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民休息、积蓄民力，是治国理民大计，也是历代开国或前期之君为稳固新朝统治而采取的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政策与措施。让农民休养生息，历代统治者由于其阶级局限性，力图解决而最终未能得到根本解决。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为指导，成功地进行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使农民休养生息问题从根本上得到实现。本文试图从拈取历史上具有典型意义的农民休养生息思想出发，归纳总结毛泽东农民休养生息思想的内容，探究其产生的成因，分析其经验教训，以资为解决“三农”问题作一参考。
一 毛泽东的农民休养生息思想及其实践
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到20世纪20年代还没有完全走到尽头；农民受压迫、被剥削的悲惨命运也没有结束。历代王朝的所谓“明君”，也曾努力去改善农民处境，但往往人亡政息。不从封建土地制度上找原因，休养生息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封建王朝也就永远走不出“兴也勃焉，亡也忽焉”的黄宗羲定律的窠臼。毛泽东洞悉历史的深刻教训，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视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从这样的战略高度来提出他的农民休养生息思想，并付诸实践。
一、“耕者有其田”，是农民获得休养生息的首要前提。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先后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通过土改，根据地“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后，生产积极性极为高涨，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苛捐杂税的废除，农民生活很快得到改善。”⑿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强调，要“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成农民的私产”，并且指出“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价地权的路。”⒀必须保证农民的基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新中国成立后，党把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农民安居乐业作为经济建设的基础，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在1950年6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指出全党必须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以利于早日恢复农业生产，保护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随即土改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展开。土改的完成，摧毁了中国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消灭了封建地主阶级，使深受剥削压迫的中国农民获得土地等生产资料，摆脱了千百年来封建宗法的人身束缚；提高了广大农民的政治觉悟，农民真正成为农村的主人，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农村经济迅速走向恢复和发展。⒁
二、减轻农民负担，与民休息。毛泽东认为，“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是错误的。他要求赋税的负担不能伤民，“让农民先吃饱一点”，使农业本身积累多”，让农民承担一定的赋税是必要的，但是要正确处理“给”与“取”的关系，不能取之无度，搞“杀鸡取卵”的方式；即使遇到特殊情况，也必须合理地掌握负担，“在困难时期，我们仍要注意赋税的限度，使负担虽重而民不伤，而一经有了办法，就要减轻人民负担，借以休养民力。”⒂“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这是国民党的思想，我们决不能承袭。”⒃鉴于前苏联曾经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把农民挖得很苦，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毛泽东指出：“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⒄因此，他要求农业税不能过高；实行工农业产品的等价交换；逐步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以使“农民并不吃亏”；“在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⒅
三、正确妥善处理国家与农民、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在国家和农民关系问题上，毛泽东一贯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考虑农民的承受能力，不搞不切实际的行动，来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他指出：“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工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是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我们在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在向缺粮区农民供应粮食方面，一般略有补贴。”⒆因为“剥夺农民，农民的税负过重，加之工农产品剪刀差的不合理，会破坏农业生产，会降低农民的生活水平，而且政治上会破坏工农联盟。”在工业与农业关系上，毛泽东主张：一是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发展农业生产。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农业、轻工业的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一点”，认为这样不仅可以加快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可以使“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从而“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⒇二是工业要为农业服务。要加速发展农业，从而同时达到加速发展工业的目的，首先“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铁路、公路和大型水利工程，也都为农业服务”。（21）
四、高度重视农业，重视农民。在毛泽东有关经济问题的论述中，高度重视农业，把发展农业生产摆在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的思想，屡见不鲜。早在1934年，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我们的经济政策》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建国后，毛泽东又慎重强调“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因为“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他始终视农业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在农业中，毛泽东尤其重视粮食生产。在1957年1月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他严肃地告诫全党：“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22）。无论是在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样十分重视农民问题，强调“中国主要的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得到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因此，毛泽东一再告诫全党：中国革命和建设要依靠农民，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农民问题，忘了农民的休养生息。
二 毛泽东农民休养生息思想的渊源
毛泽东的农民休养生息思想，根植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独特实际和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深刻认识，同时吸取了前苏联和东欧各国在农业和农民问题上的教训，又可窥出中国古代传统“重农”思想之影响。
一、毛泽东出身农村，深知农民痛苦，对农民悲惨状况深表同情，是其农民休养生息思想产生的主观原因。毛泽东高度重视农民问题绝非偶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毛泽东自幼生长在农村，熟悉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他自幼与农民有较多的接触，对贫苦农民怀有真挚而深厚的感情。还只有六岁时，毛泽东就参加了田间的零碎劳作。他接触和所熟悉的是农民的生活，深深知道没有农民的劳作，人就会没有饭吃。韶山许多农民过着挨饿受冻的日子，有的因无钱治病而死去，有的为生活所逼而投塘（自杀）、上吊，这些耳闻目睹的惨象，在少年毛泽东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23）学生时代，他多次深入农村，调查农村和农民情况。投身革命后，长期从事农民运动，领导农民进行武装斗争。大革命后期，毛泽东分管农村工作，在大革命失败后又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对农民（农村群众）有着非常深刻的了解。（24）因此，毛泽东以对农民的深厚感情，始终关注农民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正是凭着对劳苦百姓的苦难深切同情和关怀，才不断驱使着毛泽东去实践“救民于水火”的天职。（25）所以新中国一建立，毛泽东就采取措施来改变广大贫苦农民的生存现状：土地改革，使农民有了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基础；废除无休止的徭役、兵役和苛捐杂税，使农民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得以休养生息。
二、中国历代王朝兴衰的历史事实以及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教训，给了毛泽东诸多启示和思考。毛泽东谙熟中国历史，他饱读史书，尤其偏爱“二十四史”，即使戎马倥偬也不释手，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更是谙熟于胸。“毛泽东不是专职的历史学家，对历史学却有超出许多专业学者的研究。”“单是‘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这样卷帙浩繁的史学巨著就不只一次通读过。在阅读过程中，他还写下了不少精辟的批语，评及的历代帝王不下于五六十人。”（26）毛泽东对他们的文治武功、治国的有益经验、亡国的惨痛教训等都有独到的评析。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毛泽东把历代帝王治国的经验教训作为一笔宝贵财富来借鉴、来吸取，这是其一。其二，借鉴了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的教训。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在农业和农民问题上的失误，对毛泽东高度重视农业和农民的思想的形成有促进作用。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说，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由于特别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发展，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视了，以致于他们的商品供应一直很紧张，农民不能从建设中看到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的结合。并说，东欧各国也有这个问题。指出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在农业和农民问题上的失误，目的是要引以为戒，提高全党重视农业和农民的意识，“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由于吸取了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在农业上失误的教训，本来就很重视农业农民的毛泽东更加把农业和农民问题放到了异乎寻常的重要位置。
三、建国初期的国情，是实施农民休养生息政策的客观现实基础。旧中国经济，由于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加上长时间战争的破坏，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的摧残。到建国前夕，整个社会处于生产凋敝、交通梗阻、贸易滞塞、物价飞涨的衰败局面。农村更是惨象环生，饿莩遍地，赤地千里。农业总产值1949年比解放前最高年份的1936年下降25%，其中粮食下降22%，棉花下降48%。（27）1949年全国农村受灾面积达1亿2千万亩，灾民4千万人。（28）建国初期，现代性的工业只占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却占了90％左右。（29）因此，尽管此时农业农村都非常落后，农民还极其贫困，但因中国的工业（指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已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所以，新生人民政权的各种财政支出就必须要农业和农民付出极大的代价（出兵、出粮、出义务劳动）；否则，新政权就不可能巩固。基于上述分析，建国之后，迅速采取措施稳定农民进而稳定农业和农村，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即是顺理成章之事，也是国情使然。
四、中国传统重农思想是毛泽东农民休养生息思想的历史传统基础。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国家，素有重农的传统。史书中的“食为政首”，“地者、政之本也”“王者以民为本，而民以食为天”的记载，民间广泛流传的“有粮则稳，无粮则乱，五谷丰登，国泰民安”“谷乃国之宝，民以食为天”的俗语，都是这一传统的写照。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一特点，对于生长于此氛围中的每个中国人都可能产生影响。特别是毛泽东不仅出身农民，对农民有深厚的感情，而且谙熟历史，善于吸取历史文化精华。由此可见，历史上传统重农思想对毛泽东重视农业、农民的思想有一定的影响。
三 毛泽东农民休养生息思想的评价
毛泽东的农民休养生息思想，伴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对农民问题的解决而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由于多种原因，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农民，并未摆脱相对贫穷。但其经验教训，为后继者在解决新时期的“三农”问题上提供了可贵的探索、启示和借鉴。
一、土地改革政策的实施，农民得到土地等生产资料，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土改运动中，毛泽东坚持贯彻保护和发展农业生产并重的原则，强调“土地改革的每一个步骤，必须切实照顾并密切结合于农村生产的发展。” （30）土地改革采用经济上无偿没收地主富农土地和财产分给农民、政治上剥夺地主公民权的办法，迅速实现了高度平均的“耕者有其田”，尽可能的程度上缩小了贫富差距，在自然资源紧张的条件下，使中国大部分农民获得了生存权和发展权，从而在总体上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土改以后，农民获得了土地：到1952年底，大约有3亿多无地少地农民，分得了约7亿亩土地（占全国耕地面积46.5%）；摆脱了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免掉了过去农民每年向地主交纳的700亿斤粮食的地租；（31）农业生产发展了，市场得到恢复，对农产品需求很大，农民的收入普遍有了较大的提高。原来的中农、富裕中农生产生活继续提高，原来的贫雇农因为无偿获得了土地，生产生活也有了根本的改善。土地改革的完成，彻底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解放了农业生产力，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
二、由于多种原因，休养生息政策的实施，并未使农民摆脱相对贫穷。无可置疑，让每一位农民都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是毛泽东终生追求的目标，也是他矢志革命的出发点。新中国成立后，如何使国家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让农民尽快走上富裕道路，是毛泽东思考得最多也是最重视的问题，可谓殚精竭虑。土地改革，使广大农民摆脱贫穷过上幸福生活有了坚实的生产资料基础；但仅有基础还不足够，究竟采取何种方式和手段来使广大农民群众更快地走上致富之路？毛泽东首先在农村发起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但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毛泽东对农村两极分化情况估计得过于严重，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过于急迫，超过了农民所能承受的能力范围，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紧接着开展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之后对求强求富的强烈渴望，期翼中国富强的目标能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但事与愿违。人为因素加上天灾，使党和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所未有的严重经济困难，农村更是首当其冲。
三、为现阶段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探索。现阶段的“三农”问题是一个异常沉重的话题。不能否认，改革开放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农业连年丰收，加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民收入快速增长，农村社会一派欣欣向荣景象。但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首先是农业问题出现反复，处于徘徊，停滞与缓慢增长中；紧接着农民负担问题凸现；再到1995年以后，连年的农业丰收导致农产品价格下跌，使农民增产不增收，有些地区甚至为负增长。（36）这就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从而阻碍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由于我国农业机械化水平低，集约化程度低，农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农民无力扩大再生产等原因，这就使得加入WTO后，“三农”问题更加不容乐观。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实施“放水养鱼”政策，让农民休养生息，对于减缓入世对我国农业的冲击，保证农业、农村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就显得更加迫切和必要。前人之过，后人之师，历史教训不能忘记。从这层意义上来讲，毛泽东的农民休养生息思想及其实践，为现阶段我党彻底解决“三农”问题作出了极有价值的探索。
注 释：
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363页.
⒀《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8页.
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第104页.
⒂、⒄、（21）《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74页、第274页、第360?361页.
⒃《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3?895页.
⒅、⒆、⒇、（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30页、第30页、第24?25页、第199页.
（23）李锐著：《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第1版，第3?8页.
（24）《毛泽东研究述评》，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第123?133页.
（25）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13页.
（27）、（30）、（31）《中共党史导读》下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1037页、第1072页、第1072页.
（28）李宗植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9），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5页.
（2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1949?1953），团结出版社1996年版，第394页.
（32）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生存与发展》，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9页.
（33）、（34）、（3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11页、第117页、第374页.
（36）夏永祥等著：《农民收入、农民负担与结构调整》，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前言
（作者简介：戴大新，男，湖南常德人，史学硕士；现在中共绍兴市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主要从事绍兴地方党史的编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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