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才能有效反对官僚主义(3)
作者:苏 伟 来源:征文 点击:: 日期:2013-12-03 |
从民主政治基本理论上分析，毛泽东一直认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民主只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和手段，专政则是解决敌我矛盾的方针和手段。这本来是正确的。但由于他后来将党内外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矛盾这个人民内部矛盾之一，当成了敌我矛盾，所以将程序化的“人民负责，监督政府”的民主新路，引导到了用无序化的“大民主”，包括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农民打扁担、工人示威、学生闹事，乃至群众造反等等，去对付官僚主义者，对付“修正主义者”的“专政新路”。这就导致了严重的曲折。尽管如此，这段曲折的弯路，并非毛泽东提出与开拓的“民主新路”的“主车道”和大方向。从其“主车道”和大方向上看，毛泽东提出与开拓的“民主新路”，确实是人类最伟大的民主设想之一。
二、对“民主新路”继承发扬不够是官僚主义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人民推进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初步形成了毛泽东提出的“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官僚主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但是，对毛泽东“民主新路”的继承发扬又很不够，这是官僚主义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个中经验教训，值得探讨、汲取。
1.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推进奠定了“人民起来监督政府”的重要政治法律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拨乱反正，在民主问题上也回到了毛泽东的正确轨道。邓小平强调：“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12]（176）他还重申：“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12]（332）尽管至今我们还远未达到邓小平提出的这个目标，还很难检举干部（一是权力运行不透明，知情难，二是权力干预面很广，躲避报复难），更难弹劾、撤换、罢免干部，但是，整个国家的民主建设制度化、法律化进程，确实有了显著的进步。最主要的表现，是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在不断健全，其运作在不断规范，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主要政治活动平台，促进了人民群众有序的政治参与。因此，国家的立法、决策、执行、监督等工作，总的来说，较好地体现了人民的意志、维护了人民的利益；代表我国各次要阶层的参政党及社会各界精英，基本上都能参政议政，与我们党共商国是；特别是在广大农村，持续实行了直接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基层民主，引起了世界性的关注；同时，正如“中国的人权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3]。这些，都既直接推动了“人民起来监督政府”的民主新路的拓展，更为进一步拓展这条新路奠定了重要的政治法律基础。因此，官僚主义和特权现象乃至腐败现象，从改革开放以来，就不断地得到了相当程度的遏制。
此外，最近中央还要求各级政府部门公开“三公”经费，接受社会监督。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全方位地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在上述的政治法律基础上，在民主新路的推进上，官僚主义和特权现象，必将得到进一步的遏制。
2.偏重“机构监督”而忽视“人民监督”的片面性问题值得重视
但是，从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就将“人民监督”的地位和作用，放在了“机构监督”之下。邓小平重申群众监督的上述同一讲话中接着讲：“对各级干部的职权范围和政治、生活待遇，要制定各种条例，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12]（332）专门机构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是必须的、重要的，但它与人民群众起来的监督检查哪个更重要？这个问题必须要搞清楚。如果说，在“文革”结束不久，大家对“群众运动”都心有余悸，邓小平那样讲，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随着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化和社会政治心态的平稳化，就应该将“人民起来监督”的问题提到更重要的地位和日程上。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忽视了这一点，一直片面地强调与依赖专门机构监督。现在看来，离开人民监督，单靠机构监督，是独木难支。何况，我们的监督机构体系的设计也有重大缺陷，将本来应该由中央“直管”的省以下监督机构，统统由省以下党委和政府“分管”，导致监督力大打折扣，即便有“钦差”巡视来弥补，仍显监督乏力。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基层群众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地位下降很多，不但在企事业单位中难言监督，而且在人大政协代表委员中的比例不断下降。据统计，工农代表在第五届（1978年）全国人大代表中占47.3%，以后降到第六届的28.6%、第七届的23%、第八届的20.6%、第九届的10.8%、第十届的不足4%，十一届上升为约7.6%，十二届再上升为约12.8%[14]。而且，媒体公布的工农代表比例也可能有较大“水分”。如南京某报报道江苏省第十一届人大代表中有“工人58名”，但有好事者一一核对了代表的身份，发现“一线工人”（包含了某企业机电液压中心液压部副部长和另企业一车间电气工程师）只有7名；即便是58名，也比65名“非国有企业负责人”少，比275名党政干部就更少得可怜了[15]。这种情况下，人民怎么“起来监督政府”？
3.官僚主义因此屡禁不止，仍然相当严重，并引发严重的享乐主义、奢糜之风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一直强调反对官僚主义，并进行了几次重点整治。效果如何呢？我们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之际的现状与邓小平1980年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所归纳的官僚主义问题进行比较，就一目了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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