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根山：道路选择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

    关键词:   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毛泽东；探索；经验教训；奠基   

为了中国的富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社会主义作为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新中国的发展目标，30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也经受了重大的挫折。无论经验还是教训，都是他们留下的宝贵财富。他们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探索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起点，而前30年的建设则为后20年的腾飞奠定了厚实的物质基础。

 一、   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选择 

160年来先进的中国人一直有一个坚定不移的目标，那就是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为达此目的，他们几经艰苦奋斗，不惜流血牺牲，最终赢得了新中国的诞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标志着民族独立的目标已经实现，同时，国家富强的目标更加紧迫地突现出来。实现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新的实践起点。

要实现国家工业化、现代化，我们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条是以英法德美日等为代表的道路，另一条是以苏联为代表的道路。两条道路有着不同的发展思路。从发展的背景来看，前者大都经历了殖民扩张，积聚了巨额的初始资本，构成了现代化的重要物质基础，而后者则不具备此条件；从发展的起点来看，前者启动于经济上的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有利于现代化的推进，而后者则启动于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浓厚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成为社会现代化的障碍；从现代化的推进方式来看，前者经历了数百年的积累，社会上形成一支推动现代化的力量，其推进方式一般是（德日有所不同）自下自上的自然演进，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跨越可以说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而后者则相反，社会上尚未形成推进现代化的主体力量，政府则扮演了现代化推动者的角色，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推进模式，无论是现代化的战略目标的确立还是现代化战略的实施，都由政府起主导作用；从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来看，前者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后者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20世纪40年代以前，前者一统天下，成为现代化的标准模式，引来众多的效仿者，但后者的出现打破了大一统的局面，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赶超先行者提供了一条崭新的现实之路，造就了一个崭新的现代化模式。新中国建立初期，国际上存在着上述两种不同的现代化道路，是什么因素促使选择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

首先，社会主义和现代化都是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价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国共产党人推进其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是历史的潮流，中国共产党人谋求国家富强的努力正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与统一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与农业近代化而斗争。”[1](P65)中国无产阶级在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并成为中国现代化一支新的主体之后，总结了中国历史上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现代化尝试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通过对欧洲各资本主义工业国和苏维埃俄国的比照，他们义无反顾的选择了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作为实现国家富强的手段。当时，社会主义虽未成为中国社会的主体意识，但它却在中国共产党人心中扎下了根来，并成为值得为此奋斗终生的价值。

中国共产党的80年奋斗史，以1949年10月1日为界，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这两大阶段正好呼应了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两大主题：民族的独立与国家的富强。28年的新主主义的革命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志着民族独立的目标已经实现。同时，新民主主义革命荡涤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不仅产生了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而且还产生了带有社会主义因素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加以国际环境的有利”，“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可能性了。”[2](P650)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为中国共产党推进其现代化战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便成为“相当长的时期内”的总任务，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则成为战略目标。而5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历史则造就了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大国。

其次，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依据不仅在于政治信仰，而且在于哪一种道路更有利于工业化，有利于国家的富强。“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已经定了的，但如果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头落空。”[3](P299)实现国家工业化，一是需要大量的资金，二是必须改造传统农业。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排挤，中国民族资本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在其发展的鼎盛时期的1936年民族资本约为72亿元，其中工业、运输资本占13.3亿元，商业资本占30亿元，金融资本占28.7亿元。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占总额的81.5%。可见，靠薄弱的民族资本是难以撑起工业化的。同时，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没有时间来等待薄弱的民族资本慢慢地成长，因为作为后起工业化国家，时间是我们最可宝贵的资源。那么，道路只有一条，即采用社会主义的办法，把有限的资金集中使用，投入国家希望发展的产业，这样不仅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而且可以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

实现工业化，必须改造传统农业，走集体化的道路。建国前后新老解放区土地改革为农业生产注入了新的活力，粮食产量迅速增加。粮食产量1950年为13213万吨，比上年增加16.7%，1951年14369万吨，1952年16392万吨，分别比上年增加8.7%和14.1%。但这种恢复性增长的势头很快就降下来，粮食产量1953年为16683万吨，1954年为16952万吨，分别比上年仅增1.8%和1.6%。[4](P368)粮食产量的降低与工业化的需求已经形成矛盾，提高粮食产量就成为党中央所必须考虑的刻不容缓的大问题。关于这个问题，陈云在1956年说，中国摸索了六年，先是注意垦荒和兴修大型水利，但这需要大量的资金和向边疆地区移民而且非短期内可以收效，“去年下半年中国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这是中国短时期内花钱最少又可能实现最大增产计划的一条路。合作化后，组织起来的农民，自己动手搞水利。人还是那些人，但组织起来，力量就大得多，积肥、改良农具和种子、改进耕作技术等等以前不易办的事，合作化之后都不难了。”[5](P299)毛泽东也说，1955年上半年闹粮荒，“合作化的决心就是那个时候搞起来的。”[6](P381)

再次，进入20世纪以后，世界格局出现了一个新特点：穷国与富国的分野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分野。中国正处于两个分野的交汇点上。17-19世纪的250年间，英、法、德、美、日等国赶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实现了现代化，一跃成为先进的工业国，而那些对西方现代性挑战未能做出及时、正确回应的国家则依然处于贫穷落后之境地。问题更加严重的是，西方发达国家不仅以非西方国家的不发达为基础，对其进掠夺和殖民统治，而且进入20世纪之后，他们更把自身的矛盾、痛苦、灾难和战争的后果转嫁到这些国家的头上，使这些落后国家尚未尝到现代化的甜头，却先咀嚼到资本主义的苦果。这样，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对这些落后国家来说已经不具有吸引力并成为过时的价值。为了生存，这些国家必须另辟蹊径。同样落后的俄国率先行动。经过列宁、斯大林的艰苦努力，苏联创造了一条崭新的现代化道路，即以先进的社会制度作为调动有限资源、实现迅速赶超的支持手段。社会主义的苏联仅用十年时间便实现了工业化，并且在战后奇迹般地恢复。这就为那些苦于找不到发展出路的落后国家提供了一个可资仿效的榜样。

50年代初，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崭新的姿态登上世界历史舞台之时，我们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回顾历史，中国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已经不具备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条件，“1949年以前，中国的现代化没有多少建树”，[7](P599)八十年的现代化造就了一个畸形的官僚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模式并未给中国带来福音；面对现实，一面是资本主义世界对我关闭大门，另一面是社会主义苏联向我伸出援助之手。同时，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中国处在两强对峙的前哨，选择强大的近邻为友要比选择强大的远邻为友更为明智。因此，选择社会主义作为现代化道路，以苏联为榜样是再也自然不过了。 

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的探索 

任何赶超先进的国家都无一例外地对先进国家进行模仿。中国必须模仿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模式，舍此别无它法。但毛泽东及其同时代人的伟大之处在于，对苏联模式并不是盲目地照搬，而是根据中国国情进行改革和创新。改革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教训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生长点。

苏联模式是指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形成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在这一模式下，苏联集中了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在较短时期内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世界上主要的工业国之一。当年，在创造经济奇迹方面，这是任何其他模式都不能比拟的。它为战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走向现代化确立了一个新范式。

 在照搬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过程中，毛泽东是党内觉察到这一模式的弊端并开始改革的第一人。据薄一波回忆说，“在我的记忆里，毛主席是在1955年底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然后是刘少奇同32个部委的谈话，接下来是毛泽东同34个部委的谈话，“34个部委的汇报和苏共二十大，碰巧都是2月14日开始的”。[8](P472)这说明，在赫鲁晓夫“揭盖子”、“捅娄子”之前，毛泽东已觉察到苏联模式的弊端并试图纠正。自此之后，毛泽东就以十分的注意力去关注如何革除弊端以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给后代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毛泽东作为这种探索的开创者的历史功绩应当用最浓重的笔墨记载在史册上。毛泽东没有能够亲眼看到这种探索开花结果，但在他的学生手里，能够抗拒任何风霜的花和果实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繁茂地生长起来。”[9]（P40）

在毛泽东的带动和影响下，中央领导同志从不同方面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形成了一股改革之风。这些重要的理论探索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单行本和注释本以及相关论著中都有详细的论述，在此不作赘述，而只谈两个问题：一是总结三点经验教训；二是如何看待毛泽东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者的历史地位。

毛泽东是我们党内最早提出“以苏为鉴”、避免“弯路”的人，但却出现了大跃进以至于“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弯路，为什么？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不长，理论准备不足，在探索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错误，等等，这些固然都是原因，但不可夸大这一原因所起的作用，因为许多事情不是等到有了经验、有了理论再去实践，大多是在理论与实践的交互作用下展开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能以一贯之则是根本的原因。从党的80年历史来看，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固然不易，但坚定不移地沿着正确道路走下去则更加不易。如果坚持了实事求是，在革命和建设中就会不犯或少犯错误，甚至犯了错误也能很快得到纠正，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左”的指导思想一直得不到纠正以至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错误，这恰恰是背离正确思想路线的结果。实事求是必须坚持而不能须臾离开的思想路线，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留下的最可宝贵的经验。这是其一。

其二，如何处理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经济建设与阶级斗争的关系是一个重大课题。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是党的最大政治。建国前夕到八大以前，党和毛泽东已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八大前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到来，党和毛泽东特别注意经济建设工作，八大的决议以及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便是例证。但在随后的十年中，经济建设中心屡屡受到冲击。从反右扩大化开始到八届三中全会，阶级斗争逐渐演变成为另外一个中心。虽在1958年进行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努力，但1959年庐山会议把阶级斗争引进党内；虽在1960年提出“八字方针”以调整和发展国民经济，但1962年9月的八届九中全会却出现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文革”期间虽然提出“抓革命、促生产”，但“促生产”是以“抓革命”和“以阶级斗争为纲”为前提的。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到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形成了典型的“中心二元论”。“中心二元论”是没有很好地把经济建设作为工作重点的重要原因。党和毛泽东曾几次尝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此项努力受挫时，又很容易回到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上来，如1958－1959年的纠“左”突然转向庐山会议的反右，又如，1975年的整顿突然转向1976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可见，“中心二元论”的结果必然是错误的“一元”代替正确的“一元”，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阶级矛盾虽已不成为社会主要矛盾，但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如何处理好阶级斗争的问题对社会主义关系极大。半个世纪以来国际国内的历史说明，夸大或忽视阶级斗争都会犯错误。因此，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经济建设与阶级斗争关系的问题将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对这一问题处理得正确得当与否将直接影响社会主义运动的健康发展。仅仅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认为社会主义已经巩固了，这是片面的。从赫鲁晓夫的“20大报告”到戈尔巴乔夫的“28大报告”和“新思维”，再到苏东的演变，则说明这一问题的严性。

其三，如何把握改革的正确方向是一个关系改革前途命运的大局。五十年代中期，苏联东欧和中国都认识到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弊端，大都在同一时期开始了改革，但结果却大相径庭。改革虽是共识，固然重要，但“改什么，怎样改？”却是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对苏联模式的改革不是针对基本制度，而是针对具体制度。在20年的社会主义探索中，毛泽东一贯强调，“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10](P133)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都是错误的。基本制度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保证，这是毛泽东改革苏联模式，进行道路探索的理论基础。有了正确的理论基础，即使犯了错误，也会很快回到正确方向上来。虽然经过大跃进的失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中国社会主义并未垮台，关键在于我们的探索始终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也是“文革”结束后我们能迅速回归正途，驶入改革快车道的根本原因。而苏东倒台的原因恰恰在于不知道改革到底要改什么，翻来覆去，几经周折，最终还是没有逃脱全盘否定的窠臼。

以上三点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积累的宝贵的经验教训，它们不仅为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启示，而且同样有助于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评价毛泽东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者的历史地位。毛泽东一生做了三件大事，带领党和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接着，他又从中国实际出发，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三件大事之中，有两件是在新中国建立后做的。在所有的三件大事中，毛泽东都是带头人，凭此三条，毛泽东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我们党的骄傲，是我们国家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11]因此，“毛泽东作为这种探索的开创者的历史功绩应当用浓重的笔墨记载在史册上。”[9](P40)

但是，我们并不避讳毛泽东在探索过程中的失误。但从全局来看，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的错误莫过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但这些错误正是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道路的过程中出现的，如果照搬苏联模式、坐享其成，或许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但毛泽东没有这样做，而是以马克思主义者和民族英雄的巨大勇气和高度历史责任感对未知的领域进行探索。况且毛泽东还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自己纠正了一些错误。开创者的错误是可以原谅的，如果对一个忠于人民事业，致力国家富强的开拓者所犯的错误简单地、非历史地加以谴责，那是不公正的。

对领袖人物的评价，重要的是要看他是否具有对时代的感悟力和洞察力，并且能做出顺应时代潮流的反应，特别是要看他在历史转折关头，能否正确解决时代提出的迫切的问题。这是评价领袖人物最重要的标准。显然毛泽东基本上做到了。 

三、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厦的奠基  

人民共和国走过了辉煌的50年。这期间历经众多重大事件，不过可以称得上划时代的事件十一届三中全会可以算作一件。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20年中，中国起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这些恐怕很少有人会不同意。但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30年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进步，恐怕会引来争议。这里暂不做结论，先回顾一下前30年的发展。

第一，奠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中国是人口众多，有一定资源基础的大国，有能力也必须（为应付战争危险）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经过30年的艰苦奋斗，到1978年我国已经形成农业、工业、交通运输、建筑、金融、贸易旅游和综合技术服务等七大行业，中国在以农业部门为经济主体的基础上，建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其次，工业化进程加快。工业化是党和国家的长期目标，工业化水平也是衡量社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经过建国后30年的努力，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都有明显变化。从产值结构来看，1952年国内生产总值为679亿元，其中三次产业生产总值分别为342.9亿元，141.8亿元和194.3亿元，比重为0.505∶0.209∶0.286；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为3624.1亿元，三产比重为0.281∶0.482∶0.237。1978年比1952年一产产值比重下降22.4%，二产产值比重上升27.3%。从就业结构看，1952年从业人员20729万人，三次产业就业比重为0.835∶0.074∶0.091，1978年从业人员为40152万人，其中就业结构为0.705∶0.173∶0.122。一产从业人数下降13%，二产从业人数上升9.9%。[12](P534)其三，国民经济高速增长。高速度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指标。前30年，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请看下表）。 

1952-1978年中国经济增长基本指标（%） 

         资料来源：《国民收入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版，第2，45-46页。

    上表从总体上展示了前30年中不同时期社会经济增长率。这种增长率不仅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同发展较快的韩、日和我国台湾相比也并不逊色。

第二，培养了大批知识分子，造就了科技与管理干部队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人才资源。1949—1978年全国各类高等学校毕业生累计达294.63万人，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累计达520.65万人，1949—1965年毕业研究生达1.6万人，到1978年底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单位自然科学技术人员在467.9万人，平均每万人口中拥有科技人员达45.1人。[12](P72,438,440,441) 30年间培养出来的人才以及他们获得的工作经验成为改革开放时代的宝贵财富，对近20年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第三，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为80年代的大规模开放提供了基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顶住了超级大国的压力，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与民族的尊严；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同全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捍卫了世界和平；同各国人民进行了友好合作和往来，为重返联合国做出不懈努力并最终取得胜利；打开了中美、中日关系，并为中苏关系的改善做出很大努力。所有这些，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毛泽东还是当代中国开放政策的奠基人，确立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洋为中用以及开放必须防止和平演变等原则。当今中国开放政策的成功需感谢上代人的历史功勋。

以上是前30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一些成就，这里人们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在如此高速经济增长的前提下，中国依然是一个人均收入较低的国家，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赶不上经济增长幅度，中国经济仍然没有实现现代化，为什么？

建国初，党和政府确立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这就意味着必须把有限的资金动员起来投入重工业，并且实行高积累政策，限制消费品生产与消费。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在低水平起步的，虽说基数越小增长越快，但经济总量却始终较低。再者，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传统积淀很深厚的东方大国，这就决定了现代化道路是漫长的。

那么，是否可以假设建国初就选择一条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发展道路呢？如此假设，貌似合理，实则不然。看问题要实事求是，要有历史的观点。今天可以成功的路子，过去不一定成功。除刚刚说到的中国是人口众多的落后大国这一事实之外，还必须考虑战后国际形势。国共决战未见分晓之时，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美国为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大力扶植东亚防卫圈，而对中国进行军事、政治、经济封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一刻不也不敢掉以轻心，特别是50年代末，中苏关系破裂后，中苏边境上苏方百万铁甲耀武扬威，在这种情况下，国防工业的迅速发展已成为重中之重，只能走一条重工业优先发展的道路。毛泽东认为重工业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一个最重要的部门”，[10](P182)发展重工业即使一个时候赔钱也是值得的。正是重工业使人民共和国挺直了脊梁。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同样的大国，为什么在80年代可以走出一条不同的发展之路？即大力发展农业、轻工业，调整重工业，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回答这个问题不可忽略两个因素：一个是国际环境，另一个是前30年奠定的基础。80年代开始进入一个争取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缓和代替了紧张，这使得我们具备实行开放政策的有利国际环境，同时，战争威胁变小，况且我们已经具备了保障独立的实力。在此情况下，改变发展战略即是顺理成章之事。有利的国际环境，适宜的发展战略是后20年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但不要忘了一个历史事实：前30年的励精图治为后20年的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时期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如是说；“二十年来，在建国以后取得的重大成就的基础上，我们又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11]江泽民总书记如是说；“最好在1957年直接走上1978年以后的路，这样的假想也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我们已经经历了许多曲折和错误。我们正是从总结这些曲折和错误，才找到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适合中国情况的正确的道路。”[9](P37)中共党史专家胡绳教授如是说；“中国如果没有计划经济时期奠定的基础，也难得有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增长。没有计划经济建立起来的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体系，即使引进了市场机制也不能马上发挥作用。这里还要补充一句，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靠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体系作为依托。”[13]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如是说。 

　　综观全篇得出简要结论如下：毛泽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奠基人。他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不仅选择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而且为此事业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终于在他的伟业之基础上绽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花。如果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一篇长文，是否可以把前30年叫做“上篇”，而把在此基础上的经济起飞以至最终达到现代化叫做“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