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喜发：毛泽东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

　　1940年10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在黑云压城城欲催的危急时刻，毛泽东以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宏伟气魄，处变不惊，运筹帷幄，领导我们党胜利地打退了顽固派的进攻，为中国革命立下不朽的功勋。

　　一、高瞻远瞩，确定大力发展华中的方针

　　 在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以后，1940年3月29日，毛泽东与王稼祥联名致电朱德、彭德怀、刘少奇和项英，科学地预见到：“顽方在华北磨擦受到严重失败后，加之我又增兵陇路南，磨擦中心将移至华中。”“华中之皖东淮北苏北将成为顽方必争之地目的在隔断我八路军新四军之联络，陷新四军之危境。”（1）并明确规定了华中我军反磨擦斗争的基本方针：“以淮河淮南铁路为界，在此线以西避免武装斗争，在此线以东地区则应坚决控制在我手中，先肃清地方顽固派，对桂军力求缓和对韩德勒部在有利有理条件下，即当其进到我军驻地时，坚决消灭之，将来八路军到达华中后，则应坚决争取全部苏北在我手中。陈毅部队立即应当向苏北发展。”（2）

　　 5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东南局的指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强调要“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 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3）5月5日，毛泽东又与王稼祥联名致电彭德怀、黄克诚、陈光、罗荣恒、彭雪枫、刘少奇等人，明确提出：“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指示黄克诚率八路军三四四旅与彭吴支队南下苏北，发展华中，再次提出：“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4）

　　 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与布署，皖东北我军坚持自卫立场，打退了顽军的进攻，隔断了苏、皖顽军之间的联系，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二纵队主力（第344旅、新编第2旅）共5个团，由冀鲁豫南下，苏鲁豫支队（即彭吴支队）也南下进至皖东北地区，为开创华中新局面增加了突击力量。为打开苏北抗战局面，陈毅根据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不顾项英的反对，毅然率苏南主力北上苏北，连克多处日伪据点，建立了以黄桥为中心的苏北抗日根据地。10月初，陈毅、粟裕指挥苏北我军以少胜多，歼灭了来犯的顽军韩德勒部主力1.1万人，乘胜攻克海安、东台，10月10日，苏北我军与南下的八路军在东台以北的白驹镆胜利会师。至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的八路军、新四军协同发展苏北的战略目标基本实现。

　　二、审时度势，决定皖南新四军全部北移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条约在柏林签订，轴心国集团正式形式，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日本诱降、德意劝降和英美极力拉拢的国际背景下，蒋介石有点飘飘然了，认为这是他把我军驱逐到黄河以北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又发动了新的反共高潮。

　　 1940年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何应钦、白崇禧，发表致朱德、彭德怀、叶挺的《皓电》，大肆造谣污蔑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并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随后，国民党汤恩伯部南进豫皖苏边区，桂军李品仙部向皖东北进逼，冷欣在苏南频频向我挑衅，顾祝同秘密策划围攻皖南新四军的阴谋……一时间，华中地区战云密布，一场抗战中的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面对蒋介石发动新的反共高潮的严重形势，毛泽东及时向全党提出：“目前我们应准备对付最黑暗的局面，我们的对策是稳健地对付国民党的进攻。军事上采取防卫立场，他不进攻，我不乱动。政治上强调团结抗日。”（5）中共中央在延安连续几次开会，研究应变措施，并与在外地的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等人往返电商对策。中共中央经过认真讨论，统一了认识，11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11月9日，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发表《佳电》，作为对何、白《皓电》的答复。这两个文件，确定了我们对付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基本方针。

　　 《关于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指出：“就目前而论，蒋还站在阵线中三条道路（或者投降，或者加入英美集团，或者继续独立战争）的交叉点上，还未下作贝当的决心，因此我们还要争取他，以期延长抗日的时间，那怕是很短的时间也好。”（6）同时要求全党加强反投降，反剿共和制止反共军队进攻的宣传工作和统战工作。在一切抗日根据地坚持长期的、独立自主与自力更生的抗日战争，同时必须准备应付任何严重的反共战争。在国统区的党组织，要有秩序地隐蔽起来，严防突然事变的袭击。

　　 《佳电》以大量的无可辨驳的事实，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荒谬命令和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诬蔑，同时表示，为了顾全团结抗战的大局，我党可以将皖南新四军移至长江以北。11月15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对于蒋介石此次反共进攻，决对皖南取让步政策（即北移），对华中取自卫政策，而在全国则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用以争取中间努力，打击何应软亲日派的阴谋挑衅，缓和蒋介石之反共进军，拖延抗日与国共合作时间，争取我在全国之有理有利地位。”（7）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的顾全大局态度，获得了中间势力的普遍同情，起到了很好的政治影响。当时，中间势力一方面反对投降和内战，另一方面又担心统一战线破裂，希望中共方面作出一些让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决定将皖南新四军部队全部北移，既可以使我党在政治上立于主动地位，有利于争取中间势力的同情，孤立顽固势力；又可以使皖南新四军脱离顽军重兵包围的危险境地，完成重点发展皖东和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三、处变不惊，以攻势对攻势，打退顽固派的进攻

　　 1941年1月4日，在中共中央多次催促和毛泽东的严厉批语之下，项英率新四军军队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南下茂林，绕道北移。1月7日在显潭遭到顽军的阻截。由于项英指挥失误，未能迅速突破顽军防线，致使我军陷入重围。1月9日，叶挺疾电延安，向毛泽东等报告被围激战及项英等“于今晨率小部武装上呈而去，行方不明”的情况。（8）毛泽东得讯后，十分关心皖南新四军的处境，他一方面电示刘少奇、陈毅：“望你们就近随时帮助他们，并加鼓励。”（9）同时，飞电重庆，要周恩来速“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放我东北北上，并向各方面呼吁，注明国民党有意破裂，促国民党改变方针。”（10）另一方面，以朱、彭、叶、项名义发表抗议皖南包围通电，公开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团结围歼皖南新四军的阴谋活动。

　　 皖南新四军面对五倍于已的强敌，在叶挺军长率领下，奋勇冲杀，血战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而失败。1月17日，国民政府军委发表命令和谈话，诬指新四军为“叛军”，悍然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付“军法审判”。

　　 面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中共中央奋起反击。1月15日，毛泽东电告周恩来“中央决定发动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11）1月19日，毛泽东与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彭德怀、刘少奇等，对皖南事变后我党应采取的应变措施作了原则指示，明确提出：“在政治上全面揭破鸫之阴谋（但暂时不提蒋名字），见《新中华报》社论及中共发言人谈话，惟仍取防御姿态，在坚持抗日反对内战口号下动员群众。在军事上先取防御战，必要时打出去，在组织上拟准备撤销各办事处。”（12）

　　 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同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当局的反共阴谋，抗议其反革命暴行。并在谈话中提出了取消1月17日反动命令，惩办祸首，释放叶挺，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等十二项要求。随后，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我党在各地发起了凌厉地政治攻势。华北，华中各根据地军民纷纷举行集会，发表通电，愤怒声讨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行径。

　　 皖南事变的真相公诸于世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各界进步人士和国际有识之士纷纷谴责国民党的倒行逆施，蒋介石陷入了四面楚歌之中。为装饰门面，欺骗舆论，蒋介石于3月1日，召开了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中共代表拒绝出席这届参政会，并书面提出承认中共及民主党派和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释放皖南事变中所有被捕干部战士等十二项临时解决办法，作为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的条件。中共中央这种有理、有节的态度，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在参政会上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13）至此，以皖南事变为顶点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实际上就被打退了。

　　　四、总结经验，丰富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

　　 在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以后，为了总结经验和教训，毛泽东先后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和《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等党内指示。在这些指示中，一方面，毛泽东对时局发展趋向进行了分析，指出：“从何、白《皓电》开始的第二次反共决议，则是此次反共高潮的退兵时的一战。时局可能从此走向某一程度的缓和。”（14）另一方面，毛泽东对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总结。他指出：“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15）由它决定，尽管发生了皖南事变这样大规模的反共事件，也决不会造成1927年大革命失败那样的形势，重演四·一二事变。“在这种情况下，指导着国民党政府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依然是两面性的阶级，它一面和日本对立，一面又和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对立。”（16）实行着既抗日又反共的两面政策。对此，我党必须针锋相对，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只要大资产阶级一天没有完全叛变，我们就一天不改变这个政策。否则，我们就要犯“左”的或右的错误。

　　 毛泽东还指出，要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不仅要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加以区别对待，而且要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最反动的和一般的、统制中央政权的和地方实力派加以区别对待，以便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顽固派，以利更加广泛地争取和团结中间势力。
总之，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中，毛泽东作为一个杰出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审时度势，运筹帷幄，搀狂澜于既倒，为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谨以此文纪念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



注释：
（1）（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2）第342页。
（3）《毛泽东选集》第2卷753—75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2）第386—38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5）《皖南事变》第35页。
（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2）第555—556页。
（7）《皖南事变资料选集》第99—100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8）《皖南事变》第128页。
（ 9）（10）《皖南事变》第131、137页。
（11）（12）《皖南事变》第147、180页。
（13）自《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57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4）《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81—78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15）（16）《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81—78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作者简介：刘喜发 博士，曾任吉林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吉林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现为江苏省“三三三人才工程”第二层次培养对象，南京市预防职务犯罪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副校长，南京市行政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出版学术著作5部，其中《盟友与对手—抗战胜利前后的三国四方关系》获第二届全国青年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专著奖，自1986年起，先后在《中共党史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高校理论战线》、《毛泽东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战线》、《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学术交流》等30余家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其中10余篇获省部级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