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根山：不能告别的革命：中国现代化前提条件的创设

刚刚过去的20世纪是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不懈奋斗的一个世纪。以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为界标，此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争得了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此后，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开拓前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光辉成就。今天，在宽松的环境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享受由此带来的胜利果实，我们不能忘记半个世纪前为今天的这一切奠基的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今天的成就不可否定，昨天的革命不能告别，党领导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不容虚无。

一、近代中国的两大历史任务与地主资产阶级求富运动失败的历史教训

1840年，帝国主义发动的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鸦片战争以后，一方面，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对中国社会经济起到很大的分解作用，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给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另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严重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就这样，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沦落到深重苦难和极度屈辱的境地。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压迫，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的社会发展和进步，成为民族灾难和人民痛苦的根源。从此，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主要矛盾演变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了近代以来中国的两大任务：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取得民族的独立；对内，打倒封建主义，建立一个统一、民主、富强的新中国。

对于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这两大历史任务的关系，刘少奇在一篇文稿中作过辩证的论述。他说，若要使中国人民从贫穷中解放出来，必须做好两件最基本的事情。第一件事就是“必须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地主、官僚、买办阶级的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实现中国的独立”，“第二件事情，就是利用已经建立并且巩固起来的人民民主专政作为主要的工具，并利用其他各种条件，配合各方面的努力，来发展一切有益于人民的生产及其他经济事业”，“使中国逐步走向工业化和电气化”，以创造“全体人民一切物质福利和精神福利的基础。”并且，“只有做好了第一件事情，才有可能做好第二件事情。当我们去做第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做好第二件事情”。[[1]]

回首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我们会发现，前109年几经坎坷，富强的目标到终了还是求之不得；后56年，不仅民族独立有了保障，而且中国由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走向经济繁荣、全面进步的国家。前后两阶段何以形成如此鲜明的对比？在近代中国，虽有数次“求富”的尝试，但都化为镜花水月，民族资本“无力建立大规模企业”，“他们自己仍然过于软弱和不团结，不能领导中国走向工业化”，“尽管许多进步官员怀有善良的意愿和机灵地顺应着近代管理技术的需要，但是中国在清末没有建成一个坚强的工业基础”。[[2]]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后，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认为民族复兴的时机已经到来，但“国民党政权并不在任何基本方面对这个或那个社会——经济的阶级负有责任，或者对它本身之外的任何力量负有责任”，以至于“国民党政权的现代化和发展冲力是那么微弱”。[[3]]这些分析和结论尽管都非常到位，但却又都未涉及最根本的原因：一个失去政治与经济独立的民族，富强的目标是难以达成的。

在近代中国，各种政治思潮、政治派别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命运，归根到底都是由其能否推进和完成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这两大历史任务来决定的。国家富强的历史任务本应该由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来完成，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费正清也认识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过于软弱而不能领导中国走向工业化，但他却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会如此软弱。一方面，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受到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压迫。外国资本凭借政治特权和经济技术优势对中国民族资本实施控制，对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设置障碍，形成垄断性的竞争优势，从而达到其控制与掠夺中国的目的。中国民族产业和民族资产阶级便失去自我保护，逐步走向依附性发展。另一方面，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又受到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间接压迫。帝国主义还支持中国的封建主义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以排挤、打击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民族资本又不得不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寻求妥协，以期从它们那里等到一丝生存的可能。这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的悲惨命运。“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在革命时，也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并且他们同农村中的地租剥削有密切联系，因此，他们就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这样，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两大基本任务，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4]]不能坚决地反帝，就不能取得民族的独立，不能使中国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就不能独立地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因而也就不能造就国家的富强。

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民族民主革命为国家的富强奠定了基础，而国家的富强又为民族的独立提供了保障，富强是革命的目的，革命是达到富强目标的前提。外争民族独立，内争国家富强，这正是近160余年中国历史的主题。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之所以屡遭失败，原因皆在于现代化运动的发动者在处理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这二者关系时失之偏颇：从洋务运动的“自强求富”到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无一不是只关注如何富强的问题，而对于实现富强的前提条件——民族独立却没有予以充分的关注。因此，以独立求富强则富强可以实现，不求独立而直接求富强则富强未必能达到，找不到谋求民族独立的正确道路，则富强也就不能达到。这正是我们从地主资产阶级求富运动失败之中所记取的历史教训。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总结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时说，“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这种幼稚的梦的幻灭，正是中国富强的起点”，“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5]]这是求得中国富强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二、民族民主革命是创造现代化前提条件的必然手段

既然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是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前提条件，那么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创造这一必要的前提？是采取革命，还是进行改良？考察了世界和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后，我们发现，民族民主革命是创造现代化前提条件的必然手段。

在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无论是资本主义现代化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其前提条件的确立，几乎无一不是采取革命的方式，只是由于各国的历史与现实的条件不尽相同而导致革命的性质以及革命的剧烈程度和持续时间的长短有所不同而已。一般而言，在早发内生型现代化的创始过程中，现代化具有自发的特点，在现代化类型确立之前，城市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具有某种资本主义意识的地主阶级联合对抗王权，并且很快成长起来，等到革命发生的时候，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已经形成甚至为社会所接受，反抗现代化的力量已经弱化，革命可以说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在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确立过程中，革命具有自觉的特点，因为他们的现代化意识不是产生于社会内部，而是来源于对已经实现现代化或现代化已经有长足发展的社会的外来影响的反应。在这些国家里，新兴阶级尚未成长起来，反抗现代化的阶级的力量远远大于具有现代化意识的阶级的力量，因而在这些国家里推进现代化的，不是单一的阶级或者少数几个阶级的联合，而是多个具有现代化倾向的阶级、阶层的联合。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剧烈程度和所需时间都是早发内生型现代化类型确立过程所不可比拟的。

“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在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十七世纪)以后，才进行工业革命(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毛泽东认为，“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在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以前，不存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中已经初步成长起来。在这点上，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有所不同。但是，这个一般规律，对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都是适用的，基本上是一致的。”[[6]]

通过对近代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历史的考察，我们大致可以理出这样一条线索：中国现代化前提条件的创设走过一条改良→改革→革命的道路。先是以“中体西用”为旗号的建立在“器物层面”上的改良；后是以戊戌维新为代表的建立在“制度层面”上的改革；再后来是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标的辛亥革命；最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目标指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旧体系中的一批新兴地主阶级分子意识到民族存亡的危机。他们认为清王朝政治制度的优越性是无以伦比的，只是缺少坚船与利炮，因而在维护封建主义的社会制度和正统思想的前提下学一点“奇技淫巧”即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正代表了这种改良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但甲午年中日一战就彻底粉碎了洋务运动的梦想。于是以戊戌维新为代表的改革便登上了历史舞台。维新派认为，甲午战败不仅因为没有利器，而且更因为缺乏先进的社会制度，因而他们不仅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而且要求仿日本以实行君主立宪制度。随着这种自上而下的、渐进的、改良的运动被清廷镇压，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一种全新的、自下而上的“冲决罗网”式的革命方式便越来越具有号召力。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便应运而生了。辛亥革命失败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一场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继而成为中国确立现代化前提条件的最高形式。

但是，这并不是说，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改良主义就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实际上，中国社会发展究竟应当走革命的道路抑或是改良的道路？就这一问题，中国思想界和理论界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从来也没有停止过争论。只是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前夜，由于反动政权的镇压，也由于改良主义者逐步感受到人民革命所代表的正确道路，他们中的大部分才经过认真的反思从而毅然决然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今天，鼓吹“告别革命”，重温改良的旧梦，其实并没有什么新意，因为改良的道路已经早已被历史所否定。

从改良到革命的这种步步演进，一方面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矛盾的逐步激化；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一代又一代的爱国者对近代中国社会问题的认识的逐步深化。

从改良走向革命的历史过程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革命不能故意地、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完全不以单个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革命的进展不是在它获得的直接的悲喜剧式的胜利中，相反，是在产生一个敌对势力的过程中为自己开拓道路的，只是通过和这个敌对势力的斗争，主张变革的才走向成熟，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党。”[[7]]中国革命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雄厚的群众基础，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激烈程度并不是起因于革命者的“过激行为”，而是起因于反革命势力的强大和残暴。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驱使中国人民走上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斗争的历史道路。运用革命的手段造就现代化的前提条件，这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必然逻辑。“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8]]

“自从中国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起，中国人民就开始了挽救危亡、振兴中华的艰难而执着的探索。一个又一个救国方案被提了出来，又逐个无情地在社会生活中不断碰壁。不过，每一个救国方案的破灭，都为下一个具有更多现实合理性的新方案的出台提供了可贵的经验教训，成为发展链条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9]]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了历史上地主资产阶级求富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开辟了一条先开展民族民主革命，以谋求民族独立、创造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再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正确的救国之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造就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条件。

三、中国革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了前提条件

中国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崭新起点，其直接结果便是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了重要基础。正如美国学者莫里斯·梅斯纳（Maurice Meisner）所说：“1949年10月1日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日子。如果说革命涉及的是让一个新社会出现、对一种政治制度给以强有力的摧毁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人在10月1日所庆祝的革命，其意义不亚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其政治摧毁的范围不小于那两场革命，在为社会发展的空前新进程而开辟道路方面，其重要性不亚于那两场革命；其世界范围的影响也不小于那两场革命。”“在摧毁旧政权的几十年革命暴力期间，新国家和新社会的胚胎已经逐渐成长起来”。[[10]]创造现代化前提条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正是中国革命的目的与任务。

首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废除了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取得了民族的独立，取得了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政治前提。

一个民族若要从前现代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首要条件就是享有独立的政治地位，遭受外族统治的民族必须首先取得民族独立。一个民族只有当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重新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它的内部发展过程才会重新开始。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受外国侵略者压迫的时候，它就必须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自己的全部心血、自己的全部精力用来反对外来的敌人。“一个大民族，只要还没有民族独立，历史地看，就甚至不能比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11]]

诚然，马克思在讨论英国殖民主义对印度统治的问题时曾经提出过“双重使命”的论断，马克思在这里确实论述过资本主义“现代生产方式”给印度等前现代社会带来的生产力的某些方面的发展，但他同时也明确指出了殖民主义者“被迫”地、“不自觉”地创造的生产力和物质财富怎样才能为“野蛮的”落后国家造福的问题：摆脱外族统治、取得民族政治与经济的独立。实际上，在马克思看来，殖民主义的入侵充其量只不过起到了一种外部的“刺激”作用，一个前现代国家能否成功地迈向现代社会，关键取决于这个国家内部能否成长起来现代化的推动力量。

殖民主义者不能为殖民地提供现代化的前提条件，这也是世界上许多现代化问题专家的共识。T.肯普指出，对于工业化的问题，“究竟哪些是真正的先决条件，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有充分的证据说明，“殖民地一般提供不了适宜的环境，对这些国家来说，首先必须推翻外国的统治，然后才能使工业化摆脱殖民统治而前进。”[[12]]西里尔·布莱克(Cyril E. Black)教授在其名著《现代化的动力》（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一书中也指出，“殖民主义所带来的好处仅仅影响到社会的有限的几个方面，并且仅仅局限在社会发展的早期，从长远来看，伴随这些好处而生的是其本质上的缺陷。重要的问题在于，现代化一旦超越其初期发展阶段便会陷入复杂的、代价高昂的，并且一般是剧烈的社会变迁，而这些变迁只有土生土长的领导者才能完成。在宗主国的心目中，自己不对殖民地的经济和发展战略负有责任，因而在殖民地从农业生活方式向工业生活方式转化的过程中，他们既不投入物力，也不投入人力……。相反，他们只希望以极小的财力和人力来达到他们统治殖民地的目的，他们一般倾向于依靠和强化现有的领导人和机构来维持现状。”“保护国（tutelary societies）希望把现代化所能带来的好处仅仅局限在一定程度和一些特别领域之内，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就足够了，他们不愿看到一个全面的现代化，因为它将会最终导致被统治者的独立，统治者将会丧失殖民统治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说实在的，全面现代化是一个需要动员巨大人力、物力资源的革命性过程，除非出于至高无上的民族利益的考虑，没有一个保护国愿意来承担这项工作。”[[13]]

帝国主义的压迫是中国实现社会发展和民族振兴的最大障碍，因而，要实现现代化，“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14]]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完成了民族独立的大业，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造就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基础，使现代化建设有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政权保障。对于一个饱受殖民统治之苦的中华民族来说，百年奋斗史上至高无上的价值就是民族独立。

其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清除了封建的政治与经济关系，为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封建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经过长达两千多年的繁衍已经成为抵抗现代性的顽强力量，不打破旧的经济、政治制度就无法形成现代化的推动力量，不铲除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就无法形成新文化，就不能形成推动社会变革的新的群众基础。

从理论上说，在一个现代化已经成为时代主题的国度里，中央政权如果不能或者不愿意有效地领导、动员和组织社会的大多数成员投入现代化运动，那么，这个政权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就为革命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和依据，自然成为革命的对象。在近代中国社会里，无论是晚清政府，还是北洋政府，以及国民党南京政府都没有能够担当起领导和推动现代化的历史重任。

鸦片战争以后，中央政府本应对外来挑战做出迅速的反应，放弃维持对传统农耕社会的抱残守缺，转而一方面对外抗击列强的入侵，保持民族的独立，另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追赶现代化，但可惜的是，没落的封建政权不仅对现代性的反应迟钝，而且固守封建的道统，错过了追赶现代化的大好时机。即使迟到了20年的以“自强求富”相标榜的洋务运动，也并非清政府的主动行为，就连当时主持洋务的恭亲王奕訢也感慨颇多：“溯自庚申之衅，创巨痛深，当时姑事羁縻，在我可力图振作。人人有自强之心，人人为自强之言，而迄今则无自强之实，从前情事几于日久相忘，臣等承办各国事务。于练兵、裕饷、习机器、制轮船等议，屡经奏陈筹办。而歧于意见，致多阻格者有之；绌于经费，未能扩充者有之；初基已立，而无以继起久持者有之。同心少，异议多，局中之委曲，局外未能周知，切要之经营，移时视为恒情，以致敌警猝乘，仓皇无备。”[[15]]清政府对外媚洋对内敷衍继而镇压现代化力量的行径使新兴阶级先是感到失望、沮丧，继而发展为愤怒，最后不得不放弃对政府的幻想而走上革命的道路。孙中山掀起了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对中国社会进步具有重大意义，但也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命运。辛亥革命的失败不是因为革命这一方式在中国不可取，而是因为这一革命的目标与方法不适合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国情。

辛亥革命后封建军阀窃取中央政权，中国社会再次进入失序的状态，军阀割据，连年混战。他们不愿意也不可能对中国现代化事业有任何丝毫的推动。

继北洋军阀而起的南京国民政府不仅严重地存在着政治的不统一，党内派系林立，地方实力派拥兵自重，而且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为政权基础的政治体系不愿意也不可能铲除封建的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就不可能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虽然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十年被一些人认定为旧中国经济建设最为辉煌的十年，但直到1936年也没有经济起飞的迹象；尽管国民政府也打着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旗号，也曾颁布过土地法，但直到国民党退守台湾以前也没有实行过真正意义上的土地改革。

“从现代化后进国家急需政府主动积极地寻求经济增长的观点来看，中国政府那种自甘在经济管理和控制方面无所作为的态度，确实令人吃惊。”[[16]]因而，推翻不能致力于或不愿致力于中国现代化的政权，改组散乱的社会秩序，代之以全力推动现代化的政权和整合的社会，是中国现代化运动复兴的政治基础，“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的混乱中崛起的共产党人为中国确定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他们的胜利是中国的转折点。”[[17]]

反对封建主义的政治制度及思想意识固然很需要，但消灭封建政治制度的经济基础即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则是反封建的最根本的任务。不推翻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代表的落后的生产关系就无法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就无法为新的生产力开辟广阔的道路。

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主要工作之一，因为“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18]]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不久就投入了反对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为核心的封建生产关系的斗争，积极投身于农民运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实行了彻底改革土地制度的办法，真正实现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抗战的统一战线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的政策。由于共产党的实力尚处在比较弱小的阶段，不可能进行全国范围内的土地改革运动，因而直到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之前的土地革命运动都是为革命战争服务的，这时的土地改革运动所发挥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经济意义，因为这个阶段的土地革命运动的直接目的在于动员广大农民参加革命，形成巨大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力量，以便积蓄力量最终彻底扫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向封建土地制度展开大规模的、彻底进攻有两次。一次是解放战争中后期在解放区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1947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公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把“废除封建性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19]]作为实行土地改革的基本目标。同时，我党还把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列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这次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把土地改革同国家实现工业化联系在一起：“消灭封建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就给发展工业生产，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任务奠定了基础，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目的。”[[20]]另一次是全国解放之后于1950年冬到1953年春在全国新老解放区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这次土地改革运动是在人民革命战争已经取得全国胜利，统一的人民政权已经建立的前提下进行的，党的工作重心已经由战争转向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而土地改革的根本目的也正在于此。这次土地改革运动是我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历次土地改革运动中进行得最为顺利、搞得最好的一次。在这次土地改革中，全国新老解放区有3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无偿地得到约7亿亩的土地和大量的生产资料，彻底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摧毁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挖掉了我们民族贫困落后的一条重要根子，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为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21]]，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

复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国现代化造就了独立、统一、团结、稳定的内外部政治环境。

稳定的政治环境对于推进现代化的重要意义似乎是一个无需证明的公理。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曾论证过这一问题。“就整个来说，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22]]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同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话时还特别指出稳定的政治环境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意义：“中国是一个正在开始改变面貌的落后国家，经济上、文化上都比西方国家落后。但是现在正在开始改变面貌，已经取得了改变的可能性。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经常打仗不好办事，养许多兵是会妨碍经济建设的。如果诸位同意的话，我们要继续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23]]

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特权被取消，中华民族一洗百年来所蒙受的屈辱而光荣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造成中国长期不统一的因素——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从根本上被铲除，中国形成了从来不曾有过的真正统一的局面，中国人民由此可以安居乐业；几千年的剥削阶级的统治从此被消灭，中国人民第一次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开始享有从来不曾享有过的民主权利。这种政治条件为中国人民保护和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保障。

最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确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成为新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继续推动中国历史向前发展。党中央按照毛泽东的提议，不失时机地提出了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这条总路线指引下，我国奠定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确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成为新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中国革命在创造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方面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一个美国学者这样评论说，中国革命“第一次在一个新世纪中提供政治秩序、安全和诚实政府（即使没有提供政治自由和民主），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成就。同时也是一个相当独特的成就。大多数革命之后都出现长期的政治动荡、混乱、暴力，甚至是爆发内战，而1949年后中国的情况却并非如此。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并没有引起政治混乱，反而解决了过去日趋严重的、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混乱。孙中山曾经称之为‘一盘散沙’的中国，被迅速凝聚成一个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24]]

运用革命暴力推翻反动政权，进而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造就生产力发展的新基础，是民主革命的首要目标。中国革命的胜利结束了帝国主义的殖民压迫，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统一全中国，剥夺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财产，虽然这还不是生产的直接发展，还不是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还不是现代化的实现，但是，它却为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终实现创造了先决条件。有了这个先决条件，加上有利的国际条件，“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25]]中国革命的胜利为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创造了基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为我国迈向光明的未来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