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才能有效反对官僚主义(2)
作者:苏 伟 来源:征文 点击:: 日期:2013-12-03 |
还例如，建国之后毛泽东就领导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决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要求“吸引人民群众在报纸刊物上公开地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还要求“批评在报纸刊物上发表后，如完全属实，被批评者应即在同一报纸刊物上声明接受并公布改正错误的结果”；甚至要求“报纸刊物的人员对于自己不能决定真伪的批评仍然可以而且应当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但是只要报纸刊物确认这种批评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即令并未征求或并未征得被批评者的同意，仍然应当负责加以发表” [9]（192）。毛泽东强调，舆论监督是为了帮助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改正错误，更好工作，而不是将其“一棍子打死”，所以特地要求：“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的时候，要为人家准备楼梯，否则群众包围起来，他就下不了楼。”[7]（264）
…………
综上所述，毛泽东提出与拓展的“民主新路”，其境界之高远、体系之博大、内容之精深、要求之具体，都是世所罕见的。因为，它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结合了中国的具体实际，既汲取了西方民主的历史精华，又超越了其历史局限，既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又剔除了其封建性的糟粕，因此，是可以引导中国人民在民主的道路上走在世界前列的。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领导我们沿着这条民主新路，破天荒地在中国“让人民起来负责”，监督党和政府，初步取得了历史性的成绩。周恩来总理在一届全国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公民，经常通过人民代表、监察机关、人民团体、报纸刊物对政府各方面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也常常直接用来信来访的形式向各级领导机关申述意见。我们的国家机关，正是通过这些办法，经常听取群众的意见来改进自己的工作。”[10]这样，官僚主义就得到了相当大的遏制，以致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上讲党和国家的现状时，讲的是“现在我们还有……官僚主义的残余”，而且满怀信心地讲“这些东西是可能减少的”[7]（103）。
2. 毛泽东的民主新路在进一步的历史探索中经历了严重的曲折
毛泽东对“窑洞对”提出的民主新路尤其是其核心精神——“人民负责，监督政府”——的拓展，在党的八大上又达到一个新境界。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讲八大精神时指出：“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八大强调了这个问题。毛泽东最近特别强调要有一套章程，就是为了监督，毛主席说，要唱对台戏，唱对台戏比单干好。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党要领导得好，就要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11]（270）邓小平讲到：“所谓监督来自三个方面”，即“党的监督”、“群众的监督”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要“一怕党，二怕群众，三怕民主党派”[11]（271）。
沿着八大这个更高境界指引的路子走下去，中国的民主新路本可继续高歌猛进的。然而，这一年，国际风云突变，受苏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的影响，发生了“波及中国很凶”的“波匈事件”。毛泽东概括了其主要原因：“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业方针错误，工人减薪，资本家简单地被打倒，知识分子未被改造，反革命分子没有镇压。”[4]（607）为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避免“波匈曲折”，毛泽东决定全党整风运动，整掉一些官僚主义，促进全党的思想从习惯于战争年代的命令主义和动辄将社会矛盾看成敌我矛盾，转变到正确认识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上，从而化解党群、干群矛盾。为使效果更好，毛泽东采取了“开门整风”的方针，动员民主党派与广大群众来给党提意见，并将各界人士所提意见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以便“内外夹攻”，促使各级领导干部改正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习惯性缺点。
然而，形势的发展，愈来愈出乎毛泽东的预料之外。不久，批评党和政府居然成为一种“时髦”，肯定党和国家的工作成绩的，却被一些人嘲笑为“歌德派”。而且，批评意见愈来愈尖锐，“在报纸上发表的一些发言和报道、评论，越来越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似乎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发生了严重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局性的，根源就在于党委（党组）领导负责制；似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经发生危机，快要混不下去了”[4]（690）。因此，毛泽东的认识发生了改变，认为“事情正在起变化”，联想到对“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的判断，联想到现实中“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等现象，就认为这是“右派猖狂进攻”，“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并判定“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和你死我活的矛盾” [4]（714）。由此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并严重扩大化。
更严重的，是他因此将从八大至作“正处”报告时，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基本解决，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我国政治生活主题的正确认识，转变成为重新确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认识。后来，进一步认为党内形成了一个脱离人民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一个存在面“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的“修正主义阶层”；认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认为党内的一批有意无意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其政治代表；再后来更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认为有一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4]（1389-1409）。基于这种错误判断，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将其政治实践乃至整个社会实践的重点，就从继续拓展“民主新路”，以反对官僚主义的正确轨道，转变到了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以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错误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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