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巍:毛泽东《实践论》给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启示

——兼析中央以下各级领导干部教条主义的新变种

  　  毛泽东同志在1937年7月发表的《实践论》这篇宏伟作品，对指导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又快又好，仍然有着非常重大，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党的十七大确定的高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旗帜是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发展和延伸，符合毛泽东的《实践论》提出的深刻内涵。

毛泽东《实践论》的核心就是告诉我们，认识任何事物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一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中国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建设也是这样一个过程。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的坚强决心和坚定信心。中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是从毛泽东时代开始的。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一开始就是反对教条主义的，他在1930年5月发表的《反对本本主义》和1937年7月发表的《实践论》都是为揭露教条主义的危害而写的。解放战争结束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提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人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化，以胡锦涛为总书记中央是继承了中国三代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的建设和认识，丰富和发展了中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符合当今的时代特征的，是符合毛泽东《实践论》提出的深刻内涵的。

二、学习《实践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现实表现和新的变种。

在中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中，在党内总是有那么一些人，长期拒绝中国的实际，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而只会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只言片语，去吓唬人。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和《实践论》讲了不少教条主义的表现及其危害，我党从红军时期到改革开放前夕，也都有过特别惨痛的教训。在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又快又好的道路上，教条主义仍然存在，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总结过去五年工作时指出，少数党员干部作风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也会直接导致教条主义，它的现实表现和新变种，归纳起来，主要表现为“三论”。

     1、唯领导论  领导领导就是既领又导，领导之所以成为领导，是因为他站的高，看的远，知识和能力比下属更强，处事比下属更聪明，解决问题应该比下属方法更多。作为下级，遇到不懂的问题，解不开的疙瘩，往往就会请示领导也是正常的，合乎情理的。但由于领导都比较忙，特别是高级领导到基层来还有层层的保卫，难以接近群众，对一地，一事，一情不可能全面的了解，到一个地方往往不是看看汇报录象片，就是到几个样板点上走马观花一通，然后就是下结论发指示。所以说这种行为只是认识论的感性认识阶段，认识还不全面，不能作出合乎理论的结论。作为下属，为了维护领导，尊重领导，对领导的指示多是连夜学习，立即落实，甚至在电视报纸广泛宣传。在90年代中期某省的某位主要领导到某县调研指导，该县领导为了给省领导留下好印象，把县城的所有果脯统一集中到该县快要倒闭的果脯生产厂，这位主要领导在果脯厂看到产销两旺的局面，立即作出了“做大做强果脯业”的指示，全市各县区，特别是该县对所有机关干部立即传达贯彻省领导指示。如今，这个果脯厂早倒闭了，土地早被拍卖了，厂区早变成商品房卖了。

    类似这样的唯领导论，有很多，他们把领导的指示奉为真理，把领导的结论奉为圣旨，是当今典型的教条主义。它的盛行，大的方面说就会贻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小的方面说就会影响了党在群众眼里的形象，这就是“唯领导论”的危害。

2、唯报告论  这里的“报告论”来自某一位市长的讲话，他对同志们说“理论研究是中央智囊机构的事，宏观决策是党中央国务院的事，我们处于下级地位，处于微观地位，就是要把党的‘报告’，政府的‘报告’作为我们工作的指南。”各级党委开党代会，要提出理论，做出决策，各级政府在人代会要对下一步工作作出宏观部署，且党的‘报告’，政府的‘报告’都是经过代表讨论过的，此话一听，似乎很正确。其实实践起来不完全是那么一回事，事物都是变化的，工作起来只有及时调查研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符合实际。如果把报告作为教条，虽然大的危害没有，但绝对会影响具体工作和具体某一阶段的工作重点。有一个下岗职工，妻子是植物人，主要靠政府提供的低保金生活，由于妻子的大量用药，到了冬天无法越冬，于是他又去申请临时救济。居委会的同志告诉他，给予低保金已经是救济了，再救济不符合政策，街道办事处也不会审批。如此他找了街道办事处和民政局，其工作人员分别答复，都提到了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的严格控制救济的审批条件，于是他到区委、市委上访才得以解决过冬问题。

唯报告论是中央以下各级干部特有的现象，逢党代会、人代会以及经济、城建、教育等某一方面的重要工作会上的领导的报告确实都需要学习的，但是不能脱离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县（区），一个乡（镇）,一个社区（村）的实际，只有在具体某一地实践起来，才知道“报告”是否符合实际情况，能否指导一地的具体工作。

3、唯互联网论  这种表现是非常时髦的。“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在信息技术不发达的过去是一句空话，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似乎已经实现了。对于省以下的各级领导干部，制定工作计划、提供行动方案可以在互联网上搜索，总结自己、学习别人可以在互联网上搜索，写学习体会、发表文章可以在互联网上搜索，如此等等，工作中需要的很多东西都可以在互联网上搜索到。但是搜索到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别人的，是经过他人实践后，文字精练和信息技术的传递，才能使“秀才”全知天下事的，如果从互联网搜到了和自己开展工作很相似的方法、办法，那么就据此对自己的辖区进行伊哩哇啦，指手画脚。这种做法是非常流行的教条主义，按毛主席在《实践论》中的说法这就是“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

在全国各地都开展“作风建设年”活动时，我们单位曾经要求下属单位报送学习中央领导的讲话体会，体会文章是报来了，但是有一多半是从互联网上下载的。我主管的办公室曾经要求下级单位报送一个计划，到时间没有报来，问其原因，说在互联网上还没有找到。这种做法说来很可笑，照搬照抄在互联网上搜索来的东西，真不愧为信息技术下的教条主义。

三、《实践论》教会我们在高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时，反对新教条主义的方法。

教条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表现和变种，在中央以下各级领导干部身上表现的尤为严重，如果不加制止，任其发展，不但会影响某一项具体工作的开展，而且必将危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我们奔小康的奋斗目标。毛泽东同志在1931年4月的《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提出的口号是“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在1937年7月的《实践论》中开篇时就明确强调“人类生产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这就是告诉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教条主义的武器那就是正确调查和实践，别无它法。

在当今瞬息万变的社会，如何做到正确的调查和实践呢？把《实践论》和社会现实结合起来看，主要有三个方法即把领导的指示和群众的需求结合起来，把报告宏观要点和微观的社会实践结合起来，把互联网结论和现实问题结合起来，不断调查本地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出现的新问题，不断地根据实际作出决策，不断地实践检验决策，完善决策。社会发展到高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的今天，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已经历史地落到有爱国心愿的的各界社会人士，有为国奉献的大小企业家，有为民服务的各级领导干部的肩上。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责任更加重大，他不但肩负着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主观世界即改造自己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能力，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各级领导干部若在这个时候，多读读《实践论》，对推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定是大有裨益的。

要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奔小康，需要各级领导干部了解中国的实际，了解本省、本市、本县（区）、本乡（镇）以及本企业、本公司的实际，旗帜鲜明地反对唯领导论、唯报告论和唯互联网论。如此，我们只有通过不断地实践，不断地改造，奔小康的目标才会实现，共产主义时代才会越来越近。这就是毛泽东的《实践论》给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大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