内部斗争的真相并取得共产国际的支持。1938年，根据中共中央会议决定，派任弼时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任弼时在苏联向共产国际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转变了共产国际领导人对毛泽东的态度。7月初，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接见即将卸任回国的王稼祥和他的继任者任弼时，他请王稼祥向中共中央转达他的意见：

要告诉全党，你们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王明等不要再争吵了……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适时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全会批判了王明右倾投降主张，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路线，在共产国际指示下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表明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基本格局已初步形成。毛泽东后来在中共七大上总结历史经验时感慨地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④

六中全会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与王明的教条主义斗争并未结束。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系统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路线和纲领。3月，王明就在延安未经中央同意擅自再版他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并且在延安和各根据地发行，来与《新民主主义论》对抗，造成了党内认识的混乱。

王明小册子的再版发行和党内认识的不统一，使毛泽东认识到了解决党的历史问题，统一党内思想的重要和紧迫。1940年下半年，毛泽东开始亲自主持收集、编辑和研究中共六大以来的历史文献，从中也使他更深刻地感受到了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

1940年八、九月间，毛泽东提议经中共中央会议决定，将中共六大以来的历史文献先以活页的形式印发给高级干部，用以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当时参加编辑《六大以来》的胡乔木回忆说：“当时没有人提出过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存在一条‘左’倾路线。现在把这些文件编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依据。有的人就哑口无言了。毛主席怎么同‘左’倾路线斗争，两种领导前后一对比，就清楚地看到毛主席确实代表了正确路线，从而更加确定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⑤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九月会议），主题是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期间的路线问题。会议期间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都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其中包括教条主义错误。而王明不仅为自己错误诡辩，还推卸责任。后来，为了躲避中央对他错误的集中批评干脆称病躲避任何会议。尽管如此，也说明了党中央、毛主席已战胜了王明的教条主义的干扰。

1945年4月20日，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详尽地阐述了历次“左”倾错误，特别是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产生的历史背景、内容、表现和发展过程及造成的危害，并着重分析了产生错误的社会根源。《决议》对彻底清算教条主义，统一全党认识，加强全党团结，夺取抗战胜利和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二

在我们今天纪念《实践论》发表七十周年的时候，回顾毛泽东同党内的教条主义斗争的历史经验教训，重温《实践论》这篇辉著作，不能不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其一、一定要高度重视实践。毛泽东一生都非常重视实践。他不但是伟大的思想家、理论家，更是古今中外许多重要历史人物难以比肩的杰出的实践家。他的丰功伟绩都是他杰出实践的成果，他的著作从某种意义上讲，都可以说是“实践论”。他甚至讲过：最聪明、最有才能，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即使对自己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他也曾经说过：《实践论》是比《矛盾论》更为重要的一篇文章。⑥这也说明他更重视实践的作用。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对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检验认识的标准，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是认识的目的，等等。充分体现了实践的极端重要性。

王明等教条主义者之所以犯错误，主要是他们无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唯书”、“唯上”，生吞活剥马列著作中的只言片语，动辄搬出“国际指示”吓人，结果在实践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给革命事业造成极大损失。这些历史教训既是惨痛的，也是深刻的，值得我们牢牢记取。1964年2月，在春节座谈会上，毛泽东以总结历史经验的意义提出：“书不能读得太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要读，也不能读得太多，读十几本就行了。读多了会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修正主义。”⑦今天，我们在学习多种理论的同时，一定要注意不要离开实践这个根本，高度重视实践的地位和作用，一切立足于实践，一切从实际出发，不犯或少犯新教条主义的错误，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其二、一定要注意把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理论和实践都是革命事业的需要。斯大林说得好：“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问题是要把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有机地统一起来。贯穿《实践论》的基本思想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实践论》在总结十六年来党内出现的右的和“左”的错误时，进一步指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教条主义者不能把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教条主义者谈理论，离开了实践，不懂得理论要紧密结合实践，正确地指导实践，使理论变成缰死的教条。1941年9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在检讨自己所犯的错误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总结了自己没有或很少实际工作经验。张闻天说，过去国际把我们一批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机关来，这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损失。博古说，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我是主要负责人……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在苏联学的是德波林主义的哲学教条，又搬运了一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条和西欧党的经验到中国来，过去许多党的决议是照抄国际的。王稼祥说，我也是实际工作经验很少，同样在莫斯科学了一些理论……学了一些理论而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易做教条主义者。⑧

应当说，王明、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对马列主义理论要比国内的同志知道得多，但他们没能把马列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犯了教条主义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失，尤其是王明的教条主义，几乎葬送了红军，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毛泽东把马列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终于战胜了千难万险，把中国革命一步步引向了胜利，在历史上树立了理论紧密结合实践的光辉典范。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形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正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掌握的理论很多，具体实践的内容也更多、更新，我们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面临着许多新的复杂的课题，对此，我们要注重实际，努力使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不断夺取各项事业的新胜利。

其三、一定要与时俱进。《实践论》告诉我们：“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王明等教条主义者思想认识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变化，只是死搬书本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结果受到了实践惩罚。

与七十年前相比，中国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更是使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都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时代要求，这与毛泽东曾经提出的“与时并进”是相一致的。因此，我们的思想和行动都要紧跟时代的发展步伐，分析新形势，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把新时期的理论与新时期的实践紧密结合，在实践中总结理论、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牢记历史经验教训，努力避免“左”的和“右”的错误，沿着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正确道路，不断创造新的业绩。

备注：

①  《杨尚昆回忆录》第42页。

    ②王绍军：《延安统帅部》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61页。

    ③张志清：《延安整风前后》，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第1版，第34页。

④王绍军：《延安统帅部》第109页。

⑤《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8页。

⑥陈贵斌：《把握历史趋势的伟人》上卷，辽宁出版社，1999年版，第469页。

⑦何显明：《毛泽东的心路历程》学林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65页。

⑧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的发言均引自：黄允升《毛泽东三落三起》中央文献版，2006年第1版，第442-4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