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哲：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指引中国革命和建设走向胜利(5)

但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的倾向。在大革命时期，受苏共控制的共产国际多次就中国革命问题直接发布指示，有时与中共意见相左。陈独秀等人在多数情况下是放弃自己的意见，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他们违背恩格斯所要求的“在内部事务上自主和独立”的精神，不顾中国的实际，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的右倾错误意见，结果，助长了国民党右派势力，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受共产国际直接任命的党的最高领导人，又全盘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执行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犯了三次“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王明的教条主义统治党达四年之久，使许多好同志被排斥和打击。结果，直接导致了土地革命的失败，使革命几乎陷入绝境。

毛泽东坚决反对这种教条主义倾向，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54页）这就是说，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只能靠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实际上是抵制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在长征路上召开的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取消了共产国际指派的由外国人指挥中国革命战争的权力，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是我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从此,中国共产党基本摆脱了由于共产国际影响而犯的“左”倾错误，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中国革命在毛泽东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指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

关于国家同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也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1949年1月，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稿时加写了一段话：“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上，第389页）。这一原则，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同世界各国进行外交谈判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其次，关于对等组织（国家、政党）之间的关系。在政党和国家同国际组织的关系上，应坚持独立自主；在对等组织之间，更应当坚持独立自主。在这一点上，我们党有过沉痛的教训，也有成功的经验。

在国共合作初期，共产党在合作中起着主导作用。如周恩来所说：“当时国民党不但思想上依靠我们，复活和发展三民主义，而且组织上也依靠我们，在各省普遍建立党部，发展组织。”“当时各省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大多是我们的同志”，“国民党组织得到最大发展的地方，就是左派占优势的地方，也是共产党员最多的地方。”（《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12、113页）同时，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展，工农群众革命运动空前高涨，势如破竹，南方一些省的农村，“一切权力归农会”，共产党员当了县长，掌握了政权。当时，在湖南党能直接领导的群众达1000多万人，湖南、湖北、江西等省有组织的工人达80多万人，并组织了武装的工人纠察队。当时，如果我们党以国共合作独立政党的身份，趁着已拥有的政治优势，趁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之机，逐步巩固和发展我党在政府和军队中的地位，多建立几个像叶挺指挥的那种“独立团”，就可能直接掌握一部分军队和地方政权。那样，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就能得到贯彻，业已分化中的国民党左派便会更壮大，右派势力就会受到遏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反动势力也不敢那么放肆。可是，以陈独秀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放弃独立自主方针，改变原来的正确主张，毫无异议地执行共产国际的右倾政策，不把共产党视为国共合作的独立政党，而甘当从属于国民党的配角和帮手，把革命的领导权拱手让给蒋介石。为此，陈独秀指示湖北和江西的党组织，“此后我们的人力务全用在民众方面，万勿参加政府工作”；批评湖北区委不应该让董必武参加湖北省政府，要求已参加江西省政府的李富春、林祖涵等退出；限令已担任九江、永修县县长的共产党员辞职，否则将开除党籍；指示在国民党联军中担任政治部部长的共产党员，“只是注意政治宣传的事，而不可干涉到军事行政上事”。（以上见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60页、62页）。由于陈独秀放弃共产党独立自主地位，自动退出政治、军事舞台，因而使党在政权和军队的力量不断削弱，政治优势迅速丧失，这就大大助长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气焰，使蒋介石反共有恃无恐，最终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而这时的共产党却无力抵抗，任其屠杀，使几十万革命群众和共产党员倒的血泊之中。这是惨痛的教训。

如果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共产党放弃独立自主，依附于国民党蒋介石，是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那么，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则是革命胜利的成功经验。抗战一开始，党中央就提出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方针，即在统一战线中，既统一，又独立，保持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坚持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对国民党采取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可是，1937年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回国后，否认党的独立自主方针，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要共产党“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自己的行动局限于国民党蒋介石所允许的范围内；赞同蒋介石“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一个军队”的主张，要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服从国民党的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作战、统一纪律。中共中央对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总结独立自主地领导抗日游击战的实践经验，批驳了王明的错误主张。由于中央坚持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所以，虽然有王明的干扰，但他的影响限制在局部范围内，并较快地加以克服。因而，华北敌后游击战争取得重大胜利，华东的救亡运动和武装力量也有了很大发展。1938年9月底至12月初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再次强调党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地领导抗日战争的方针，进一步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于是，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根据地建设有了很大发展。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政府依仗其强大的军事力量，企图支配共产党，命令共产党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所有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以便国民党军从容接受日军投降，独占抗战胜利果实，然后突然袭击，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一贯坚持独立自主的毛泽东，识破了蒋介石的阴谋。他说：“1927年的时候，我们的党还是幼稚的党，对于蒋介石的反革命的突然袭击毫无思想准备，以致人民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跟着就失掉了，人民遭受了长期的灾难，光明的中国变成了黑暗的中国。这一次不同了，我们党已经有了三次革命丰富的经验，党的政治成熟度已经大大提高了。”现在，“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并命令八路军在各地接受日军投降。一个美国人问毛泽东：“是谁给你们的权力？”毛泽东说：“人民给的”，“如果不是人民给的。还有谁给呢？当权的国民党没有给。国民党是不承认我们的。我们参加国民参政会，按照参政会条例的规定，是以‘文化团体’的资格。我们说。我们不是‘文化团体’，我们有军队，是‘武化团体’。今年三月一日，蒋介石说过，共产党交出军队，才有合法地位，蒋介石的这句话，现在还适用。我们没有交出军队，所以没有合法地位，我们是‘无法无天’。”（《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26页、1128页）

由于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同蒋介石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不顾国民党的阻拦，命令部队接受了部分日军的投降，得到了八年艰苦抗战的部分胜利果实，为后来对付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并转入战略决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经过三大战役，国民党政府在长江以北的力量已全线崩溃，在长江以南也难组织起系统的防御。这时，美国政府在革命阵营组织反对派，竭力使革命就此止步；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资产阶级右翼分子劝说共产党把解放战争停下来，不可“除恶务尽”；英国军舰驶进长江，企图阻止解放军渡江；斯大林也下一道“不许革命”的禁令，要解放军不要打过长江去，以免惹怒英美，说是“中国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被毁灭的危险”，要中国在蒋介石领导的“联合政府”的框架内寻求和平与稳定。一贯坚持独立自主的毛泽东，不顾这些外来干扰，决心将革命进行到底，并命令解放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终于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权，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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