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涛：浅谈《实践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指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上，毛泽东更重视实践。在他的哲学专著中，第一篇就是《实践论》，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历史意义

1937年7、8月间，中国革命处于转危为安、相对稳定的时期，毛泽东经过深入的理论研究，在总结党内路线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发表了《实践论》这一光辉著作，从哲学上概括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揭露和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阐述了党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指导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一、对中国革命斗争经验进行了科学的总结，为中国革命最终取得胜利指明了方向

从上个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国共产党内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在中国共产党内，曾经有一部分教条主义的同志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而只是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来指导中国革命。还有另一部分经验主义的同志长期拘守于自身的片断经验，不了解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拒绝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革命道路和适合中国特点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军事路线以及各项政策，不仅未能得到当时中共中央的承认和支持，反而受到压制和反对。特别是1931年至1934年王明路线统治时期的党中央领导人，把毛泽东的正确理论和主张诬蔑为“狭隘经验论”、“地方保守观念”、“游击主义”等等。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得到共产国际的斯大林的信任，将毛泽东排斥于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损失，几乎陷于绝境。由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功建立，全党实现了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转变，把中国革命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党凭借着对北伐战争的胜利和失败、土地革命战争的胜利和失败及再走向新胜利的比较，有了比较完整的实践经验。在这一时期，毛泽东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运用，着眼于中国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发表了《实践论》这一革命著作，科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辩证法，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科学总结了对中国革命斗争经验，使广大党员干部对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对中国革命的实践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牢固树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革命的正确指导地位，从而为领导广大军民克服困难，迎接抗日战争以及全国革命的胜利指明了方向。

二、从哲学高度揭露和批判了教条主义，为党的思想路线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国革命的成败安危，中国道路的抉择，是同党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紧密相连，是同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进行斗争，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紧密相连的。毛泽东一直主张学习马克思主义要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要善于消化。他既批评教条主义，也批评经验主义，然而批判得更多的是教条主义。《实践论》所阐明的基本理论观点，极其深刻地从世界观的高度剖析了机会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教条主义者割裂主观与客观、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左”倾机会主义者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把幻想看做真理，或把仅在将来有实现可能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在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教条主义者拒绝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不能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不分析和研究中国国情，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的经验生搬硬套于中国革命，其教训是十分沉痛的。教条主义者割裂部分与全体、现象与本质的关系。毛泽东指出，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教条主义者以及经验主义者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这篇光辉著作的发表，从哲学的高度批判了教条主义，使广大干部和党员解放思想，破除了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迷信，使广大党员从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分清了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特点及危害性有了深刻的认识，使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大大提高，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巩固和团结，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新局面。《实践论》发表之后，毛泽东开始明确提出并进一步阐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党内确立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正确的思想路线作指导，从而为我们党领导广大军民克服严重的困难，为迎接抗日战争以及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三、阐发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系统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毛泽东不仅注意从中国实际出发来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善于结合中国实际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毛泽东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述的基础上，围绕着认识和实践相统一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首先，他阐明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发展的动力、检验认识的真理性标准以及认识的目的。其次，全面阐述了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要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经过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回到革命实践的两次飞跃。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概括了认识发展的总规律：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不会完结。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观。《实践论》的发表，进一步明确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深化和丰富了五四以来辩证唯物论传播和宣传中的不足，它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系统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对于全党在革命实践中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论也是一个极大的推动。

现实意义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在革命取得胜利后应当走向何处？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崭新的课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一、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新的伟大实践，探索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有效途径

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指导实践并不断地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实践性的鲜明特色。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经济恢复时期，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适时提出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线，在借鉴苏联经验的同时又不完全照抄，而是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采取了一些新的实践，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苏联在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依靠贫农，排斥中农，挫伤了部分农民的积极性。毛泽东把中农分成上中农、下中农，把新老中农中的下中农也作为依靠对象，从而顺利地解决了党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依靠力量问题。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用了没收的办法。毛泽东根据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采取限制、利用、改造的政策，用赎买的方法成功地进行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指导中国人民成功地实现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进一步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宝库。

二、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经过艰苦探索和努力奋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也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挫折，给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巨大损失。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当时的党中央领导人未能在思想上彻底清理“文化大革命”时期和多年来党内的“左”的错误，并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方针，完全违背了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率先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邓小平的大力支持下，围绕着真理标准问题开展了全国性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使人们从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从“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恢复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本来面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行了全面的改革开放，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好局面。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曾经“摸着石头过河”。这是因为在当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全新的事业，马克思、列宁没有说过，前人没有干过，只有靠自己通过实践去探索其中的规律性，只有依靠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进行新的实践创造和理论创造，才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由此可以看出，实践性也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根本特点。在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中，邓小平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和发展性，科学地分析了当前的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的新鲜经验，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充分表明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对社会主义有了更加深刻和完整的认识。

三、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每一次重大突破，社会主义实践的每一次历史性飞跃，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因此，在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必须根据当时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变革的实践，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推向新阶段、新境界。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和邓小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缔造了新中国，并成功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江泽民同志站在历史发展和时代要求的高度，敏锐把握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按照时代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认识规律，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问题，深化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重要品格，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前进的结晶。在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作出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决策，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规律性认识，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系统理论，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