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根山：论赶超战略的本质与中国实施赶超战略的经验教训

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史已经向我们展现了一幅跌宕起伏而又绚丽灿烂的历史画卷：后来者居上，旧时代文明的边缘地区却孕育了新时代文明的中心。特别是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迎头赶上，更是不乏其例。究其原因，如果说人类社会进入现代化历史进程之前的新旧文明更替是一种“世界历史之谜”^[1]的话，那么，近世文明更替的原因则彰明较著，如果说前者是一种自然的演进，是一种自发行为，那么后者则是政府主导下的战略性赶超，是一种自觉行为。

对于赶超战略，我国学术界认识不一。在此，本人也想谈谈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同仁大方。

一、赶超战略的本质

赶超战略的本质在于强调战略的目的性和赶超意识，而不在于实现赶超战略的手段。赶超战略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和地区在政府主导下的有意识的、以赶超先进国家为目标的一种宏观规划，无论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还是比较优势战略，抑或是进口替代战略，相对于赶超战略来说，都不过是策略和手段而已。

到目前为止，国内学术界在赶超战略的研究领域，下述两种观点颇具代表性：

第一种观点认为：大跃进、赶美超英、急躁冒进就是赶超战略。有学者认为，赶超战略酝酿于“一五计划”期间，1957年底赶超战略基本形成，毛泽东发动的旨在使经济超常规发展的“大跃进”使赶超战略进入实施阶段，而“大跃进”的悲壮失败则是赶超战略实践的终结。[2]还有学者认为，1957年从整风到反右的转向，既是党对社会主义道路正确探索的截止，也是大规模进行赶超战略的开端，毛泽东对反冒进的严厉批判，确立了采取不均衡发展的赶超战略的指导思想，在“赶美超英”的口号中，把“钢”作为工业化的赶超基准，冀望于以工农为主体的群众运动推动“大跃进”的赶超战略使工业化的神圣目标成为了全民盲动的狂热之举。[3]甚至有学者认为，“大跃进”运动导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赶超战略的选择，迄今为止，中国社会经济虽然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其差距仍然很大。这一现实告诉我们，在当今，诱使我国选择急躁冒进的赶超战略的土壤仍然没有得到完全铲除，因而必须彻底抛弃赶超战略，走经济建设创新之路。[4]

第二种观点认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就是赶超战略。有学者认为，不顾资源的约束而推行超阶段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就是赶超战略。为了动员有限的资源实施重工业优先的战略，人为地扭曲生产要素和产品的相对价格，形成低利率、低汇率、低工资政策和低（能源、原材料、农产品、生活必需品、服务）价格的宏观政策，而计划经济体制则正是适应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的需要。[5]

其实，上述两种观点都没有从本质上来理解和把握赶超战略的内涵。

第一，赶超战略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和地区在政府主导下的有意识的、以赶超先进国家为目标的一种宏观规划，其本质在于对赶超意识的强调和对目标的追赶，而不在于通过何种途径达到赶超现代化先行者、实现后来者居上的目的。无论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还是比较优势战略，抑或是进口替代战略，相对于赶超战略来说，它们都不过是策略和手段而已。也就是说，无论哪一种或几种手段都有可能使一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后来者居上。从世界现代化进程来看，有的后起国家和地区是重工业优先发展，也有的是从农业轻工业发展起步的，从而成功实现后来者居上的实例不在少数。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吴申元教授等正是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待赶超战略的。吴教授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上撰文指出：“赶超(Catching-up)是经济上的后进国追赶先进国并最终要超越先进国的一种经济发展过程”，[6]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赶超战略思想，把中国追赶现代化先进国家的过程视为赶超战略实施的过程。这是国内学术界从本质上理解和把握赶超战略内涵的稀有而弥足珍贵的声音。

第二，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是实现赶超战略的社会资源的配置形式。赶超战略并不排斥市场经济，而只是说计划经济更利于重工业优先增长，而市场经济则更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从世界现代化进程来看，德国、日本、韩国等后起国家运用了市场经济手段，而苏联则运用了计划经济的手段，它们都成功地实现了赶超先进国家的目标。就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侧重于重工业优先增长，与之相适应的资源配置手段也只能是计划，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我们首先进行了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调整，由重工业片面高速增长转变为经济社会各方面协调发展，随之而来的是资源配置手段的转变，由在计划经济为主的前提下引进市场机制，到逐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中国一直处于赶超现代化先进国家的历史时期（只有到中国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并且成为领先者的时候，赶超的过程才会终结，并且，这种领先地位一旦被后来者替代了，新的赶超将重新开始，这本来就是几千年来世界发展的基本逻辑），无论是实行计划经济还是实行市场经济都不能改变这一基本事实。

第三，后起国选择工业化战略的原则是目标优先，而不是模式的完美。后起国的工业化目标就是赶超先进国家，以便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而它们在选择工业化战略模式时很少有国家去理性地综合分析不同模式的优劣利弊。德国、日本、苏联和中国等后起国在拟定本国工业发展道路之时，它们考虑的不是这种工业化战略是否完全符合比较优势原则，而是如何适应国际国内形势对工业化的要求，动员有限的社会资源，实现后来者居上。从目标价值来衡量，赶超战略是一种成功的选择，正是靠这种工业化战略，这些后起国家都取得了令世人称道的工业化成就。这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同时，如前所述，强化政府在工业化战略选择与实施过程中的作用正是后起国成功的经验，只是国与国之间面临的机遇和形势的不同而导致了具体模式和手段的不同，但赶超的本质和内涵却是相同的。

二、赶超战略的实施与中国同发达国家的差距

新中国成立后实施了现代化赶超战略，取得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且为中国后来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我们经过几十年努力之后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依然很大，由此有人就对赶超战略产生了怀疑甚至持否定态度。

如何看待我国在赶超战略下的经济增长以及中国同发达国家的差距？我们不妨把眼光放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去考察。

在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数百年历史上，尽管几乎所有的后进国家都在追赶先进国家，并且有部分国家确实缩短了与先进国家在现代化整体水平上的差距，有的甚至超过了先前的领先国家，从而实现了后来者居上，但是，直到今天为止，世界现代化进程也并没有向我们展现出所有后起国家哪怕是大部分后起国家逐步缩短同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的美好景象，相反，有不少发展中国家甚至出现了同发达国家差距逐步拉大的结果。事实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人均GDP和人均收入巨大的绝对差额，从1950年以来一直存在，甚至有所增加。从整体上看，1950—1975年，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60美元上升到375美元，同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从2378美元上升到5238美元。1994年，发展中国家中108个中低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090美元，而24个高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却高达23420美元，两者相差22310美元，这与50年代初的2200美元的差距相比，扩大了9倍多，与1988年16500多美元的差距相比，扩大了35％。从个案上看，1955-1980年，美国的人均收入以平均每年2％的速度增长，按1980年美元计算，人均收入从7030美元增至11560美元。而同一时期，在印度，人均收入以每年1．7％的速度增长，但只从170美元增至260美元。1955年，美国和印度人均收入的差额为6860美元，到1980年，差不多增加近一倍，达到11300美元。1955年，美国的人均收入约为印度的41倍，而到1980年则变为44倍。[7]

另据瑞士日内瓦大学世界经济史专家保罗·贝罗赫（Paul Bairoch）教授的研究，20世纪的前70年间，发展中国家（不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人均GDP和发达国家（不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人均GDP相比，在整体上出现了逐期下降的趋势：1900年前者为后者的14.89％，1953年为10.65％，1960年为9.16％，1970年则为7.93％。[8]即使战后发展较快的拉丁美洲也表现出同样的趋势。而这种差距拉大的现象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局面？如何看待差距拉大的问题？

经历了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发展积累，发达国家奠定了庞大的经济基础，虽有不算很高的增长率，但增长的绝对量仍然是很大的。欠发达国家虽有很高的增长率，但由于基数很低，增长的绝对量仍然很小。结果，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总量方面的差距在逐渐拉大，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假定某发达国家某年的经济总量为10万亿美元，增长率为5％，年增长可达5000亿美元，年末该国经济总量可达10.5万亿美元；而假定某发展中国家某年的经济总量为1万亿美元，增长率为30％（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达到的），年增长达3000亿美元，年末该国经济总量可达13000亿美元。这样，当年两国经济发展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拉大了：年初两国的差距为9万亿美元，年末则变成9.2万亿美元。

这种差距会使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挫败感，它甚至会使他们心灰意冷：付出如此大的努力，结果差距却在拉大，甚至越是拼命努力，差距反而越大。

但是，如果放弃追赶的努力，那只有自甘落后。因为，如果不拼命地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以超常规的方式实现跨越式发展，他们就要继续被歧视，继续甚至永远处于落后状态。因此，落后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必须树立一种长期的信心，埋头苦干，奋起直追，因为若不追赶，差距会更大，这是不证自明的道理。

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大背景来审视，中国能够逐步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已经是难能可贵了（2003年年末，国内生产总值达116694亿元，全国总人口为129227万人[9]，人均约1100美元，经济总量以GDP计算居中世界第6位），并且，只要我们能够保持这种追赶的势头，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也并非可望而不可即。

三、中国实施赶超战略的经验教训

追赶和超越是人类文明史上的惯常现象，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亦然。只要存在先进与落后的差距，就必然会有赶超。赶超本身无可厚非，但我们也应当认真总结在实施赶超战略过程中的经验教训。

赶超发达国家，是经济落后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确立赶超对象（英、美等发达国家）和目标（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从世界现代化进程来看，后进入现代化行列的国家必然有一个追赶的目标，如若没有目标，仍然和从前一样，那至少说明它们还没有意识到现代化的压力和现代社会的发展前景，它们也还没有融入到现代社会发展的潮流之中去。它们可能把一两个具体的国家作为赶超的对象，也可能把一批先进国家中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特征作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大国搞现代化建设，如果总是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后面，不能创造出比其它国家更快的发展速度，被动挨打的局面是无法改变的。中国提出并实施赶超战略，其目的就在于迅速增强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摆脱发达国家的控制与威胁，改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我们把英美作为赶超目标，这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但并不是说我们没有教训可以记取。我们的失误在于：一是把赶超的时间定得太短，把实现赶超目标看得太过容易。1957年底，毛泽东提出准备用八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到1958年4月，随着形势的发展，他认为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预计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而到了1958年6月则认为，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二至三年，二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两千五百万吨，我们钢的产量就超过英国了。只要1962年达到六千万吨钢，超过美国就不难了。同年8月，北戴河会议期间则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帝国主义压迫我们，我们一定要在三年、五年、七年之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大国。[10]二是把赶超的指标定得太过单一，即“钢铁元帅”升帐，“以钢为纲”。选择世界上最发达的两资本主义国家为目标进行追赶，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但是把指标仅仅设定为钢产量一项似乎并不科学，因为现代化不只是经济方面的，经济方面也不只是工业方面的，而反映工业化水平的也不仅仅只有钢产量这一项指标。这种指标单一的、短时间的赶超说明我们还没有认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这种急于求成的行为破坏了人们对赶超战略的信心，扭曲了人们对赶超战略的认识，实际上也降低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标准。

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急躁情绪和政策上的偏失，我们有责任进行研究，总结经验教训。赶超战略本身没有错，只是我们在执行赶超战略的手段和途径上曾经出现了严重的偏差。

如果我们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角度来观察的话，我们会发现，求急求快的心理普遍存在于后起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初起阶段。由于欠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起点比较低，一旦通过政权的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就容易造成较大的成就，再加上大众媒体的“放大效应”，人们的期望值迅速增高，甚至以为现代化的最终实现也是指日可待。但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现代化进程中真正的困难才开始出现。

参考文献：

[1]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68.

[2] 李安增.毛泽东的赶超战略论析[J].毛泽东思想研究，1995（2），120-124.

[3] 王海光.模式与战略：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历史反思[J].岭南学刊，2000（3），20-24.

[4] 储成仿.赶超·均衡·备战--1953-1965年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论析[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0（4），17-23.

[5] 林毅夫，蔡昉，李周.对赶超战略的反思[J].战略与管理，1994（6）；赶超战略的再反思及可供替代的比较优势战略[J].战略与管理，1995（2）；资源结构升级：赶超战略的误区[J].战略与管理，1996（1）；林毅夫.中国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杜受祜.我国现代化的国际比较[J].经济体制改革，2000（4）.

[6] 吴申元，王晓博.从毛泽东到江泽民:赶超战略思想的继承与发展[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5），34-37.

[7] 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财政出版社,1984.5-6. 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财政出版社,1996.

[8] P.贝罗赫.1900年以来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M].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271.

[9] 国国家统计局.200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4-2-26)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811，823，824，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