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国：略论毛泽东处理经济关系的思想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不存在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社会生活中的敌我矛盾已居于次要地位，而人民内部矛盾则开始上升为主要矛盾，这种变化突出地表现在人民对于建设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项主题。为此，我国今后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1]（P769）那么，怎样来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呢？毛泽东认为我们只有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在自觉遵守客观经济规律的前提下，正确恰当地运用唯物辨证法核心的"两点论"和"重点论"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主要经济关系之中才能使这一目的得以顺利地进行和实现。

　　在毛泽东看来，处理各种经济关系的实质就是要处理各种矛盾的问题。他曾经指出，矛盾着的对立面既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着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由于矛盾双方的不平衡性，决定了我们在观察矛盾时，必须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结合的原则。所谓"两点论"就是既要看到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不能只顾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否则就会陷入片面性而搞"一点论"；所谓"重点论"就是在看到两个方面矛盾时，必须分清主次，抓住主要矛盾或矛盾主要方面，不能把两者等量齐观，更不能颠倒主次，否则，眉毛胡子一把抓，就会犯"均衡论"的错误。毛泽东运用这一原理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经济关系作了精辟的分析，其内含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至今都还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第一，两大部类的关系。马克思指出，社会总产品的价值补偿的实现，"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实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式的制约"，[2]（P438）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必须同社会需要相互协调。马克思把整个社
                         
　　　会生产划分为两大部类：第一部类（I）是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第二部类（`）是生产消费资料的部类，这两大部类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和相互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协调它们之间的比例关系是保证社会再生产的良性循环的首要条件。据此，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并以苏联的教训为借鉴，对新中国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的关系作出了比较符合当时我国客观实际的论断，即"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3]（P268）就是说，两大部类要兼顾，而又以第I 部类为重点。同时，毛泽东还认为，在肯定重点时，丝毫也不否定非重点的地位和作用。在重点与非重点之间必须掌握一个适当的数量界限。损害非重点，必然使重点本身也受到损害；反之，为了使重点获得稳固的基础，就必须适当加强非重点。故此，毛泽东深刻指出："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轻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是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帐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3]（P269）我国在编制和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深刻领会了毛泽东在两大部类关系问题上的精神实质，基本上做到了综合平衡，协调发展，使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第二，重点与非重点的关系。在对国民经济的分析中毛泽东既强调"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产资料"的生产；既要保证以重工业为主的"建设的重点"，又要十分"注重农业轻工业"的发展。在工业建设的布局上，既强调"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又要求"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在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既强调"必须有中央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又要求"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利，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在对待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上，既强调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又提出要敢于和善于向外国学习。如此等等。一句话，在抓重点的时候，同样要坚持辩证法的两点论，要知其一又知其二，反对和避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片面性。毛泽东提出的这种抓重点上的辨证观点，以后又进一步具体化为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和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政策。实行这一方针和政策，正确处理了重点和非重点之间的辨证关系，为我国整个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地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和道路。

　　第三，速度与比例的关系。新中国成立之初，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任务已突出地摆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共产党人面前。为了保证国民经济协调、快速、健康地发展，毛泽东十分重视速度和比例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始终认为速度与比例之间是辨证统一的关系，它们互为条件，互相促进，但也会产生矛盾。在速度和比例这对矛盾中，速度是前提，只有经济发展了，财富增多了，比例协调才有意义，才能取得经济效益；同时，比例是实现经济发展和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条件，而经济效益是中心，没有效益的速度不但不会给人民带来任何好处，而且还会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所以，在这对矛盾中，处于矛盾主要方面的是比例而不是速度。资本主义之所以无法摆脱高涨与危机反复交替的"恶性循环"，就是因为在私有制条件下，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即客观上所要求的比例关系时常要遭到无政府状态的破坏；而社会主义经济之所以有可能保持持续的高速度，就是因为公有制为人民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有计划按比例地调节生产提供了可能性。可见，没有按比例也就没有高速度。所以毛泽东特别强调要保持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他指出："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国家计划去调节。我国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过了一年，就整个来说，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被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统一。"[3]（P375）在速度和比例的关系上，毛泽东曾经形象地指出，争取高速度有一个"真想"或"假想"的问题：如果你真想加快发展重工业，那就不是打击农业轻工业，而是注重农业轻工业，以协调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如果你真想加快发展内地工业，那就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以协调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比例关系；如果你真想加快国防建设，那就必须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以协调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比例关系，如此等等。这说明比例协调自然带来高速度，破坏比例去追求高速度必将欲速则不达，这个真理已被几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多次证明了。

　　第四，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恩格斯曾经说过："劳动产品超出维持劳动的费用而形成的剩余，以及社会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从这种剩余中的形成和积累，过去和现在都是一切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继续发展的基础。"[4]（P233）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最进步的社会，因此社会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就必须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为准绳来处理积累与消费的辩证关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从根本上说，积累与消费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劳动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不过积累侧重于长远利益，而消费则侧重于眼前利益罢了。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基本观点是兼顾两头，即在发展生产基础上使人们群众的消费水平逐年有所提高。他曾说："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历来也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3]（P272）他还说，将来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今后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需要适当调整。同时，鉴于苏东的教训，毛泽东还提出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在领导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时，他还提出不能剥夺农民的思想。由此可知，毛泽东这个时候已经懂得在国民收入总量一定的条件下，积累量和消费量是此消彼长的，如果片面强调积累或消费，都有损于人民的利益。为此，毛泽东对积累与消费的划分确定了如下一个基本界限："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对于国家的税收、合作化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个方面的关系，必须处理适当，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3]（P380）他还进一步规定："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灾害以外，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3]（P274）这里，毛泽东讲的虽然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分配问题，其实他也阐明了社会主义国民收入分配的一般原理，即一方面消费水平的提高要以生产的发展为前提，而积累是发展生产的必要物质条件。因为扩大再生产往往是以积累为开端的，积累的数量和积累的使用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扩大再生产的规模和发展速度，因此，只有通过适当积累，把整个国民经济逐步转移到现代技术基础上，大幅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才有可能大幅度地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消费水平。另一方面，积累也要适度，不能过多。我们不能因为积累就忽视人民消费的应有增长，甚至把社会主义和贫穷联系在一起。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在认识上和实践上曾出现片面强调积累，忽视消费的倾向，甚至用压低人民消费的办法去追求过高的发展速度和积累规模，结果使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严重的损害，社会主义建设也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实践证明，限制消费，不仅会直接抑制消费资料生产，而且还会抑制生产资料生产，最终会导致整个国民经济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这一方面，我们已经有过沉痛的教训。

　　第五，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关系。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新型社会制度 ，这种制度在客观上要求一个具有高度权威的社会中心，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按比例地分配于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但是，如果把社会主义的经济集中性当作对任何分散性的排斥和否定，那就会犯形而上学的错误。因为，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即使在生产社会化程度很高的条件下，也不可能做到有一个包罗万象的统一计划把复杂多变的经济活动囊括无遗。相反，生产社会化的程度相对的越低，特别是象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的大国，就越是需要以适当的分散活动作为统一计划的补充。所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发挥也是互相矛盾着的两个侧面。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观点仍然是两者兼顾，主张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为调动起一切积极的因素，必须搞两个积极性，而不能只搞一个积极性，但要以中央的集中领导为主。他说："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一个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3]（P276）这就是全国一盘棋的观点，即任何一个局部首先要服从全局利益。但是，全局总是由许多个千差万别的局部组合而成。无论多么周密细致的统一计划，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地符合各个局部的特殊条件，这就完全有必要使各个局部在服从全局利益的前提下，拥有因地制宜的地方权利，由此，毛泽东又指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3]（P274）"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3]（P275）

　　第六，消灭资本主义与发展资本主义的关系。单一公有制经济和单一计划体制的经济是否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兴起后不久就已经提出来了，特别在个体手工业和个体小商贩的改造完成以后出现了一些复杂的矛盾，如吃"大锅饭"，收入减少，生产积极性下降，产品品牌单一，质量下降，按钟点营业，不再走街串巷，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不便等，其中涉及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是否还应当允许个体私有制经济存在？是否还允许自由贸易？1956年12月初，毛泽东在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时贯穿了一个基本精神，即在中国还需要继续实行一段"新经济政策"。他说："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要3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一长一短，扣子没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人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质还不足。"[5]（P387）他还说："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20年不没收。华侨投资20年、100年不要没收。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只要有原料，有销路。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这样定息也有出路。"[5]（P388）毛泽东讲的"又搞资本主义"，当然不是说要大力发展资本主义，而是说在所有制结构上要在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存在，并引进华侨投资。这样做可以使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有个"对立面"，保留一定的竞争机制。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得到中央其他同志的赞同。主张"使资本主义绝种" [3]（P198）和允许"又搞资本主义"这种认识上的辩证法，表明毛泽东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某些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深刻认识。这既不仅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的突破，也为今天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发。

　　第七，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与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毛泽东认为，只顾眼前不顾将来，或只谈长远利益不解决实际问题，都是片面的。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是政治上的近视眼；空谈长远利益不解决群众当前的物质利益是伪君子和官僚主义。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人民群众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有机结合起来，解决长远利益必须从解决眼前问题入手，解决眼前利益必须服从长远利益的解决。应当二者兼顾，不能顾此失彼。1942年5月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的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1953年9月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的讲话中也指出："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

　　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学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的眼中，好象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好象马克思主义行时了一阵，现在就不那么行时了。针对着这种情况，现在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过去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收到积极的效果。但是在做法上有些粗糙，伤了一些人，这是不好的。这个缺点，今后必须避免。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要提倡勤俭建国。要使全体青年们懂得，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况，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有些青年人以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应当什么都好了，就可以不费气力享受现成的幸福生活了，这是一种不实际的想法。

　　第八，独立自主与学习外国的关系。毛泽东指出："各国人民之间的互相影响是时常存在的。在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忽然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互相影响和互相激动，是极其巨大的。"因此，"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承认各个国家都有长处和短处，就是坚持辨证法的两点论，而否认各个国家都有长处和短处，就是形而上学的一点论。毛泽东始终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好独立自主与学习外国的关系，否则，如果只看到本国的长处和外国的短处，不承认本国有短处，外国有长处，于是老子天下第一，尾巴翘到天上，因而就会感觉没有什么向外国学习的；或者反过来，如果只看到本国的短处和外国的长处，不相信本国有长处，外国有短处，于是感到事事不如人，这样就会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因而也就会丧失独立自主的信念和气魄。不论前者或后者，都必然会把独立自主和学习外国割裂开来。正因为别的国家有长处，所以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正因为我们自己有短处，所以有向外国学习的必要。另一方面，正因为别的国家有短处，所以不能盲目地学，把外国的东西一概搬来；正因为我们自己有长处，所以不能妄自菲薄，崇洋媚外。从每个国家都有长处和短处这一辩证法的两点论，合乎逻辑地申引出来的结论，就是必须把坚持独立自主和学习外国结合起来，反对把二者割裂开来，用矛盾的一个侧面去否定和排斥另一个侧面。学习外国必须以坚持独立自主为前提，必须建立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必须有利于加强自力更生的能力和促进独立自主方针的实现。离开了独立自主这个根本的出发点，学习外国就会失去自己正确的政治方向，变成对外国的盲目崇拜；就会分不清外国的长处和短处，把学习变成单纯的模仿；就会使自己的国家永远跟在别的国家的后面爬行，放不出自己的光采，丧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总之，学习外国是依赖于独立自主的，只有在独立自主方针的指导下，才能正确地学习外国。但是，在强调独立自主对学习外国的主导作用的同时，也必须充分认识学习外国对于独立自主的促进作用。一切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需要吸取别的国家和民族的先进的科学和文化，借鉴别的国家的先进经验。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它们是没有国界的，从来都是互相交流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存在和发展，不能不吸取别国先进的科学技术。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的这些思想不仅完全符合他所经历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实际，对当时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过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还为中国共产党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及处理各种经济关系作了十分有益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之后，中共的八大会议正是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才正确地确定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根本任务，并制定了党在经济、政治、组织等方面的基本方针与政策，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依据。事实上，毛泽东这些思想中的许多精华部分都已被邓小平继承下来，并进一步发展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如今时代不同了，毛泽东处理经济关系的思想有其当时的历史因由，我们今天已不宜完全照搬套用，不过，那其中所体现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却并没有过时。例如：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其综合国力已明显增强，但同时，东、中、西部差距拉大的矛盾也已比较突出，使我国目前经济发展呈现出三个不同层次的地带，即东部沿海经济比较发达地区，中部经济次发达地区，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而且这种经济发展不平衡性还在继续扩大。众所周知，我国的不发达地区主要是老革命根据地、少数民族聚居区和我国的边疆地区。所以，发展地区经济，优化地区经济结构已成为我国当前经济建设中不得不重新考虑和重视的一个重要问题。为此，党中央在世纪之交，适时地作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就是为搞好国民经济协调、快速、健康发展所进行的一项重大举措，其意义十分深远。此外，我们在实施西部大开发和应对加入WTO新形势的过程中，还应认真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关系、西部与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关系、经济发展与人口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自力更生为主与争取外援为辅的关系、粗放式、掠夺式开采经营与可持续性发展的关系、目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效率优先与兼顾公平的关系、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市场与计划的关系、劳动致富与其他方式致富的关系、个别富裕与共同富裕的关系、经济与政治和文化环境的关系等等。可以说，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些关系处理得妥善与否，将直接影响到我国国民经济能否持续、健康、快速地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毛泽东经济年谱[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作者简介：张俊国（1962-），男，河南洛阳人，河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