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伟:从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到毛泽东的“公私兼顾论”
作者:苏伟 来源:原创 点击:: 日期:2005-12-14 |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2周年征文
从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到毛泽东的“公私兼顾论”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伦理问题
苏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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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苏 伟，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探索》杂志主编、教授，重庆市学术技术带头人（马克思主义哲学），重庆市邓小平理论研究会副会长。
关于毛泽东思想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到目前论者们论述得比较多的，是毛泽东的方法论、尤其是其战略策略思想对发展市场经济的意义。此外，如晶牛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长林同志等富有创造性地将毛泽东思想运用于市场经济中的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也取得了较突出的理论与实践成果。但是，人们普遍认为：毛泽东在政策上推行计划经济，在道德上推行与之相适应的集体主义，所以，在搞市场经济的今天，他的伦理思想已经不适用了。殊不知，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尤其需要提倡集体主义，需要将集体主义与个体利益结合起来。这方面，毛泽东有深刻的思想，有精辟的论述。深入研究、广泛宣传毛泽东“公私兼顾”的伦理思想，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都是巨大的。
一、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是市场经济的核心矛盾
我们知道，“西方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写成“《国富论》”之前，先写了《道德情操论》。斯密认为人性中既有动物的一面，即利己，又有天使的一面，即利他；人不同于动物，应该、也能够适当抑制自己利己的本性。“道德情操”这个词，讲的就是人克制私利、作出合理判断的能力；“道德情操论”，讲的就是具有利己主义本性的个人怎样控制他的感情或行为，尤其是控制他自私的感情或行为，从而在个人基础上建立一个较和谐社会的道理。可见，《道德情操论》是讲利他主义的。可是，他的“《国富论》”，又是讲利己主义的――在市场经济中，每一个人“所注意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亚当·斯密《国富论》第6卷，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版第423页），而且，具有市场机制的社会也应该鼓励每一个人去追求自己的利益。因为， “在这种情况下，一只无形的手使他产生了一个他没有注意到的结果――他通过追求自己的利益去促进社会的利益，往往比他真正有意识地去促进社会利益更加有效。”（同上）他认为，这种情况正如蜜蜂主观上为自己采蜜，但客观上却传播了花粉，使植物能够繁衍一样。
于是这就出现了经济学史家们所称之为的“斯密问题”，或称“斯密之谜”：既然“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就可以调和、结合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那么，为什么还需要强调“道德情操”这颗“看不见的心”呢？
斯密自己回避了“斯密问题”，并且乐观地认为：只要有市场机制，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就会自发地结合起来，社会利益就不会受损。然而，恰恰相反，市场经济的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在它的基础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冲突是剧烈的：从“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9页），一直到“黑色星期五”世界经济危机的大爆发，市场经济几百年的发展，都证明了这一事实。二战后，西方国家建立起一个相对和谐的社会，但这也不是“看不见的手”自发作用的结果，而是劳动人民斗争的结果，是西方国家用从全世界攫取来的超额垄断利润“收买”了本国的无产阶级的结果。
我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这一发展的成就是伟大的：20多年时间，就也“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了巨大的生产力，而且，还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精神文化的进步，包括思想道德的进步：人们的主体意识觉醒、增强，许多残余的封建道德和扭曲的空想观念被冲破，自主、自立、自尊、自强的道德观日益深入人心。但是，另一方面，我国社会的伦理道德也出现了严重的滑坡。在经济与社会生活中，假药、假米、假烟酒、假合同、假学历、假新闻、虚报数字的假政绩、以及各种假货充斥市场；偷税漏税、滥用公款、坑蒙拐骗、敲诈勒索、贪污受贿、大规模走私，甚至铤而走险，杀人越货，以及黄、赌、毒沉渣泛起等社会丑恶现象，都已经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在党员干部队伍中，也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问题。有的以权谋私，把党和人民赋予的职权看作自己捞取私利的资本；有的甚至腐化堕落，贪污受贿，买官卖官，滥嫖豪赌。这些，都引起了人民群众的极大不满。
这就是说，即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社会道德也有着双面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为什么呢？原来，市场经济，毫无例外都要靠各个市场主体的自我利益来驱动，因此，市场经济自发产生的道德观念，只能是“我”字当头的“个体主义”。这是符合市场经济的历史和现实的。我们知道，市场经济是以小商品经济为源头的，而小商品经济便是以“我”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最初的织工为什么要用“20码麻布”换“1夸特小麦”？就因为他算准了：“我”用生产20码麻布的时间，也能生产出1夸特小麦。可见， 最初的商品交换便使人不得不以“我”为核心。而市场经济，对人们要以“我”为核心、为出发点和归宿的要求更加强烈了，西方经济学对这种社会现实反映得最为直接：其主流派莫不是以“经济人”――“我”――的欲望和需要为逻辑起点，以商品或劳务的效用（即它们满足“我”的欲望和需要的能力）为承接，再进入边际效用（即最后增加的一单位的商品或劳务满足“我”的欲望和需要的能力）这个“合题”，而进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基石――边际效用价值论。所以，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折射看，即使排除掉资产阶级的自私本性，那“纯粹”市场经济意识的个体自我中心倾向――可以称它为“个体主义”，确实是非常明显的。如果再加上资产阶级的自私本性，则市场经济就“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甚至于，“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下同）第276页）
其实，斯密对这个事实看得是很清楚的，他在去世前为《道德情操论》的第六版作了修改，最重要的就是新增了一章“论道德情操的堕落”。这说明，他的思想是矛盾的。而斯密的这种思想矛盾，恰恰是市场经济内在矛盾――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矛盾――的反映。而人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前的理论与实践，是不可能解决这一矛盾的。
二、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矛盾
中国共产党在当代的重大历史使命，是要进行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即改革开放，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其基本内容，在生产方式方面，是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在价值观念方面，是实现社会主义价值观与市场经济价值观的结合。这两方面结合的成败，都决定着改革开放的成败。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这两个对立面的内在统一。
社会主义，作为社会的基本制度，要求主要的生产资料公有、主要的消费资料按劳分配；要求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社会的政治生活遵循民主集中的原则。也就是说，在共同掌握生产资料与国家政权的前提下，社会主义在历史上第一次要求广大劳动人民成为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的主人翁，要求他们充分展现自己自觉创造历史的能力，创造出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求使“满足社会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目的。
市场经济，作为社会的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要求一切生产要素都成为商品，都由市场根据供求关系来调配，以使资源配置优化；要求各经济实体都自负盈亏、自由竞争，以使经济与技术不断进步；要求以经营效果和经济效率来进行分配。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以各经济主体独立的自身利益为灵魂，以商品交换为纽带，以货币为媒介，以市场调节为主导，以市场竞争为动力。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市场经济中，货币――金钱――成为一切商品的价值尺度，成为能够购买一切商品的流通手段，因而成为财富的象征，成为各个经济主体的利益之所在。这就要求每一个经济主体乃至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要以生产使用价值为手段，以实现交换价值――取得货币、尽可能多的货币――为目的。
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上述客观要求，反映到意识上，便会形成人们的主观要求，形成人们的价值观念，即社会主义价值观和市场经济价值观。
社会主义意识，作为一股流传了四百余年的社会思潮，首先是一种反对自私自利、尔虞我诈、疯狂拜金、贫富悬殊，追求劳作共担、成果共享、社会平等、精神高尚的社会理想。这股思潮由空想而变成科学，由科学而化为实践。但是，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是多么巨大，有一点却是确定不移的：这就是如一条红线般贯穿于其中的一个基本的价值趋向――集体主义：“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社会发展的利益高于无产阶级的利益，整个工人运动的利益高于工人个别部分或运动个别阶段的利益。”（《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7页）
市场经济意识，则更加源远流长。前述之“个体主义”，就是它的基本内容。即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自发产生的价值观，也会是以个体（作为经济主体的个体）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个体主义”。因为，各主体、各个体此消彼长的自我利益的存在，各主体、各个体对自己利益的自我确认，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例外――存在与运行的前提之一。然而，市场经济存在与运转的前提之二，又是不同的生产者与经营者的相互依赖，又是他们对各自利益的相互承认。所以，同其他市场经济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发的价值观，既不会首先是集体主义，也不会首先是极端利已主义，而会首先是以“合理利己主义”面貌出现的个体主义，即“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那样一种价值观。
需要说明，“个体主义”不等于“个人主义” ――严格意义上的“个人主义”，是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由资产阶级思想家作过系统的理论阐述的一种理性价值观，而“个体主义”，则是普通群众在市场经济的生活实践中自发产生的一种感性价值观。前者属于“社会意识形式”的范畴，而后者属于“社会心理”的范畴。
然而，不论层次如何，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个体主义与社会主义所要求的集体主义，无论是从感觉还是从事实上看，都是有矛盾的。怪不得，不独我们自己，就连西方的人士，也都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如冰炭，不得兼容于一器。例如，市场经济最激进的辩护者之一的哈耶克教授便明确讲过：“‘个人主义’这一术语的存在，是为了与‘社会主义’这一精心设计出来的名词有所区别，以便表明后者反对个人主义的立场。”（冯·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当然，西方人不了解，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伟大，中国共产党最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之所以伟大，重要原因之一，正在于她和他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将西人常以为截然对立、国人也多以为如风马牛的对立面结合起来、统一起来，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人间奇迹。不是吗？她和他曾出人意料地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在主要成份是农民的革命队伍中创造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她和他也曾出人意料地将工人阶级的政党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成功地创造出“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她和他还曾出人意料地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对象与目的结合起来，成功地创造出“新（资本主义）民主主义革命”的范式；她和他又曾出人意料地同与之血战了十年的仇敌蒋介石国民党联合起来组成抗日统一战线，成功地解除了我们历史上最为深重的一场民族灾难；她和他还曾出人意料地将“革命”与“赎买”结合起来，和平地完成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如今，我们党和她的新的领袖们又出人意料地开始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起来。而这一新的历史性的结合，是社会主义价值观与市场经济价值观的矛盾能够解决的客观社会依据。
三、毛泽东的“公私兼顾”论是实现社会利益与
个人利益相结合的重要指导思想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是“对立统一”观点。这个精髓在其社会主义价值观上的重要体现，就是“公私兼顾”论。
改革开放以来，论者们在讲毛泽东的伦理思想时，多引证其在“大跃进”和“文革”中的论述，而断定其为要求“大公无私”、片面强调集体利益而否定个体利益的价值观，已不适合于市场经济。然而，正如“毛泽东思想”并不包括其失误的理论观点一样，作为其组成部分的“毛泽东伦理思想”，也并不包括他片面强调集体利益而否定个体利益的价值阐述。对于“大公无私”，更要以历史的眼光去看待。其实，作为社会的伦理道德要求与导向，从我国古之圣贤，到中山先生，一直都是要求“天下为公”的；共产主义，更就是“大公无私”。我们党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纲领，也就是以“大公无私”为最高伦理原则，都是否定不得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通向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大公无私的必由之路，不应该将它们对立起来。
以科学的眼光来看待科学的毛泽东伦理思想，尤其是，随着《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等毛泽东更多论述的发表，我们看到，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是非常科学的，其核心思想，就是“公私兼顾”论。兹从《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中引述一些（引文后注明的是“摘编”的页码）。
毛泽东在1942年就提出：“在公私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678）到1947年，他又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总目标。（1485）尤其重要的是，他1959年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公和私是对立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早就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又说过先公后私。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1497）
此外，在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利益关系过程中，他还提出过以下关于“公私兼顾”的重要观点：
――“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843）
――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国家的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1041）；“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的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991）
――“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1497）
以上所引，可以说只是毛泽东“公私兼顾”论的直接论述，只是此理论的表层思想。毛泽东“公私兼顾”论的深层思想，一方面，是要求发挥“社会主义消灭了对抗”、社会利益与个体利益从根本上一致这个历史的优越性，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另一方面，是要求要体现我们党的宗旨，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提出的“公私兼顾”理论，在思想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因为，在非社会主义国家，无所谓真正的“公”，只有范围不同的“私”（亚当·斯密讲的“社会利益”就只是各个私人利益的集合，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公”的性质不同），所以也就不存在“公私兼顾”问题。而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则是单一公有制，不存在“私”的社会。列宁意识到社会主义需要经济核算，也需要发展私营经济，但未及明确提出“公私兼顾”论。斯大林片面强调社会主义的“一致”，回避了包括公私矛盾在内的社会主义社会许多矛盾问题，也未能提出“公私兼顾”论。而毛泽东明确提出了这一理论，并在实践中进行了深入的探索，这是前无古人的创新，理论意义极其重大。但时至今日，我们对此的认识仍严重不足。
以“公私兼顾”论为核心的毛泽东伦理思想对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对于实现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结合，意义十分重大。
第一，它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实现“公私兼顾”。
首先，正如毛泽东所说：“在现代中国的条件下，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正解决我国的工业化问题”（《中共党史文献选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44页）；“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99页）。既然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而工业化、现代化又是不断解决公私矛盾，不断进行公私兼顾的物质条件，所以，我们只能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公私兼顾”。其次，公私矛盾，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民内部矛盾之一，毛泽东指出：“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07页）而“人民利益根本一致”是社会主义社会独有的历史优越性，基于这个优越性，我们就可以实行“统筹兼顾”的方针，来解决公私矛盾。而离开了社会主义道路，就只能是“弱肉强食”， “公私兼顾”，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也只能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公私兼顾”。
第二，它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党的领导下实现“公私兼顾”。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为我们党确定的根本宗旨。他强调：“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毛泽东选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下同）第 1094－1095页）党的七大把“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写入了党章，以党的根本大法的形式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加以确认。毛泽东在党的八大后再一次强调：“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85页）从伦理的角度讲，《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最伟大的一篇著作；“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的这句话，是这篇著作中最伟大的格言。正因为共产党没有私利，她才能既代表“公”――人民群众整体的、根本的利益，又代表“私”（人民群众个体的、直接的利益）的集合，从而可以引领社会“公私兼顾”。亚当·斯密之所以要回避“斯密问题”，就是因为他找不到代表“社会利益”的社会力量，因而只能“祝愿”“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因此，怀疑党的领导，就是开历史的倒车。如果动摇了党的领导，则“公”无集中的代表，不能得到体现，将蜕化变质；“私”也无集中的代表，不能得到引导，将演化为尖锐的冲突。可见，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公私兼顾”。
第三，它要求我们必须给人民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在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共同增长的基础上实现“公私兼顾”。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67页）到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给东北局的指示中再次强调：“我党必须给东北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群众才会拥护我们。”（《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80页）解放后，毛泽东又将这一观点发展成为“两个历来提倡”的思想和“三兼顾”的思想。“两个历来提倡”，是指“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8页）“三兼顾”，是指：“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同上）他还强调：“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全体人民的利益解决了，个人的利益也就解决了。”（《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3－134页）也就是说，人民群众“看得见的物质利益”逐步增加，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共同得到增长，公私也就得到了兼顾。
第四，它要求我们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基础上实现“公私兼顾”。
也是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强调：要“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67页）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毛泽东讲了一句名言――“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49页）他要求要“提倡以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和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同上书，第450页）并指出：“这一工作是艰巨的……它是要结合经济工作一道去做的，不能孤立地去做。”（同上）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做思想政治工作，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将前述之“社会主义价值观（即集体主义）”与“市场经济价值观（即个体主义）”结合起来，防止与消除个体主义向极端个人主义的发展与转化，引导个体主义向集体主义发展与转化。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较严重的道德滑坡。其原因，除了新旧体制交替有巨大的“空档”外，还有我们较长期地“一手硬、一手软”，很大程度上丢掉了我们党的伦理思想。这个教训值得深刻吸取。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既要有“看不见的手”――市场，更要有“看不见的心”――道德。而这“看不见的心”，只能靠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通过塑造社会主义新人来造就、来培育、来呵护。
亦如前所述，个体主义，属于感性的社会心理范畴，而集体主义，则属于理性的社会意识形式范畴，这是二者在意识形式上的矛盾；从价值趋向上看，个体主义以个体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集体主义以集体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这是二者在意识内容上的矛盾。因此，要解决这对矛盾，就既得遵循“认识”发展的基本规律，通过正面的教育“灌输”，努力使人民群众的价值观从感性阶段上升到理性阶段；又得遵循“真理”发展的基本规律，在集体主义的指导下，通过积极的思想斗争，抵制被腐朽思想改造后的市场经济意识及其价值取向，倡导由先进思想改造后的市场经济意识及其价值取向。为此，就得按毛泽东要求的那样，“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党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26页）；“各地党委的第一书记应该亲自出马来抓思想问题”。（同上书，第282页）只要我们将思想政治工作做好了，就一定能够解决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矛盾，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总之，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利益关系都是核心的伦理问题；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矛盾。继承、发展毛泽东的“公私兼顾”的伦理思想，不但能使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结合，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地发展，更重要的，是能够用它继续感化一代代的中国人，使他们不但从政治上站立起来，从经济上富裕起来，而且从人格上、从精神上成熟起来，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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