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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无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现实的、活生生的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页）就是说。历史不是它自己创造的，而是人创造的，归根到底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因而，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社会的主人。所以，我们党不仅在指导思想上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观点，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形成了一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这就是群众路线。
首先提出“群众路线”一词的不是毛泽东，但最早并最完备地论述群众路线的是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在他所写的文章和报告中，反复论证了只有切实地为群众谋利益，并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才能把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使他们团结在党的周围，筑成一道铜墙铁壁。在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为标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认识论，科学地阐述了群众路线的理论基础、具体内容和实施步骤，从而使群众路线具备了成熟的理论形态。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1页）他把人民群众视为社会的主体，把党视为服务于人民群众的客体。所以他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我们党的唯一宗旨，把“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列为党的传统作风。他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4—1095页）他反复强调：要“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听取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要和那里的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不要高踞于群众之上，而要深入于群众之中”（《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5页），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
毛泽东还把群众路线提到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高度来论述，指出：“在我们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他还指出：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都必须坚持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9页、898页）；这里，毛泽东已把群众路线看作是党在革命活动中的普遍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这是我们党的一个独特的创造，是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
后来，党和毛泽东把群众路线所依据的理论观点即群众观点归结为：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一切依靠群众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并把群众路线作为我们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认识路线、工作路线。正是这条路线，使革命获得了不竭的动力源泉，使革命战争有了“最深厚的根源”，筑成了一道任何反动势力也打不破的铜墙铁壁，因而使党的力量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离开了群众路线，没有群众的参与，没有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革命就不可能兴起，更不可能胜利。我们党就是坚持群众路线，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大打人民战争，有成百万上千万的人民群众从人力、物力上全力支援革命，我们才取得了革命的最后胜利。在淮海战役中，成百万的老百姓，不分男女老少，用手推车为解放军运送后勤物资，有的还把自家的门板拆下来，支援解放军搭桥渡河。所以陈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手推车推出来的。实际上，我们整个革命的胜利和建设的成就，都是在老百姓的积极参与和支持下取得的，都是党的群众路线的胜利。正如邓小平在党的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所说：“回顾一下我们党从七次大会以来所走的道路吧，我们党在解放战争中，在土地改革和肃清反革命的斗争中，在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中，在发展工业、农业和其他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斗争中，我们党所得到的巨大胜利，哪一项不是执行群众路线的结果呢？”（《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19页）建国之初，正是因为我们党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大张旗鼓地开展剿匪和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增产节约、“三反”“五反”等运动。广大的人民群众，尤其是工农群众积极参与、支持和配合这些运动，广大民兵组织起来，甚至老太太也行动起来，维护社会治安，防止敌人的破坏和捣乱，才稳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新生政权，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打退了资产阶级不法分子向党和政府的猖狂进攻，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并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
坚持依靠群众，遇事同群众商量，是毛泽东的一贯作风。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我们“不要脱离群众，要善于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9页）因此，他无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还是在劳动国务活动中，总是时时不忘群众路线，尊重、发挥和保护群众的积极性，遇事总是同群众商量，征求群众的意见。他说：“我就是这么一个人，要办什么事，要决定什么大计，就非问问工农群众不可，跟他们谈一谈，跟他们商量，跟接近他们的干部商量，看能行不能行。”（《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4页）他还认为，密切同群众的关系，就能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他说：“什么叫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归根到底就是群众路线四个字。”（同上）
毛泽东为什么在建国后特别强调群众路线，有事总是同群众商量呢？一是他认为：“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9页）只有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出来，社会主义建设才有无先限的动力。二是他相信群众。他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45页）三是他认为，在和平时期，执政党脱离群众很危险。他说：在战时，密切联系群众，军民打成一片，我们有一些缺点，人民还谅解我们；现在是平时，如果不坚持密切联系群众，人民对我们的缺点自然地就难于原谅了。（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86页）对此，邓小平在党的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得更直白：“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的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14页）而执政党脱离群众，对于人民可能产生的危害，自然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因此，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反对以脱离群众为特征的官僚主义，对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
所以，能否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关系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许多基层领导干部破坏了长期形成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不听取群众意见，脱离实际，主观主义瞎指挥，给社会生产带来极大破坏，使党的事业和群众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后来在纠正“左”的倾向过程中，毛泽东再次强调群众路线问题。他在1959年3月的两封党内通信中，要求各地在决定公社体制时，不要由领导拍板，而要召开有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参加的五级干部大会，先由领导报告，“然后展开讨论，言者无罪，大鸣大放”；在讨论中，要使基层干部与领导干部、思想不通的人与思想已通的人、持正面意见的人与持反面意见的人，直接进行思想交锋，将思想统一起来。他指出：领导者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1、32、33页）
毛泽东之所以十分强调群众路线，是因为如列宁所说：“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列宁全集》第33卷第33页）事实正是如此。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兴起，八十年代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城市企业各种经营方式的出现，都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而“由是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后来成为一种制度和体制，那只不过是以毛泽东、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总结群众创造的经验，加以推广而已。毛泽东认为；中央只是一个加工厂，并不是原料产地，原料在群众那里。所以，毛泽东提出：要向群众学习，向群众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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