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喜发：论毛泽东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丰功伟绩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抗战时期又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阶段。在民族矛盾极为尖锐、民族斗争极端残酷，阶级矛盾、阶级关系错综复杂的斗争环境中，毛泽东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的宏伟气魄和革命胆略，认真总结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的两次成功和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领导我们党制定并实施了正确的战略策略，使泄?膊?吵晌?岢殖志每拐降闹辛黜浦??Ｖち丝谷照秸?氖だ??参?旅裰髦饕甯锩?谌??氖だ?於?思岫ǖ幕?　?BR>
　　一、正确分析全面抗战爆发后的形势和任务，适时领导我军实行军事战略的转变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向驻守在卢沟桥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中国守军奋起抵抗，揭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把中日民族矛盾推到了顶峰，国内的阶级矛盾则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23日蒋介石发表事实上承认中共合法地位的谈话，标志着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在抗日战争中，我军的作战对象，是远较国民党军队强大的日本军队，它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并以皇道和武士道为其精神支柱，有较强的组织力和集团攻击力。我军力量则较为弱小，只有数万人，装备也差。作为友军的国民党军队虽然人数较多，但武器落后，缺乏训练，战斗力很弱，且对我军怀有敌意，企图假日军之手削弱我军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持并发展我们的力量，就成为坚持长期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1日，毛泽东即和张闻天一起致电正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周恩来等人，要求在谈判中须坚持下列原则：“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1）8月22—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制定动员全国人民开展民族解放战争，实行全面持久抗战方针，确定党在抗战时期的任务和各项政策。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作关于军事问题和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他指出，根据中日战争中敌强我弱的形势和敌人用兵的战略方向（以夺取华北为主），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在新的形势下，我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牵制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主要是战略配合），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共产党对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红军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山地。游击战的作战原则是，游与击的结合，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着重于山地，是考虑便于创造根据地，建立起支持长期作战的战略支点。（2）洛川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并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会议决定将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扩充至11人，毛泽东为书记（实际上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实际上称副主席），并决定立即出动红军主力到山西前线。洛川会议后，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红军迅速完成了改编工作。8月下旬到9月上旬，由红军主力改编的八路军115师、120师和129师主力在朱德、彭德怀等率领下先后渡过黄河，挺进山西前线。9月17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总部，依据华北日军三路并进，长驱直入的形势，指出：过去决定红军全部集中在恒山山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已根本上不适用了，此时如依原计划执行，我军将处于敌人迂回包围中而陷入被动。他强调：“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因此，为使我军在战略上展开于机动地位，即展开于敌之翼侧，钳制敌之进攻太原与继续南下，援助晋绥军使之不过于损失力量，为真正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广泛发动群众，组织义勇军，创造游击根据地，支持华北游击战争，八路军三个师应逐次分别配置在晋东北的恒山、五台山，晋西北的管涔山，晋西南的吕梁山和晋东南的太行山、太岳山，以便使八路军在战略上展开日军侧翼的机动地位，向着进占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敌人取四面包围态势。当国民党军队向南撤退时，又能依托有利地形，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广泛发动群众，创造敌后根据地，坚持长期抗战。（3）针对个别高级将领留恋内战时期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不愿意分散兵力打游击战的倾向，9月2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明确指出：“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还要在目前照样再做。”他再次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就不能做群众工作，作群众工作就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4）9月25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及华北局的电报中，更强调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要设想在敌整个占领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要告诉全党，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5）

　　 根据党的洛川会议精神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八路军各部在山西前线，在积极配合友军作战的同时，陆续实施战略展开。到11月初太原失守前后，115师依托五台山建立了晋东北的战略支点；120师依托管涔山建立了晋西北的战略支点；129师依托太行山建立了晋东南的战略支点。到1938年春，115师另一部依托吕梁山又建立了晋西南的战略支点。这样，就在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山西四角，为开创华北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创造了前进的战略阵地。随后，毛泽东又适时地指导八路军分兵进入河北、山东、内蒙古地区，并向豫皖苏鲁边区发展，指导新四军进入苏南和皖东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我军不仅相继建立起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冀鲁豫、山东等抗日民主根据地，自身也完成了由国内正规战争到抗日游击战争的军事战略转变。“这一转变关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大。”（6）它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科学预见抗战历史进程、系统阐明持久战的理论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

　　 1938年5月，为了总结全国抗战10个月的经验，进一步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毛泽东集中全党的智慧，撰写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重要的军事理论著作。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全面地考察和论证了中国能够、也必须经过持久抗战取得胜利的客观依据。他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他强调：“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7）由此产生了中日战争相互矛盾着的四个基本特点，即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日本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而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上之寡助。中国的短处是战争力量之弱，而其长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在其是一个大国，在其国际上之多助。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对中日战争的基本特点和双方优劣形势进行分析，指出，敌我双方的强弱优劣，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敌之军事力量虽强而处优势，但其兵力不足，资源匮乏，指挥笨拙，异国作战，因而不是绝对的强和绝对的优势。我之军事力量虽弱而处于劣势，但我兵力充足，资源丰富，指挥灵活，本土作战，因而不是绝对的弱和绝对的劣势。强弱优劣的相对性，使敌我双方强弱优劣的转化具有了客观可能性。当然，要使敌人从强变弱，从优势变劣势，使我由弱转强，由劣势变优势成为现实，需要一定的条件，需要主观的努力，需要有一个过程。毛泽东明确地指出了这种转化的条件和过程：“只要我能运用正确的军事的和政治的策略，不犯原则的错误，竭尽最善的努力，敌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均将随战争之延长而发展，必能继续改变着敌我强弱的原来程度，继续变化着敌我的优劣形势。到了新的一定阶段时，就将发生强弱程度上和优劣形势上的大变化，而达到敌败我胜的结果。”（8）他强调：正是这些矛盾着的基本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9）
　　毛泽东依据中日战争相互矛盾的基本特点，不仅深刻地阐明了实行持久战方针的客观依据，而且科学地预见抗日战争的进程将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步、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时期。第三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10）在论述相互联系的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中，他着重分析了在第二个阶段，即相持阶段中，在犬牙交错的战争状态下，敌我优劣形势转换的各种因素，指出相持阶段是中国转弱为强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11）毛泽东认为 “兵民是胜利之本”， 他特别强调“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12）要争取抗战胜利，必须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

　　 毛泽东还详尽地论述了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以及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消耗战、歼灭战等一系列具体的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详尽透彻地阐明了在抗日战争全过程中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地位，全面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具体战略纲领。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透彻地分析了抗日战争所处的时代条件与基本特点，批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错误思想，科学地论述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以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系统地阐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它不仅指明了必须通过持久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前景，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趋势，而且提出了一整套动员人民群众，在持久战争中不断削弱敌人力量，生长自己力量，以取得最后胜利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它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广大军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从思想上武装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抗日战争的胜利充分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提出的一系列方针也都是切合实际的。

　　 三、 系统总结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教训，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完整地提出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政策和策略

　　 伴随着卢沟桥畔的隆隆炮声，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了。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全民族的最大的广泛性和异常复杂的阶级关系，内部充满着矛盾和斗争。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统一战线建立不久即明确提出“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原则”。“‘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13）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敏锐地觉察到国民党政策重心在发生变化，对统一战线形势的逆转和两党关系的变化，以及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作了精神上的准备，并酝酿了相应的应付措施。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周密安排，领导全党打退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并确立了我党在华北地区的优势地位。随后，毛泽东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先后起草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论政策》等党内文件，在科学分析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的国内外形势和统一战线内部各种势力政治态度的基础上，全面阐述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方针和各项基本政策。

　　 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根据反磨擦斗争特别是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经验，从对抗日的态度上，首次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欧美派大资产阶级与亲日派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加以明确的区别，指出：亲日派大资产阶级已经彻底投降日本，准备傀儡登场，欧美派大资产阶级则尚能继续抗日，但其妥协倾向依然严重存在，他们是抗日统一战线中的顽固派。中等资产阶级就是除了大资产阶级以外的民族资产阶级，他们赞成团结抗日，开明绅士是地主阶级的左翼 ，他们的政治态度同民族资产阶级大略相同，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以及地方实力派都是抗日统一战线中的中间势力。毛泽东在报告中明确提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14）

　　 发展进步势力，就是要放手发动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参加抗日斗争和民主运动，积极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广泛发展共产党的组织。进步势力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是抗日民族统一战争的依靠和支柱。发展进步势力，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基础和前提，是有效地争取中间势力和孤立顽固势力的基本条件。只有一步一步地发展进步势力，才能阻止时局逆转，阻止投降和分裂，而为抗战胜利奠定坚实的基础。

　　 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这三部分人。依其阶级性的不同，这三部分人的政治态度是有区别的，但都是目前时局中的中间派，是我们争取的对象。“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15）

　　 反对顽固势力，就是要在统一战线中同欧美派大资产阶级的反共活动进行坚决的斗争。他们实行着合作抗日和摧残进步势力的两面政策。因此我们必须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付它，既要争取其继续抗日，又要同其反动言行在思想上、政治上、乃至军事上进行坚决的斗争。只有同顽固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才能限制和缩小他们实施反动政策的范围，发展进步势力，有效地争取中间势力，而使顽固势力陷于孤立。毛泽东还指出：在同顽固派作斗争时，必须采取“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和 “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有理即自卫原则，体现了斗争的防御性，“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样可以争取中间势力的同情，孤立顽固派。有利，即胜利原则，体现了斗争的局部性，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有节，即休战原则，体现了斗争的暂时性，对顽固派的斗争，以不破裂统一战线为界，适可而止，决不可无止境地斗下去。“坚持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就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并使顽固派尔后不敢轻易向我们进攻，不敢轻易同敌人妥协，不敢轻易举行大内战。”（16）抗日战争的历史证明，毛泽东提出的这些策略思想和原则是切合实际的，它迫使欧美派大资产阶级在抗战中不敢公开同日本妥协，也迫使它虽然不断制造反共事件甚至发动反共高潮，但始终不敢全面分裂统一战线，不敢发动全国性的反共内战，这对争取抗战的胜利是有重大意义的。

　　四、 全面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系统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抗日战争时期，在领导艰苦卓绝的敌后游击战争的同时，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先后撰写了《战争和战略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科学论著。在这些著作中，他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出发，深刻地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全面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入手，分析了中国革命赖以发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亦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政策产生的国情根据。他指出，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步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占领的地区，则成为殖民地社会。无论是敌占区，还是国统区，封建的、半封建的社会制度都占据着优势地位。这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就是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现实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17）他还说明，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阶段，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衔接，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18）

　　 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第一次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科学概念，并揭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点。他指出，中国革命的第一步，已经不是一般的、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革命，即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19）这也就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它正确地解决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革命动力、革命对象和任务等基本问题。毛泽东深刻分析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极端不平衡的国情，并且阐明其历史根据和社会根源，以及由此产生的革命发展不平衡性，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比较研究，并进一步发挥了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从而更深刻地说明民族战争条件下农村包围城市的必要性，进一步丰富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

　　 毛泽东还具体勾画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的蓝图。他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既不同于欧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相区别。它在政治上，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20）在经济上，要使一切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并“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21）在文化上，发展“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22）

　　 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23）他精辟地论述了“三个法宝”的丰富内容和它们的相互关系，使这些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完整论述，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路线和相应的一整套具体政策已形成完整的体系，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已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它有力地指导和促进了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

　　五、 系统总结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创造性地发动整风运动，使全党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抗日战争时期，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党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成就也是巨大的。同时党内也存在着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方面，抗战爆发以来，在激烈的民族解放斗争中，我们党增加了70余万新党员。这些同志革命积极性很高，但大都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紧张残酷的战争环境，使党不可能对他们进行系统地马克思主义教育。由于他们的阶级出身和认识水平的限制，很容易受到一些错误思想和作风的影响。另一方面，遵义会议以来，党在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纠正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但还未来得及从思想上系统地清算这种错误，党的干部对这种错误的思想根源还缺乏深刻的认识。

　　 上述情况表明，在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中进行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解决党内的思想矛盾，清除教条主义影响和不良风气，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深刻地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尖锐地批评了主观主义的作风，号召全党注重调查研究，树立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的“有的放矢”“实事求是”的作风，为全党的整风学习指出了明确的方向。7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号召全体党员开展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9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学习研究组，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组织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

　　 1942年2月，毛泽东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向全党阐明整风的任务和方针。他明确指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24）鉴于历史上党内斗争发生过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教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明确规定了整风运动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即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留情面，并以科学的态度去分析批评过去的坏东西，认真总结和汲取经验教训。同时对犯错误的同志要采取团结的态度。整风的方法和步骤为：认真阅读文件，联系个人思想和工作，自我反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提高认识，总结经验，逐步取得思想认识的一致，增强党性，改进工作。在整风运动中，中央还组织党的高级干部对党的历史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一了全党对党的历史问题的认识。由于指导思想明确、方法得当，整风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效。通过这次整风运动，不仅对全体党员进行了一次普遍的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提高了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端正了党的作风；而且在思想上真正解决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是破除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在全党树立起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它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整风运动是毛泽东在党的建设方面的一个伟大贡献，是党的建设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

　　 六、 领导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出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的政治路线和纲领，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夺取新民主主义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在抗战胜利的前夜，1945年4月23日—6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着全党121万党员。这次大会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致开幕词和闭幕词，并作题为《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关于讨论政治报告的结论和关于选举问题的讲话。朱德和刘少奇分别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了题为《论统一战线》的大会发言，任弼时、陈云、彭德怀、张闻天、陈毅等20多人作了大会发言。这些报告和发言从各个方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阐述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并对党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和建议。大会经过深入的讨论，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新的党章。

　　 党的“七大”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制定了 “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25）明确地向世人宣布我们要建立的新中国既不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不是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的国家，和苏联布尔什维克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区别，而是中国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各革命阶级民主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中，对新民主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纲领和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都作了全面具体的说明。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中，将我们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党的路线得以顺利贯彻的根本保证。毛泽东强调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反对脱离群众的命令主义、官僚主义等错误倾向。（26）显而易见，这一重要论述对于我们今天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党的“七大”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这是近代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选择，对统一全党的思想，指导全党同志为实现党的路线而奋斗，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党的“七大”还对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即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问题进行了系统地总结，深刻地揭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规律。

　　 总之，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全面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从而使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它为党领导全国人民去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的基础 。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领导我们党挽狂澜于即倒，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注释：
（1）（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第299、353页。中共中央党校
出版社1991年3月出版
（2）《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第601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年9月出版。
（3）《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47-4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
版社1993年12月出版
（4）《毛泽东文集》第二卷19-20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
（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51、447、461、450、462、465、511、394、744、748、750、666、651、647、675、678、698、606、81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25）（26）《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101、1094--109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作者简介：刘喜发 博士，曾任吉林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吉林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现为江苏省“三三三人才工程”第二层次培养对象，南京市预防职务犯罪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副校长，南京市行政学院副院长，教授，出版学术著作5部，其中《盟友与对手—抗战胜利前后的三国四方关系》获第二届全国青年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专著奖，在《中共党史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高校理论战线》、《毛泽东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战线》、《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学术交流》、《史学集刊》、《南京社会科学》等30余家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