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章旺：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发表前后

　　 一、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1953年开始，我国在苏联的帮助下，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国家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简称“中财委”）于1952年10月10日颁发了从1953年起对电力、原油、石油炼成品、生铁、钢材、动力设备、电器设备等35种重要物资实行全国统一分配办法试行草案。

　　 1952年10月22日，中财委讨论1953年的基本建设问题时，陈云主任在会上讲话指出，1953年将是大规模经济建设的1年，基本建设工作将在整个国家建设中占头等重要的位置。但国家目前的经济力量还十分薄弱，无论地质勘探、设计和施工力量都不能满足大规模建设的需要。

　　 尽管在主观安排上作了努力，原材料和交通运转等不敷需要的紧张状况还是很快就表现了出来。1954年8月，国家计委的报告说，从煤炭、钢材、化肥等约50种主要工业品来看，国内生产不足约有23种，其中5种产品即使加上进口仍不能平衡，粮食和城市副食品的供应也很紧张。随着建设项目的不断上马，资金不足的矛盾也日见突出。
 经过各方面的努力，1953年、1954年，重工业部的基本建设任务完成了五年计划规定任务的26%，还有74%的任务要在后3年才能完成。因而，国家计委党组提出的1955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将原计划投资的88.79亿元提高到98亿元，比1954年增长了31.5%，占五年计划总投资额的22.9%。当年施工限额以上的建设项目有1079个，其中苏联为我国设计的有91个。国家计委党组的报告强调，为保证1955年计划的完成，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和国营企业部门如同对待法律一样来执行国家的计划。1955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国家计委的报告。

　　 1955年9月，鉴于有些经济部门预计完成不了当年的主要计划指标，中共中央10月4日下达指示，要求各部门、各地方要切实加强第四季度的工作，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1955年度的计划。中共中央要求在编制1956年度计划草案时，要分析具体情况，利用各种有利因素，发掘潜力，克服困难，在全国平衡的基础上，尽可能地提高计划指标，努力争取实现。
 
 　　以农业合作化为先导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急速发展，引起了毛泽东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新构想。1955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同14个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商定《农业十七条》，提出到1967年粮食产量达到1万亿斤，确定以此作为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
 
　　随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在各项工作中继续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迅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指出，中共党的“八大”会议的准备工作应以这一内容为中心。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思想就是反对右倾保守。
 
　　1955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在一次讲话中说：明年八大的中心思想就是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以使总路线所规定的总任务提前完成；不是15年左右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而是提前完成；不是基本上完成，而是完全完成。
 
　　1956年1月14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报告中说：“党中央决定，把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作为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要求全党在一切工作部门中展开这个的斗争。”①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同与会者商量之后，将17条扩充为40条，拟出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草案初稿。中共中央还请了在北京的工业、农业、医药卫生、社会科学等各方面的科学家、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和文化界、教育界的人士1375人，分组讨论，做了一些修改。
 
　　1月23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正式形成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1月25日，中共中央将“纲要”提交最高国务会议讨论。毛泽东在会上讲话，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目前我们国家的政治形势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许多曾经被认为办不到的事情现在也可以办了；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有可能提前完成或者超额完成；农业以外的各顶工作，也都必须迅速赶上，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新形势。②
 
　　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在会上对纲要草案的内容作了说明，纲要的中心是要求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迅速地、大量地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发展农、林、牧、副、渔等生产事业；特别是要求在12年内把粮食的平均亩产量按照三种不同的地区，分别由1955年的150斤提高到400斤、208斤到500斤、400斤提高到800斤；把棉花的平均亩产量由1955年的全国平均35斤皮棉按照各地的情况分别提高到60斤、80斤和100斤皮棉。照此计算，1967年的全国粮食总产量将比1955年的产量(3678.8亿斤)增加1倍半，全国棉花总产量将比1955年的产量(30.36亿斤)增加两倍。
 
　　1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公布了纲要。号召全国人民(特别是5亿农民)为使粮食达到l万亿斤(每年增长8%)、棉花达到1亿担(每年增长10%)的目标而奋斗。
 
　　1956年1月10日至2月7日，全国第三次计划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了1956年计划草案，座谈了第2个五年计划和15年远景计划轮廓，还讨论了工业与农业、生产与分配、基建与资金、国家建设与地方建设的关系与安排等问题。主要内容是：（1）工业总产值535.7亿元，比原控制数字提高了52.7亿元，比上年增长19.7%，已达到五年计划中的1957年的水平，在46种主要工业产品中，27种在4年完成五年计划；（2）农业总产值606.8亿元，比上年增长9.3%；（3）基本建设投资总额147.35亿元，比原控制数字提高34.76亿元，比上年增长70.6%，即1年要完成计划总投资额的35%左右；（4）铁路运输比上年增长9.9%，内河航运增长36.2%，海上运输增长24.2%，汽车运输增长35.4%；（5）社会商业零售总额477亿元，比原控制数字提高26亿元，较上年增长17.4%；（6）高等学校招生18.3万人，比原控制数字提高5.7万人，中等专业学校招生44.4万人，比原控制数字提高22.5万人。
 3月25日，国务院批准下达了以上计划。
 
 　　1956年1月13日，国家计委给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的简报指出：1956年国家统一分配的8类235种产品，除煤炭、木材、碱等少数产品基本平衡或有少量的多余外，大部分是紧张或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基本建设规模过大。这样，由于突击生产和赶任务，使有些企业不重视安全生产，以致不断发生严重的设备事故和人身事故。农业上，由于增产计划过大，合作社规模过大，对社员的干涉过多，要求过高，企图使12年规划中的种种好事在两三年内办完，从而使社员负担过重。加上计划订得过死，方法上强迫命令，引起农民的不满。
 上述情况，引起了国务院和有关业务部门的高度重视。
 
 　　二、“以苏联为鉴”
 
　　1953年3月5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斯大林突发脑溢血去世。在当日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的联席会议上，马林科夫当选为部长会议主席。1953年9月，赫鲁晓夫任中央第一书记。

　　 1955年1月底，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不指名地对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和一些经济学家进行批评：发展重工业是党的任务，党坚定不移地执行这条路线。1955年2月，继任的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发表讲话说：政府在经济方面，今后要坚决实行既定的尽力发展重工业的路线。
 
　　1955年底，毛泽东提出“以苏联为鉴”。

　　 1955年12月5日，刘少奇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省市负责人会议上，传达和部署将于1956年下半年举行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刘少奇在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指示精神之后，宣布：为起草中央向八大的报告，我准备最近找各部门的同志个别谈话，请各部同志预作准备。
 
　　刘少奇的谈话自12月7日开始，到1956年3月8日告一段落，共谈了32个部委和国务院直属局。5月之后他又约新华社、高级党校和检察院等单位谈话。
 
　　1955年12月21日至1956年1月12日，毛泽东乘火车由京汉、粤汉铁路线南下杭州，经沪杭、沪宁、津浦线回京。沿途找地方干部谈话，进行调查研究。

　　 毛泽东回京后，听说刘少奇正在找一些部委谈话。毛泽东很感兴趣，他也想听一听。经安排，从2月到4月，毛泽东连续听取了工业、运输业、农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的汇报，边听汇报边议论。
 毛泽东同刘少奇听取汇报不同的是，只限于政府财经各部门。
 
　　其间，3月中旬，毛泽东指示，要准备组织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汇报。3月30日，毛泽东起草中央通知，发给中共中央上海局和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请他们准备材料等候中央通知，按指定时间来中央汇报。这个汇报自4月下旬开始，至5月2日，毛泽东邀湖北、广东两省委和武汉、广州两市委开了4天汇报会。前后中央还收到广东、河北、湖北、江西、广西、四川、贵州省委，天津市委及一些省辖市委给毛泽东的书面汇报。
 
　　同时，毛泽东还听取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的建议，让全国工交部门二、三百个重要工厂、建设工地向中央和毛泽东本人写一个书面汇报。不久，毛泽东陆续收到了这几百件汇报材料。
 在听取汇报的日子里，毛泽东十分疲劳。起床就听汇报，穿插着处理日常工作，听完汇报就上床休息。毛泽东自喻为：床上地下、地下床上。有些材料准备的不理想，只有干巴巴的数字或条条，毛泽东说：听这样的汇报，是使我强迫受训，比坐牢还厉害；坐牢脑子还有自由，现在脑子也不自由，由你们指挥。
 
 　　毛泽东开始听取34个部门汇报中的日子——1956年2月14日，正是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日子。
 赫鲁晓夫在“二十大”的报告中宣称：苏联人民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苏联已进入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候；我们已经登上了这样的山巅，达到了这样的高度，从这里已经能够看得见最终目标——共产主义社会的广阔前景。
 
　　赫鲁晓夫要求苏联人民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加速为共产主义创立强大的物质和生产基础。并严厉斥责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持怀疑态度的人。大会一致通过了赫鲁晓夫的报告，称之为：苏联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进一步行为的纲领。

　　 苏共“二十大”召开前，苏联中央已决定在会上不点名地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在事先拟定的中央报告中，写上了反对个人崇拜，要求纠正错误的内容。会上，一些代表要求中央具体揭发个人崇拜的后果。主席团经过激烈的争论，在会议闭幕的头一天——2月24日深夜到25日凌晨，由赫鲁晓夫避开应邀出席大会的各兄弟党代表团，向出席“二十大”的全体代表作了四个半小时地《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6月30日，苏共中央又作出了《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报告分14个段落，每个段落前面有一个分标题：即个人崇拜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列宁论斯大林、人民的敌人、列宁与党内反对派、集体领导、捏造案件、对恐怖负有责任、斯大林与战争、危害种族罪与恐怖、与南斯拉夫的冲突、恐怖、贝利亚、传略、个人崇拜及其危害。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被美国抢先发表，掀起了反共大浪潮。5月，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人员从华沙搞到了这个报告的一份副本，经过国务院有关专家鉴定并冠以《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这一引人注目的标题，全文公布在6月4日出版的《纽约时报》上。接着西方各国报刊、大学出版社都争先恐后地予以转载，使它的内容在全世界极为广泛地传播开来。而这些问题的揭露，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却都没有思想准备，在国际共产主义中造成极大的被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员纷纷退党。

　　 赫鲁晓夫的报告对中共亦是严格保密的，会后才通知中共代表团(国家副主席朱德为团长)，随后由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乘专机送来了报告文本。4月，毛泽东先后同米高扬、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谈话，指出：斯大林功大于过。

　　 苏共“二十大”后，中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等中共领导对苏联局势给以密切注意，以“苏联为鉴戒”的思想更加明确。在听取重工业口各部汇报中，毛泽东指出：一切国家的先进经验都要学，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不论英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去嘛!学习苏联也不要迷信，对的就学，不对的就不学，苏联内务部不受党领导，军队和企业实行“一长制”，我们就不学，苏联原来男女分校，讲起来利益之多不得了，可是现在又要男女同校；我们搞土改和工商业政造，也不学苏联那一套；陈云同志管财经，苏联的有些东西他也不学；总之要打破迷信，不管是中国迷信还是外国迷信；我们的后代也要打破对我们的迷信。
 
 　　三、毛泽东谈《论十大关系》

　　 1956年4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25日第一次讲《论十大关系》，接着连续讨论了3天。28日，毛泽东在会上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

　　 5月2日上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第二次讲《论十大关系》，下午讨论。讨论结束，毛泽东作了结论。
 在结论中，毛泽东宣布：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必要的；百花齐放是文艺界提出来的，后来有人要我写几个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③；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讨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干涉他们；有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就是社会科学，也是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1956年6月，刘少奇会见东欧一个国家代表团时说：没有一种绝对好的制度，十全十美是没有的，只有一种比较好的制度，对一个国家或某种情况来说比较合适的制度；历史上也是这样，奴隶制比氏族制度好，农奴制比奴隶制好，资本主义又比农奴制好，社会主义制度也只是比资本主义制度好；但是社会主义制度也有它的缺点，必须不断改正和完善，使它更适合于各民族经济和社会的情况，把任何一个制度绝对化是不妥当的。
 
　　1956年2月6日，周恩来约李富春、李先念（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一起研究正在举行的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中提出的计划问题。

　　 周恩来提出，现在有冒进急躁现象，计委、财政部对计划要压一压。8日，周恩来在召开的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上发言，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绝对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门专业会议提的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1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实施“压一压”的方针，其中基本建设投资由170多亿元压到147亿元。
 
　　5月1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上指出，“反右倾保守从去年8月开始，己经反了八、九个月了，不能一直反下去了!”
 
　　6月4日，根据周恩来、陈云（国务院副总理）的建议，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周恩来代表国务院提出继续削减开支、压缩基本建设经费的意见。会议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议定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和过大建设规模，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稳步前进。
 
　　10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确认了4日会议提出的方针，并做出相应的决定。会议明显增强了反对冒进的分量。
 
　　6月15日至20日，第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李先念在会上作《关于一九五五年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向大会提出纠正急躁冒进的意见，其中又将基本建设投资由147亿元削减到140亿元。
 为配合中共中央、国务院开展反冒进，刘少奇指示中央宣传部为《人民日报》起草社论进行宣传——6月20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把问题提到了思想路线的高度。社论中指出：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超越客观的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急躁冒进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

　　 7月3日至5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他不主张粮食生产指标以每年的6%以上的速度递增。在工业生产指标上，周恩来、陈云、薄一波（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等明确表示不同意把钢产量看作是衡量国家工业化的惟一尺度，主张把钢的高指标减下来。
 
　　8月间，全国手工业改造工作座谈会召开，根据陈云多次的讲话精神——允许在计划经济许可范围内发展自由市场，会议决定：除一部分手工业可以适当集中生产，实行统一核算，大多数应该分散为小社或小组，实行分别核算，个别的也可以单独经营。

　　 9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领导和组织建设的指示》，规定：逐步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的自由市场，凡是国家统购和委托供销社收购的范围以外的农副业产品，以及完成统购任务和履行收购合同义务以外的多余产品，都可以通过这个市场自由买卖。
 

　　 ①《周恩来选集》下卷 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第1版第159页。
 　　②参见《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1—2页。
 　　③指1951年4月3日，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毛泽东为之题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