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陇：现代管理原则与毛泽东思想

　　2000版ISO9000族质量管理体系标准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强调并充分体现了八项质量管理原则。八项质量管理原则是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在1995年策划2000版ISO9000族标准时，征集了国际上最权威的一批质量管理专家的意见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旨在为2000版ISO9000族标准的编制奠定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以便于组织从理念上和思路上理解和实施标准。八项质量管理原则正文提出后得到了普遍的赞同。1997年在丹麦哥本哈根的国际标准化组织年会上对八项质量管理原则正文进行投票表决时，得到了36个投票国的全体赞成。可以说，“以顾客为关注焦点”、“领导作用”、“全员参与”、“过程方法”、“管理的系统方法”、“持续改进”、“基于事实的决策方法”及“与供方互利的关系”这八项质量管理原则，是二十世纪末在总结国际质量管理实践的基础上用高度概括的语言所表述的最基本、最通用的一般规律。

　　事实上，八项质量管理原则不仅适用于质量管理，而且适用于企业的各项管理，诸如环境管理、职业卫生与安全管理、财务管理、风险管理、营销管理或人力资源管理等，更重要的是也适用于国家管理和社会管理。然而，八项质量管理原则所体现管理理念，毛泽东同志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并从那时起已有精辟的论述。

　　组织依存于顾客。因此组织应当理解顾客当前和未来的需求，满足顾客要求并争取超越顾客期望。这是“以顾客为关注焦点”管理原则的内涵。

　　1934年1月，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就指出：“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工作。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同志们，那时候，我们号召群众参加革命战争，能够不能够呢？能够的，完全能够的。”

　　“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验，群众情绪，这些都是领导干部应时刻注意的。”这是毛泽东为中直军直生产展览会题词，发表在1934年11月24日的延安《解放日报》上。

　　1944年10月，毛泽东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一文中指出：“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这里有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

　　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地群众的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总之，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合乎最广大群众的利益，为最广大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毛泽东上述论述，均体现了 “以群众为关注焦点”的思想，因为他深知只有解决了群众的问题，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才能赢得群众对革命的拥护、支持和参与，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一句话，“得民心者得天下”。当然，对企业管理来讲则必须“以顾客为关注焦点”，必竟“得顾客心者得市场”。

　　“领导作用”原则的含义是，领导者确立组织统一的宗旨和方向，他们应当创造并保持使员工能充分参与实现组织目标的内部环境。最高管理者（在最高层指挥和控制组织的一个人或一组人）要想指挥好和控制好一个组织，必须做好确定方向、策划未来、激励员工和营造一个良好的内部环境等工作。最高管理者的领导作用、承诺和积极参与，对建立并保持一个有效的和高效的质量管理体系，并使所有的相关方（顾客、所有者、员工、供方或社会等）获益是必不可少的。此外，在领导方式上最高管理者还要做到透明务实和以身作则。

　　1934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指出：“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的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的积极性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高到高级的程度。”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1948年4月，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指出：“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群众知道。…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毛泽东在谈话中还指出有些领导未贯彻群众路线，“其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做一件事情，总不愿意向被领导的人讲清楚，不懂得发挥被领导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领导者“要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还要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确的方针，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出问题。党委要完成自己的领导任务，就必须依靠党委“这一班”人，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如果“这一班”人动作不整齐，就休想带领千百万人去作战，去建设。”
　
　毛泽东的上述论述中已充分体现了“领导作用”的管理理念。

　　“全员参与”的管理原则的意义在于，各级人员都是组织之本，只有他们的充分参与，才能使他们的才干为组织带来收益。

　　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指出：“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开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已指出：“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

　　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讲演的《论持久战》中指出：“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这一切，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1955年，毛泽东在《多余的劳动力找到了出路》一文的按语中指出：“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

　　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以及其“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等等的论点，阐明了在中国革命的各个阶段，中国民众的“全员参与”对取得革命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

　　持续改进总体业绩应当是组织的一个永恒的目标。这是“持续改进”管理原则的含义。就其定义来讲，“持续改进”是指“增强满足要求能力的循环活动。”因为顾客的需求和期望是不断变化的，以及竞争的压力和技术的发展，这些都促使组织持续地改进产品和过程。

　　毛泽东于1964年12月就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的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的，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毛泽东关于“持续改进”思想由此可窥一斑。

　　“过程方法”的管理原则是将活动的和相关资源作为过程进行管理，可以更高效地得到期望的结果。为使组织有效运行，必须识别和管理许多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的过程。通常一个过程的输出将直接成为下一个过程的输入。系统地识别和管理组织所应用的过程，特别是这些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称之为“过程方法”。过程方法的优点是对诸过程的系统中的单个过程的联系以及过程的组合和相互作用进行连续地控制。

　　此外，称之为“PDCA”的方法可适用于所有过程。PDCA模式可简述如下：
　　P—策划：根据顾客的要求和组织的方针，为提供结果建立必要的目标和过程；
　　D—实施：实施过程；
　　C—检查：根据方针、目标和产品要求，对过程和产品进行监视和测量，并报告结果；
　　A—处置：采取措施，以持续改进过程业绩。

　　毛泽东于1934年1月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一切这些群中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其中的“四个应该”与“PDCA”的含义何其相似。

　　毛泽东在该文中还生动地谈及工作方法问题。“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通。不注意扩大红军的领导，不讲究扩大红军的的方法，尽管把扩大红军念一千遍，结果还是不能成功。其他如查田工作、经济建设工作、文化教育工作、新边区的工作，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么，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用现代管理理念来讲，无论要实现何种目标、要完成何种任务和达到预期结果，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来保证。

　　“管理的系统方法”原则是指将相互关联的过程加以识别、理解和管理，有助于组织提高实现目标的有效性和效率。所谓系统，就是“一组相互关联或相互作用的一组要素”。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系统论兴起，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说：“把极其复杂的研究对象称为系统，即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成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而且这个“系统”本身又是它所从属的的更大系统的组成部分。”系统的特点之一就是通过各分系统协同作用，互相促进，使总体的作用往往大于各分系作用之和。系统方法和过程方法关系非常密切。它门都以过程为基础，都要求对各个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识别和管理。但前者着眼于整个系统和实现总目标，使得组织所策划的过程之间相互协调和相容。后者着眼于具体过程，对其输入、输出和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的活动进行连续控制，以实现每个过程的预期结果。

　　毛泽东于1937年在其哲学论文《矛盾论》中就指出：“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作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他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着。”

　　所谓矛盾，就是辩证法上指客观事物和人类思维内部各个对立面之间互相依赖又互相排斥的关系。毛泽东在该文中谈到：“我们从事中国革命的人，不但要在各个矛盾的总体上，即矛盾的相互联结上，了解其特殊性，而且只有从矛盾的各个方面着手研究，才有可能了解其总体。所谓矛盾的各个方面，就是了解它们每一个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的关系，在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各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研究这些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列宁说：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要真正地认识对象，就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

　　毛泽东在该文中还谈到：“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深刻地揭示了中国革命这一系统工程及其各个过程中的矛盾之间的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的关系。

　　“基于事实的决策方法”管理原则指的是，有效决策是建立在数据和信息分析的基础上。所谓决策就是针对预定目标，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从诸方案中选择最佳的一个付诸实施。达不到目标的决策就是失策。正确的决策需要领导者用科学的态度，以事实或正确的信息为基础，通过合乎逻辑的分析，做出正确的决断。盲目的决策或只凭个人的主观意愿的决策是决对不可取的。

　　毛泽东于1930年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你对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他的先头。…迈开你的双腿，到你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的材料，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毛泽东于1941年5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单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单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毛泽东于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

　　毛泽东的上述论述，充分阐明了“基于事实的决策方法”的思想。

　　“与供方互利的关系”原则的意义在于组织与供方是相互依存的，互利的关系可增加双方创造价值的能力。供方（提供产品的组织或个人）向组织提供的产品将对组织向顾客提供的产品产生重要的影响。在专业化和协作日益发展、供应链日趋复杂的今天，处理好与供方的关系，不仅影响到组织能否持续稳定地提供顾客满意的产品，而且还影响到组织对市场的快速反应能力。

　　毛泽东于1949年6月《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中国人民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基础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毛泽东的这些外交原则，后来发展为我国对外关系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充分体现了现代“双赢”理念的相互关系准则。

　　诚然，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所创立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的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毛泽东作为二十世纪国际公认的一代政治家、军事家、历史学家、诗人等，通晓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史，学贯中西，毛泽东思想是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精髓。领会了毛泽东思想，就领会了中国甚至世界博大精深的文化思想。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通过美国作家爱德加•斯诺所写的《西行漫记》一书，西方国家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应有所了解。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在文革期间，《毛泽东选集》被译成俄、英、法、德、日等国的语言，在世界各地发行出版。有文献表明，西方及日本等管理学家研究《孙子兵法》和孔孟之道，以吸纳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学习《三国演义》的用人之道和《西游记》的科幻、创新理念等等。虽无直接证据说明，西方管理学家提出的八项质量管理原则借鉴了毛泽东思想，但毛泽东思想中早有这些论点却是不争的事实。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并非言过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