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中的多半时间生活和奋斗于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加上他熟读史书，深知近代以来的中国由于国家安全得不到保证而经常遭受外国列强侵略和蹂躏的悲惨厄运。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良好的社会制度和斗志昂扬的民族士气为保证国家领土和主权的不受侵犯奠定了前所未有的坚实基础。但内外敌视新中国的反动势力的客观存在与相互勾结却始终构成为对新中国安全的挑衅和威胁。第三，十分担忧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悲剧的再次重演。近代中国由于落后而被动挨打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因此，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一边为如何把新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民主、文明、富强的现代化强国而踌躇满志，但另一边又不得不面对着全国大部分地区落后的社会现状而焦急万分。这样，当新中国的国家政权得到根本的巩固后，他就以“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12]1268的急切心情来看待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大问题，并采取了多种措施予以尝试。不过，面对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他认为，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可以慢一些，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可以缓一下，甚至还提出了勒紧裤带和准备过上几年紧日子等思想，但国家的尊严和国格不能没有，国家的主权地位不能不保，国家的领土完整不能马虎和儿戏，国家的安全和新政权的巩固措施不能流于形式或者形同虚设。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毛泽东不仅将自己的这种由强烈忧患意识产生的不屈不挠的性格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而且还在处理很多内政外交问题时，情不自禁地把这样的意识、性格和精神贯注其中，这样，他把国家的安全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放在经济利益之上的思想和做法就显得不足为奇和理所当然的了。
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毛泽东的这些忧虑显然是富于远见和战略眼光的。但毛泽东并没有一味地把自己的这些忧虑停留在意识的层面之上就算了事。他深知，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且创造过灿烂文明的伟大民族。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不仅创造出了物质文明，也创造出了精神文明，取得了古代中国的辉煌成就，应该说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到了近代以后，中国昔日的光环不仅光彩已去，而且还屡受西方列强的侮辱和欺凌，不是至高无上的主权遭受严重破坏，就是神圣的领土被任意侵占和瓜分，或者是经济利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肆意剥夺。中国古代与近代两段历史的如此巨大的社会反差，不能不对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1840年以前的中国古代社会，虽然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历史很长，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主要内容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对人们思想的禁锢很严，弥漫于中国封建社会上下阶层的小农意识很强，生活于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劳动人民对上层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反抗的斗争很频繁等等，但除了中华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之外，就大一统的中华民族整体的对外心理而言，整个民族的心理还是以中国人民创造出来的上述辉煌成就为基准的自信和自豪为主要内容的。在封建统治阶级的长期教化和压制下，人们基本上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安分守己心态各得其所地、生生不息地生活于中国的大地上。在这样的一种生存氛围之中，中国人在对于外部世界的态度和对外关系的问题上，就逐步形成为一种所谓‘中国者，天下之中心也’的民族优越感。然而，鸦片战争以后，古老的中国在西方列强的步步进逼和打击之下，不仅损失了大量的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丧失了中国的主权和作为中国人的尊严，这就使得中国人民的心理普遍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由昔日的民族自豪感一下子跌入到了民族自卑感的低谷。这时候，有许多人面对中西之间的巨大差距和国家危亡的残酷现实不断地在为中国的落后挨打而悲叹或抱怨，也对中国过去和现时所拥有的一切表示怀疑。他们不仅为中国的器物不如西方而惋惜，也为中国的制度和思想不如西方而愤愤不平。毛泽东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曾形象地把这种民族自卑的心理表现描述为“中国是‘老大帝国’，‘东亚病夫’，经济落后，文化也落后，又不讲卫生，打球也不行，游水也不行，女人是小脚，男人留辫子，还有太监，中国的月亮也不那么很好，外国的月亮总是比较清爽一点，总而言之，坏事不少。”[7]87在这样的民族心理驱使下，再加上自鸦片战争以来爆发的几次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相继失败，就更使得中国人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有了事事不如西方的感觉。用这样的感觉去指导实践，就出现了当事物的发展呈现出比较顺利的一面时，往往会出现兴高采烈或者忘乎所以的现象；但一旦当事物的发展呈现出不顺利的一面或者遭受到挫折的时候，又往往会出现怨天尤人、牢骚满腹甚至悲观失望、无所作为的现象。这一点，不仅在近代的中国社会比较普遍，即使在现代的中国社会也时有出现。如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等都有比较鲜明的表现。
这样，一方面国民中悲观失望，自暴自弃甚或玩世不恭的氛围在国家一旦处于危难之时就会甚嚣尘上。这一部分人由于弄不明白泱泱中华大国为什么在古代和近代两个不同的阶段会出现如此巨大反差的历史缘由，他们在长期的苦闷和困惑之中，苦苦找不到破译这一难题的密码。于是，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逐渐变得漠不关心，并进而缺乏甚至丧失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神圣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们中还有一些人偶尔具有的能力就是要么对社会的现实状况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超然态度闭眼视之，要么就竭尽全力把积压在心中的诸多不满全然抛洒在对现实社会状况的冷嘲热讽或者控诉与揭露之上。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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