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焕臻：大迂回战略追歼——毛泽东对“十大军事原则”的新发展

　　毛泽东自1927年率领秋收起义军队上井冈山，就开始了他直接领导战争、指挥打仗的军事生涯。

　　他从井冈山反敌人“会剿”创造的游击战的“十六字诀”；到红军反“围剿”他总结出“诱敌深入”，“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战术原则，并亲自指挥了前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红军长征遵义会议后他指挥“四渡赤水”的得意之笔，至胜利完成世所罕见的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抗日战争刚开始，他就科学地预见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通过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以及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必须实行游击战为主的作战方针，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发展阶段的八年抗战，终于取得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在解放战争中，他又创造了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不仅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而且要善于斗争、善于胜利，终于打败了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他正确地提出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运动战为主的军事方针，每战必须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而不以保守地方为主，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经过一年的战略防御之后，他抓住战机，不失时机地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为了最后地“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他总结了古今中外一切著名的战争经验，特别是十年内战时期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血战经验和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血战经验，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次后，在他的亲自指挥下，不到两年时间就打败了蒋介石、解放了全中国，建立了新中国。

　　正如中国军事科学院战略部权威的军事评论家罗焕章教授所说，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著名的军事家有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毛泽东，当然还有蒋介石（不过他是一个屡打败仗、蹩脚的军事家）；毛泽东就其战略之高明，运筹的艺术是首屈一指的，远高于其他人。

　　新中国建立前后，毛泽东仍以很大精力放在指挥人民解放战争方面。

　　当时，东北全境、华北全境早已解放。西北地区的解放战争已基本结束，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正向着新疆实行前所未有的大进军，至9月26日新疆宣告和平解放。华东地区已经大部解放，第三野战军一方面防守华东，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美国军事干涉，一方面积极部署攻取台湾和其它沿海岛屿。待解放的地区，还剩下两大块：一是中南，包括湖南南部、广东、广西；一是西南，包括四川、云南、贵州、西康、西藏。以后的作战方向，主要集中在这两个地区。

　　据守在中南地区的国民党军，主要是桂系的白崇禧集团和广东的余汉谋集团。白崇禧集团这时已经退据以衡阳、宝庆（今邵阳）为中心的湘南地区，同余汉谋集团组成湘粤联合防线，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南进。据守在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主要是胡宗南集团和宋希濂集团，此外，还有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和国民党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以及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所属的部队。

　　解决中南地区和西南地区国民党军队的任务，毛泽东早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防线后不久，在规划各野战军向全国进军的部署时，就已定下来了。这就是：第二野战军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四川、贵州、西康；第一野战军分出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第四野战军渡江后，占领两湖，十月即可尾随白崇禧退路向两广前进，十一月或十二月可能占领两广。（1）

　　毛泽东的这个战略部署，得到完满实现，而且比预想的更为顺利。怎样歼灭白崇禧集团，这是毛泽东在指导中南战场作战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白崇禧在国民党军队中素有“小诸葛”之称。他很有战略头脑，作战灵活。他所掌握的桂系军队，战斗力比较强，并且没有受到很大损失。人民解放军渡江以后，曾多次与白崇禧集团交手，每次都想同他决战，他都逃避决战。五月解放武汉时是如此，七月打湘赣战役时是如此，八月解放长沙时也是如此。照毛泽东的说法，白崇禧是中国一个最狡猾的军阀，和他作战的困难，是不容易打着他，他很会跑。正因为这样，采取近距离迂回包围的部署不能奏效，达不到包围歼灭该敌之目的。而这时就整个国民党军队来说，早已处于崩溃瓦解之势。

　　根据全国战争的局势以及同白部多次作战的经验，毛泽东及时地提出歼灭白部的新的作战方法。他在七月十六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第四野战军领导人林彪、邓子恢、萧克的电报中指出：“判断白崇禧准备和我作战之地点，不外湘南、广西、云南三地，而以广西的可能性为最大。”“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茶陵、在衡州以南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因为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因此，你们应准备把白匪的十万人引至广西桂林、南宁、柳州等处而歼灭之，甚至还要准备追至昆明歼灭之。”（2）

　　随着战局的发展，毛泽东在九月十二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第二野战军领导人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的电报中，进一步指出：“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3）

　　这个新的战略方针，对解决中南战场和西南战场的国民党军，起了关键作用。这种大迂回的战略追歼方式，成为中外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观。它是毛泽东“十大军事原则”的新发展。

　　根据新的战略方针，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的第四兵团分东、西、中三路，于九月中旬分别向广东、湘西、湘南挺进。由四野第十三兵团组成的西路军，从右翼迂回到湘西，突破白崇禧的湘粤联合防线，切断了白部主力向贵州撤退的道路。由四野第十二兵团组成的中路军在湘南发起衡宝战役，歼灭了白崇禧的精锐部队近四个师。与此同时，由二野第四兵团、四野第十五兵团等组成的东路军挥戈广东，发起广东战役。十月十四日解放广州。同月下旬，在广东西南部全歼企图经过雷州半岛退向海南岛的国民党军四万余人。湘南、广东解放后，三路军立即挥师入桂，实行大迂回战略，首先切断桂系军队退往云南、退往雷州半岛、退往桂南以及退往越南的各条道路，然后各个歼灭敌军。至十二月十四日，共歼灭国民党军十七万三千人，解放广西全境，圆满地实现了毛泽东在广西境内最后歼灭白崇禧集团的作战计划。

　　遵照毛泽东关于在一九五0年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的指示，由四野的两个军越海作战，在琼崖纵队的有力配合下，于三月上旬发起海南岛战役，五月一日全岛解放。

　　两广解放，国民党政府由广州迁往重庆，原在川陕地区的胡宗南集团也撤往西南。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曾以西南地区作为大后方，此时仍企图在这里重新站住脚跟，卷土重来。蒋介石自己也赶到重庆。解放西南，刻不容缓。

　　西南的重点是四川。毛泽东精心选择了进军西南的战略方向。

　　自古以来，夺取四川不外两条通路。一是由陕西越秦岭入川，一是由鄂西溯长江入川。蒋介石判断，毛泽东最大的可能是令彭德怀、贺龙率第一野战军主力经秦岭入川。据此，他在八月召开的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军事会议上，亲自部署西南防务，把川陕边作为守备重点。将胡宗南集团主力沿秦岭主脉组织第一道防线，又沿白龙江、米仑山、大巴山组织第二道防线。同时，也在川东和贵州布防，以备不测。

　　毛泽东经过审慎考虑，一反常规，决定令二野以大迂回动作，取道湘西、鄂西，直出贵州，挺进四川的叙府（今宜宾）、泸州、重庆一线，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国民党军西南防线的后侧，切断胡宗南集团及川境诸敌的退路，关起门来在四川境内歼敌主力。同时，以一野一部从陕西挺进秦岭，故意作出由此大举入川的姿态，吸引胡宗南集团把注意力放在北线，尔后也可南下攻占川北及成都。

　　这一军事行动，要以大兵团翻越川鄂湘黔边境的高山峡谷，行军给养都十分困难，还随时要同困兽犹斗之敌作战，可谓一着险棋。但是一旦成功，蒋介石精心部署的西南防线便会不战自溃，因此，这又是一着出奇制胜的高棋。

　　十一月一日，早已秘密集结在湘西的二野第五、第三两个兵团的雄厚力量，在四野一部的配合下，以快速行动，一举突破湘黔防线，十五日解放贵阳，二十一日占领遵义，切断了四川境内之敌向贵州退逃的道路，并乘胜向川南兜击。国民党军的西南防线果然不战自溃。

　　这时，坐镇重庆的蒋介石才如梦初醒，急调胡宗南部队回防四川，并命令川东守军西撤。这时，二野抓住敌军调整部署的有利时机，实施迂回包围，将川东西撤之敌和胡宗南一部聚歼在南川以北山区，十一月三十日解放重庆。随即二野和跨越秦岭南下的一野第十八兵团共同发起成都战役，十二月二十七日解放成都。蒋介石在大陆上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全部覆灭。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感召下，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分别通电起义，云南、西康两省和平解放。

　　西南战场上连续进行的几个战役，历时两个月，歼灭国民党军九十万人，蒋介石割据西南、负隅顽抗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在中国大陆上，待解放的地区只剩下西藏了。为了迅速统一全中国，毛泽东作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决策，同时又指明利用一切可能，加强政治争取工作，力争和平解放西藏。

　　一九五0年六月，经中共中央批准，西南局向西藏地方当局提出包括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来；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和达赖的地位职权不予变更；实行宗教自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等十项政策，作为谈判的基本条件。但是，西藏地方当局中的反动势力，在帝国主义怂恿支持下，不但拒绝谈判，反而害死斡旋和平的格达活佛，在昌都及其周围地区部署兵力，企图凭借金沙江天险和高原特殊艰苦的自然条件，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西进。

　　这样，为了敲开和平谈判的大门，只有断然采取军事行动了。

　　毛泽东在一九五0年八月二十三日致中共中央西南局并告西北局的电报中指出：“如我军能于十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当然也有别种可能）。”（4）同年十月，人民解放军发起昌都战役，解放了昌都地区。果然，昌都战役一个胜利，进藏的门户被打开，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条件。一九五一年四月，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到达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举行谈判。五月二十三日双方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和平解放。

　　至此，中国除台湾和一些沿海岛屿、香港、澳门外，实现了空前的统一。

　　全国的统一，结束了长期以来为人民所极端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战的局面，为恢复和发展经济事业和其他一切事业，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创造了根本的条件。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毕生为之奋斗而没有实现的统一愿望，在毛泽东领导下实现了。

　　注释：

　　（1）《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591、592页。（2）《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08、309页。（3）《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70页。（4）《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