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始终不相信“一纸条约或者一席谈判就会使帝国主义者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或者变得稍为规矩些”。因此，他号召“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决不能把自己的解放寄托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明智’上面，而只有通过加强团结、坚持斗争，才能取得胜利”。[11]504他还特别强调：要想取得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局面，“只有加强力量，在世界范围内建成统一战线，作斗争”，使帝国主义者“前方有顾虑（社会主义阵营是不容易惹的），后方有顾虑（亚、非、拉人民的斗争），本国也有顾虑”，[12]1076这样和平的局面才能够真正到来。
又次，毛泽东认为战争与和平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毛泽东是运用辩证法的大师。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他同样运用辩证法来认识与处理战争与和平这一对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事物。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在人类社会中，从来就不存在什么绝对意义上的战争，也从来就不存在什么绝对意义上的和平。也就是说，即使在所谓战争的状态下也往往存在着诸多和平的因素，不可能一说到战争就意味着天天打仗，从不间断；而在和平的环境中也常常出现战争的现象或潜伏着战争的危险，不可能一说到和平就是指可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了。因此，他认为，和平是战争的反面，没有打仗哪会有“和平”二字。战争是特殊形式的政治，是政治的继续，政治也是一种战争。他还针对一些人认为的“战争就是战争，和平就是和平，两个东西只是互相排斥，毫无联系，战争不能转化到和平，和平不能转化到战争”的错误观点提出了批评后指出：“和平时期的斗争是政治，战争也是政治，但用的是特殊手段。战争与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和平时期不酝酿战争，为什么突然来一个战争？战争中间不酝酿和平，为什么突然来一个和平？”[10]194-195并对帝国主义者经常玩弄的和平把戏进行了揭露。在他看来，“和平是暂时的，将来就难说了”。帝国主义者之所以经常讲和平，是因为“这样讲对他们比较有利。他们又利用各国人民怕打核战争的心理状况，所以有许多人接受和平的口号”。其实，帝国主义者的骨子里还是战争，因为“大国都靠出卖武器赚钱”，况且，由于这个“社会制度没改变”，那么，“这个世界就是不安定的”。[7]383据此，毛泽东的看法就是战争可以转化为和平，和平也可以转化为战争。只是这其中的转化一要取决于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二要取决于当时事态的各方面客观条件。
概而言之，在毛泽东看来，在他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历史过程中，战争与革命和和平与发展往往是相比较而存在，相鉴别而发展的一对事物的两个方面。但两者相比，战争与革命始终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和平与发展则相对处于矛盾的次要方面。这就是毛泽东对当时时代主题的基本认识。
实际上，毛泽东国家利益观基本内容的几个方面在国家利益战略中的交替变化就是基于他对时代主题的这种不同判断而展开的。也就是说，当他认为新中国面临的时代主题是革命和战争的时候，他就把国家的安全利益和政治利益放在了比较突出的地位之上；但是，当他认为中国面临的时代主题是和平和发展的时候，他又会把国家的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放在一定的位置之上。这样的认识和判断使得他的国家利益观和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实践中的各层次利益呈现出交错纵横的局面，既给新中国的安全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增加了光彩，也使新中国的经济利益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消极影响，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有着不同凡响的表现。因为在这一时期，他把新中国的安全利益和政治利益已经看作是国家当时面对的最高和最大的两个层次的利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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