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均甫：保证中国改革开放大业永不变向的奠基人

──为纪念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50周年而作
 
晶牛毛泽东思想研究会副秘书长　王均甫

　　 50年前的春天，毛主席在1800多人出席的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运用唯物辩证法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关键时刻抓住了这个关键问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正确地提出和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她同这之前已经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一起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煌煌大作的巨大理论价值，在伴随着她诞生后50年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沧桑巨变，更加显示出了她是一颗璀璨的闪亮明珠。本文仅就《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历史地位中，特别能体现毛主席是保证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大业永不改变社会主义方向的奠基人方面的有关理论贡献进行阐述，以期说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我国以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千秋万代发展中在这方面的巨大理论价值，谨以此怀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诞辰113周年。
 
　　一、毛主席是共运史上破天荒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找到哲学理论根据的人，他为揭示社会主义发展动力提供了总体性和根本性的指导思想。
 
　　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内容，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理论依据。当年马、恩大师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规律，为世界无产阶级指明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途径，列宁、毛主席等无产阶级革命家依据它并密切结合本国实际，实现了在本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伟大使命。
 
　　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并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进而从主观上去适应它，按客观规律办事，对于社会主义的命运事关重大。由于历史的原因，马、恩没有亲历社会主义社会的成功出现，他们也就没法去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因为他们毕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大师，的确也留下了某些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预言性揭示，如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所谓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等等。但总的说来，并没有给后人留下系统的论述。列宁是继承马、恩事业的一位大师，可惜他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仅短短七年就不幸被刺而早逝，加之在世时他为巩固苏维埃政权连年忙于对付帝国主义和俄国反动派发动的战争，使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通过较多的实践去研究社会主义社会，所以列宁也没有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提出系统的理论。斯大林继承列宁遗志，在巩固和发展苏联社会主义事业方面做出了世所公认的贡献，但由于在很长的时间里，他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还存在着矛盾，认为它们之间是完全适合的，并宣称苏联社会在政治道德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年才承认了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矛盾，但同时他又期望通过取消商品经济和实行单一的全民所有制来消除这个矛盾，因而他也没能够从理论上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作为根本性的问题提出来加以论述。
 
　　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创造性地也是成功地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针对通往社会主义大道所出现的各种矛盾，诸如震惊世界的波、匈事件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群众闹事，还有苏共20大召开开始所暴露出的苏联模式自身的若干弊端，毛主席明显地感到他在1956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还只是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论述了各种矛盾和关系，还缺乏一个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更加总体性的认识，于是便开始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他终于摆脱了一味从社会主观方面寻求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陈旧观念，于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他在讲话中全面系统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画龙点晴地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他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它又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也是如此。事实上毛主席在1956年11月15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就已经公开申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基本矛盾，但从理论的完备程度看，是不能与三个月后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这次论述相比的。他在1956年这次中央全会上指出，即使“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打倒了，阶级消灭了……那个时候还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
 
　　在社会主义认识史上，毛主席毫不含糊地否定了长期以来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无矛盾的错误观点，事实上开始引导我党也包括其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去认识并进而把握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关节点──社会主义社会自身的矛盾运动，指导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科学地顺应社会主义社会自身的这个矛盾运动，使其朝着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方向变化。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要不断地进行改革开放，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的基本矛盾将存在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它就是推动社会主义改革的自身动力，它就是社会主义改革的最根本的理论根据。毛主席在共运史上破天荒地为社会主义改革找到了直接的哲学理论依据。显然，如果缺少这一点认识，就从客观上失去了寻求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钥匙。也不难看出，只要把握了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这个理论，那么对社会主义改革的必然性的认识才从根本上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上。上个世纪末，世界社会主义改革运动风起云涌的实践已使不少国家付出了沉痛的历史代价证明：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哲学理论指导的改革就有叛离社会主义轨道的可能。
 
　　二、毛主席是我党最早吹响社会主义改革号角的人，并为社会主义改革指明了总体方法。
 
 1956的11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主席在初次讲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时就明确指出：“生产关系搞得不对头，就要把它推翻。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舆论）要是保护人民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他认为，“社会制度还要改革，还会用‘革命’这个词。当然，那时革命的性质不同于阶级斗争时代的革命。”显然，在我们党的社会主义历史上，毛主席是破天荒地吹响了社会主义改革号角的人。他为后来人继往开来划破了天空，照亮了道路。他为了让整个国家的一切人都知道社会主义改革的基本方法，还形象地用了一句朗朗上口、人人皆晓的妙语作了描绘：“君子动口不动手”。妙语的深刻哲理就是告诉人们，社会主义改革不是伸腿动手的打架，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自身发展，而不是将整个社会制度推倒重来的那种社会革命。半个世纪以前，毛主席不但发现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内在根本原因，而且还对如何引领和实施改革的总体方法提出了前瞻性的论述，堪称历史伟人、杰出领袖。14年前薄一波曾撰文说：“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必由之路，关乎社会主义的生死存亡问题，成于斯、败于斯。不改革，或者在改革中不能坚持正确的方向和选择正确的道路，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遭受挫折，甚至夭折。”这位老人也是在回顾上个世纪50年代毛主席对改革开放的伟大理论贡献时说了这番话的，可谓入木三分。
 
　　为了使全党对改革事业有清醒的认识，毛主席在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12天后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又强调：“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并以在旧中国谁要讲改革就要犯罪、就要被杀头，但也竟有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为例，鼓励党员要在改革的困难面前无所谓惧，同时要求党外人士要“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同我们一起来为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而无所畏惧地奋斗。”可以看得出，毛主席已经最早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发展是无论如何也离不开改革的。尽管这种改革如他所再三申明的那样，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但他也意识到了社会主义的改革不那么轻松和简单。他呼唤人们，“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希望一切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能够勇敢地负起责任，克服困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由此也不难看出，毛主席的确预料到了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深刻性和严肃性。请同志们掂掂以上毛主席那些论述的份量有多重，语意有多深。
 
　　三、毛主席是我党最早明确提出稳定社会主义社会政治标准的人，这个标准孕育了作为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和精髓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主席用了较多的话论述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基本方法。其中在论述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处理和看待思想矛盾和文艺发展的问题时，告诉人们必须谨慎地辨别什么是香花和毒草，提出了六条政治标准。即：㈠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㈡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㈢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和削弱这个专政；㈣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和削弱这个制度；㈤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㈥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毛主席还特别强调“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这两条。”并且在这之后不久的3月12日和5月26日的两次重要会议上又进一步阐述了这六条政治标准。
 
　　五十年过去了，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走过的路，都无一例外地证明毛主席当年提出的这六条标准是何等的高屋建瓴。而这些标准凡是被削弱以至于完全摆脱了的国家，也都毫无例外地为此付出了无可挽回的沉重代价。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为什么受中央委托在中央理论务虚会议上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就是为了警告或告诉一些人不要借改革开放之机和党纠正历史上的某些错误之机，走到全盘否定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进而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边缘上去。邓小平在这个讲话中实实在在地指出：“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所一贯坚持的。”“只有坚持我们党历来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坚决克服妨碍实现三中全会方针政策的不良倾向，我们才能坚定地向着我们的宏伟目标胜利前进。”
 
　　耐人寻味的是，毛主席在1957年讲六条政治标准时强调其最重要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这两条。22年之后，邓小平在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样也是强调最重要的是坚持这两条。历史告诉了人们：毛主席当年讲的“六条标准”实际上孕育了作为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及其精髓。历史就这样不只一次地告诉人们：对成功的经验特别是已经提升到真理的层次上的那些经验，如不继承或珍爱，那么历史的错误就迟早还会以不同的形式再一次重新出现的，中国人民就在这样的反复过程中，深深地爱戴着心中的毛主席，他思想前瞻、大智大睿。
 
　　半个世纪前，毛主席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大业找到了唯一正确的哲学理论根据、指明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总体方法、提出了稳定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政治标准，这些内容极大地丰富了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宝库，它在保证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大业避开东欧、苏联那种结局所起的历史作用，无论怎样高的评价都不是过分的。所以邓小平曾动感情地指出：“毛主席的伟大，怎么说也不过分，不是拿语言可以形容得出来的”。连美国的一些思想者、政治家也隔洋感叹，他们认为：不能低估毛泽东思想对中国几代人的深刻影响。他们甚至说：单就中国没有随东欧、苏联大溃败，给毛泽东挂一个一吨重的金质奖章也是不过分的。历史诚实地向人们昭示：毛主席是保证中国改革开放大业永不变向的奠基人，他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幸福和骄傲，是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骄傲，是世界进步人类的骄傲。对这样一个引领时代进步潮流、定夺改革开放大势的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引路人和奠基人，人们在畅谈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历史的时候，没有任何理由忘记他，更没有任何理由对他在这条崎岖的道路上因探索而付出的曲折和失误而进行嗤笑和挖苦，数典忘祖绝不会是任何一个民族的美德。
 
　　在中国，对于一切继往开来的人来说，要完成时代任务，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前人未竞之大业，就必须毫不动摇地象伟大物理学家牛顿所说的那样，“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把巨人的经验和光辉发扬光大、把巨人的失误和曲折牢牢记取，如此真诚地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是真正的站得高、看得远，才能被千百万人所拥戴而立于不败之地，才能真正开拓前人的未竞事业。凡不能站在巨人肩膀上，却又叽叽喳喳不停的人，大都是些历史的过客，人们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可以把其忘得干干净净，历史就是这样公平地对待每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