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家林：毛泽东是科学发展观的探索者和实践者

 -----纪念《论十大关系》发表五十周年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在讲话中，毛泽东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我国的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要调动国内外一切直接和间接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以此为起点，开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最初有益的探索和实践。
 
　　发展,是指一个国家或社会由落后的不发达状态向先进的发达状态的过渡与转化，人类社会是在发展中不断前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它既指经济发展,还包括社会发展和人自身的发展等诸多内容,也就是社会整体、协调、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发展观则是对这一过程的理论反映。讲话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对今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仍具有指导意义。
 
　　我们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同中国建设实践相结合的过程, 就是科学发展观的形成过程。《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这是党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试图“从苏联所走过的道路”转变到“走自己的道路”,进行科学发展道路的探索和实践。这是党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阶段开始后，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全面阐述了他的发展思想。首先，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他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1]其次，统筹兼顾的治国理念。毛泽东提出统筹兼顾,即要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毛泽东指出,“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2]他把统筹兼顾作为处理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基本方法。
 
　　在经济模式方面，毛泽东提出了有别于苏联的具有自己特点的中国经济模式。主要有：
 
 1、在工业化道路上，不是以重工业挤轻工业和农业，而是农、轻、重协调发展。苏联工业化道路是以重压轻，以重挤轻，用剥夺农民的办法，通过工业品和农副产品的剪刀差实现高积累来发展农业，结果造成重工业的片面发展和农业、轻工业的落后。中国“一五”计划直接受苏联影响，对农业和轻工业重视不足。毛泽东对这种情况深为忧虑，及时纠正了这种错误认识，指出必须用多发展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促进重工业的发展。他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并把这提高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高度来认识。毛泽东指出：“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3]毛泽东提出的这种与苏联不同的实现工业化的道路的具体途径，使50年代中期我国在农轻重比例关系上处理得比较好。
 
 2、在分配上，提出必须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一条中，毛泽东指出：“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人和工厂，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4]在国家和职工的关系上，他指出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既要不断地保证增加国家的积累，满足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又要使劳动者的收入每年有所提高。在国家和农民的关系上，他鉴于苏联推行义务交售制把农民挖得很苦，严重挫伤农民积极性的做法，主张要“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在工农业产品交换中，要“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都要规定适当。”这对于纠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重积累轻消费的倾向，改善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民生活具有重大意义。
 
 3、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反对中央集权过多，主张给地方和企业以适当的权力。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毛泽东对此是不赞成的，他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指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但毛泽东认为既要反对片面强调高度集中统一的倾向，又要反对那种不服从统一指挥而搞绝对独立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还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管理方面的有益经验可供借鉴，“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注意的。它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它们发展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5]这里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注意解决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过程中，毛泽东已敏锐地察觉到不应该把企业看作国家机关的附属物，应适当扩大企业的权力。掌握一定的自主性。在《论十大关系》讲话后不久，他就提出允许企业成为“公开合法的半独立王国”。这里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提出了经营权和所有权相分离的重要思想，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此外，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的论述中，还朦胧地认识到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过于单一，计划经济的统购包销政策的一些负面效应，影响了生产力的充分发挥，而且给人民生活带来许多不便，开始对我国的所有制结构与经济运行机制有了一些反思。这是他企图突破苏联单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固定模式的一次可贵尝试，实际上已经提出了中国自己的经济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已开始突破苏联经济模式，显露了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一束可贵的思想火花。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在实践中没有把这些有益的探索和突破贯彻下去和进一步深入，在“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重新陷入过去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并且日益僵化。
 
　　邓小平着眼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目标,着眼于中国的发展同世界现代化发展趋势相适应,对毛泽东关于发展的思想进行继承和发展。他的理论核心内容是发展，主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发展作了许多精辟的论述：第一，“发展才是硬道理”。第二，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第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路线等。 第四，“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他说:“从一九八七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近九年时间,就算是第一步。第一步原定的目标是在八十年代翻一番。”“第二步目标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 “第三步是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目标是大体上人均达到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6]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 对毛泽东、邓小平关于发展的思想进行继承和发展。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追求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同时,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人的全面发展、“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两个“着眼于”,即着眼于人民的物质、精神需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这同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注意人的 “全面、协调、持续”发展。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体现了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科学发展观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它使发展由“以物为本”转变为“以人为本”,由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转变为“人、经济、社会”全面综合、统筹发展的新的科学的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规律在认识上的升华,有着丰富的内含。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是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三是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四是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把人的问题放到很重要的位置上,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人的问题的新认识。首先,认识到以人为本的重要性。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共产主义社会本质特征的最高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目标,也是现代化建设的现实任务;既是必须牢牢坚持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也是在各项实践工作中必须始终贯彻的基本原则。其次,强调以人为本的要求。一切发展都必须以人为出发点。这就是要立足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和实际利益的满足,而绝不能立足于狭隘的小集团的利益,更不能仅仅立足于个人的政绩。一切发展都必须依托人的主体性。这就是要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把发展建立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基点之上。只有真正依靠人民群众主体积极性的发展,建立在人民群众热情参与和支持上的发展,才能获得真正的加快发展效果,才能持续与长久。一切发展都必须以人为目的。这就是要注重解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同时促进人自身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在克服传统发展观的核心就是追求物的积累与生产效率,发展的含义基本上等同于经济的增长,发展以物为尺度而不是以人的全面进步为尺度的片面性的基础上,将发展的思想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规律在认识上的升华,是党执政理念的一次飞跃,科学发展观理论上有三个突破与发展。一是实现了价值观念的转变。在价值观上从过去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对立的二元价值观转变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和谐、协调、统筹发展,使经济、社会和人同步发展,克服“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二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在发展的问题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改变了传统的发展只注意人之外的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而更加关注人自身的发展。它克服了“保守、封闭”的思想,体现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发展,把自己的发展同世界的发展统一起来,做到国内与国外统筹发展。科学发展观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发展,只有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才可能做到可持续发展,全面、协调发展。三是从只注重经济增长,单纯追求ＧＤＰ指标增长的片面发展观转到在保持经济增长基础上的注重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追求经济社会综合指标的科学发展观上来；从只注重经济增长,以物为本的片面发展观转到既注重经济增长又注重以人为本的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上来。经济增长无疑是发展的重要内涵之一,但经济增长并不是发展的全部内涵,经济增长是人民利益之所在,但不是全部人民利益之所在。那种认为经济增长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经济增长自然而然带来其他社会目标实现的发展观,是片面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意味着经济就可以代替社会的一切。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是社会全面进步的物质前提条件,保持GDP的适度增长是促进发展的重要内容,但远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部,发展应当是在经济增长基础上的社会全面综合指标的增长。发展是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的人的全面发展,追求物质指标不是最终目的,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才是目的。发展不仅仅是社会的发展,而更是人的全面发展。    毛泽东探索有别于苏联的经济模式是在50年代初中期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当时对建设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认识不可能象今天这样充分和深刻，因而这种探索难免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也难免有失误。我们不应过分苛求一位探索者，因为探索真理终究比占有真理更可贵。无论如何，毛泽东毕竟迈出了探索的第一步，不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已成为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为今天新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作了一定的准备。可以说，我们今天经济建设的成就是站在毛泽东这个历史巨人的肩膀上所取得的。我们不能忘记毛泽东的艰辛探索，我们不能割断历史。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267.
 
 [2]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387.
 
 [3]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400.
 
 [4]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272.
 
 [5]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276.
 
 [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