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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来观察毛泽东的经济发展战略，目的在于揭示毛泽东的经济发展战略及其实践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五十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勾画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蓝图，制定了以重工业优先、农轻重平衡发展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战略，对农业的地位与作用以及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化等问题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而这些问题是发展经济学家们在六、七十年代才开始列入研究范围的。
关 键 词：毛泽东 经济发展战略 发展经济学 贡献
作者简介：郭根山（1963--），男，河南汝阳人，河南师大政教系讲师，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毛泽东思想和中共党史研究。通讯地址：北京大学27楼253室（北京 100871）010---6276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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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战略的意义和作用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追赶现代化国家的发展中大国来说是非同寻常的。当我们卷入现代化浪潮的时候，我们所面临的机遇与问题同发达国家当年已经是大相径庭，我们不能实行拿来主义，而必须是根据本国的具体实际来制定适合自己的发展战略。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方面，毛泽东早于发展经济学家。虽由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不同，双方并没有理论上的交流，然而，毛泽东所提出的经济发展战略中的一些理论已为发展经济学所印证。
一、 探索适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毛泽东早于发展经济学家
兴起于西方国家并逐渐成熟的经济理论曾主要以发达国家特有的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而对广大的经济文化落后的第三世界[1]国家则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虽然一些经济学家也同情落后国家的处境，并愿为改变这种状况做出努力，但是，在战后的最初十几年中，他们的理论并没有给这些国家帮上多大的忙。首先，受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支配，他们要求发展中国家按照西方的思路去解决其发展问题，因循西方的准则来规范其经济行为，根据西方的经验和发展要求来构建其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价值观念不管怎样小心翼翼地加以掩饰，却必定是经济分析和经济政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经济学不可能像物理学或化学那样，不受价值观念的约束”。 [2]这样势必忽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其次，“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对于他们据以制定理论的那些国家的经济史，知之甚少”，[3]他们的理论同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与现实相脱离。
基于上述原因，更由于第三世界国家决策的失误，战后最初十几年，这些国家并没有得到多少发展。这种现象引起了西方一些经济学家的关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被后来誉为“发展的先驱”的经济学家。他们开始从不同角度提出和解决这些国家不发达的问题，发展经济学从此也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可见，发展经济学虽发轫于40年代，但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却是在六、七十年代。
50年代初，中国开始独立地探讨自己的经济发展道路。在采纳苏联模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战略理论，诸如，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与作用的理论，重工业优先与农轻重平衡发展的理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的理论，等等。而这些问题六、七十年代才成为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二、 农业基础地位的理论对当代发展经济学的启迪
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重视人口众多、以农为主、经济落后的基本国情，特别是在苏联模式的弊端暴露出来之后，毛泽东开始考虑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先是在《论十大关系》中谈到农轻重的关系，这里已经确立了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然后是《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了农业的基础地位和作用：“首先，农业关系到五亿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农业搞好了，农民能自给，五亿人口就稳定了。第二，农业也关系到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商品性的农产品发展了，才能供应工业人口的需要，才能发展工业。……第三，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农村是轻工业的重要市场。只有农业发展了，轻工业生产才能得到足够的原料，轻工业产品才能得到广阔的市场。第四，农村又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第五，现在出口物资主要是农产品。农产品变成外汇，就可以进口各种工业设备。第六，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农业发展起来了，就可以为发展工业提供更多的资金”，并且特别提醒，“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4]毛泽东的这些认识，从当代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衡量，也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和前瞻性。
反观发展经济学家对农业的认识，我们会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事情。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农业代表着落后而工业则代表着进步，因而把农业经济视为被动的和辅助性的部门，其作用仅仅是为工业服务，农业仅具有工具价值，而工业则被认为是在发展战略中起能动作用的主导部门。帮助发展中国家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他们因袭发达国家的老路，不惜以摧毁传统农业的代价来实现工业化。但是，这些经济学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者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他们今天所面临的机遇和问题与当年的西方国家并不一样，其国情也与当年的西方国家大相径庭。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不仅没有得到保育，反而受到过度的榨取。到70年代，第三世界各国遇到发展危机时，发展经济学家和各国政府才又想起了农业的基础地位与作用。当今，农业的基础作用已经为广大的发展经济学家所认识：“农业部门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远非只是一个被动的、辅助性的部门”。[5]吉利斯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农业只是许多行业中的一种，但这是一种与众不同的行业”，“农业在国民经济中起着核心作用，因为贫困国家的大多数人都是靠土地谋生的”，他还从农业增长、粮食问题（“食品是一种基本的或战略性的商品，与军事武器并无不同。”）、工业劳动力的来源、积累的来源、外汇的来源、工业品市场等方面论述了农业的基础地位和作用。[6]
真是有意思，发展经济学家们摸索了多年之后，却突然发现自己误入歧途，始觉农业部门的地位之重要，而这一被他们忽略了的问题，十几年前中国在理论上已经解决了。虽然毛泽东这些正确认识在六七十年代没有能够很好地贯彻执行，但我们却不能由此而否认其理论意义。
三、 平衡增长、非平衡增长的论争与重工业优先、农轻重平衡发展的理论和实践
五十年代，发展经济学界有过一场关于经济发展战略的争论。论战的一方主张大推进式的“平衡增长”，另一方主张重点突破式的“非平衡增长”。[7]所谓平衡增长，是指在整个工业或者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同时进行大规模投资，通过各部门之间的配合和相互支持来达到国民经济的全面增长，达到实现工业化的发展目标。罗森斯坦--罗丹和纳克斯是这种理论的代表。鉴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上没有一席之地，平衡增长理论的试图通过国内市场带动经济的复苏和增长，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现代化。但不可否认，这种理论带有理想化的成分。正如吉利斯所说：“在关于平衡增长的争论中，有一种在纯粹的意义上是一种无法实现的意见：一个很少或者根本不存在工业的穷国，人们告诉它必须同时全面地建立各种工业 ，否则就只能任其继续停滞下去”。[8]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启动经济增长的资金、人才和技术而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低收入、低积累无法启动经济增长，没有经济增长就无法提高收入和积累。难道这些国家只有死路一条吗？
不，以赫希曼为代表的“非平衡增长”论者似乎已经为上述国家找到了一条活路。他们对“平衡增长”论提出反驳：大推进式的平衡增长的实质是要把一个全新的现代工业文明强加到一个停滞的传统的社会之上，而不懂得发展是经济从一种类型到另一种类型的渐进的转变过程，企图使这些国家在一天之内实现工业化或者现代化。他主张，发展中国家应当把有限的资源运用到一些重点部门，以实现重点产业的崛进，从而逐步带动其它行业和部门的发展。表面上看，非平衡增长理论有其合理性，但它也并非适应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比如，发展中的大国。对于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如果没有一个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而只发展一两个重点部门，其它产业依赖它国，这至少在战略上是危险的。
各执一词，走向极端，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因为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的大国，都不可能只发展一两个产业，也不可能齐头并进，而只能是在重点产业优先发展的同时建立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同时，工业化、现代化的模式也不可能是唯一的，不可能使大国小国都采用同一个发展模式，走同一条道路。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平衡增长和非平衡增长都是相对的，一国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中一般是不会选择极端的模式。中国正是平衡增长与非平衡增长相结合的成功范例。
正当发展经济学家争论得不可开交之时，毛泽东却已根据中国实际开始了理论创建与实践。一国的发展战略必须建立在基本的国情之上，一国的现代化道路必须植根于本国的具体国情之中。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自然资源相对丰富，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现代工业基础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已经有大约百分之十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9]这就是我们的国情，这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起点，这就是制定发展战略的依据。这样的经济基础，还有建国初期的国际国内形势，使我们不得不考虑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必须全面振兴国民经济，开足马力去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10]“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劲”。[11]尽快赶上发达国家，实现国富民强，这是落后国家共有的心理，并且，越是落后，面对的压力就越大，越是急于求成；[12]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重工业必须先行，这是后起现代化国家的成功经验，也是巩固和加强国防的需要。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再生产理论，还是后起现代化国家的实践，还是中国生产力的落后状况，都要求我们十分注意优先发展重工业。在最早进入现代化行列的国家中，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力较差，不能大规模地调动自然资源、人力、财力等社会力量进行大规模的基础建设，而私人资本的弱小与注重眼前利益的价值取向，使它对投资多、投资回收期长的基础产业（尤其是重工业）避而远之。因而，走上一条轻工业→重工业→后工业的发展道路。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国际压力容不得它们像现代化的先驱者那样慢吞吞地亦步亦趋，而必须走捷径。因而，大部分的后发国家则通过强大的政府去引导投资，走上一条不同的道路：重工业与轻工业协调发展。在这方面，成功的不仅有德国、日本、美国和韩国，而且更有苏联。因此，毛泽东说，“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不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它的社会生产也不可能不断增长”。[13]可以这样说，毛泽东为中国找到了一条走向现代化的捷径；三，建立工业体系是大国的资源与市场的必然要求，也是战略的需要，一个大国总不能建立在对它国工业品的依赖上。在这一问题上中国是同苏联有过争论的，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谈到，苏联及东欧一些国家都曾要求中国不要搞完整的工业体系，毛泽东提出 ，像捷克、日本这些国家，铁矿等资源靠外国，还发展了钢铁工业，我们资源多，怎么能不搞呢？四，加强农业是稳定社会，发展经济的基础。重工业优先发展，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综合平衡的发展战略是上述几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任何处于现代化、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其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都在于如何处理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同样，毛泽东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实质在于如何处理工业与农业、经济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关系。毛泽东说，“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14]后来，他又提出“要重工业，又要人民”，“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思想。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又提议把国民经济发展的次序由重轻农改为农轻重。
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实际制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原则在中国的运用，也不仅是对苏联建设经验的扬弃，而且是对平衡增长理论与非平衡增长理论的自觉运用，为当代发展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四、 人民公社的建立、社队企业的创建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化
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走向现代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的过程却是一个充满血和泪的过程。相比之下，最早进入现代化行列的国家虽经历了农村劳动力转向城市工业部门、乡村社会变成城市社会这样一个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过程，实现了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的转移，但仍出现了像“圈地运动”那样绵延数百年的痛苦，大批被剥夺土地的农民要么死于贫困和饥饿，要么远居美洲，要么成为雇佣工人，而绝大部分则涌入城镇，流落街头，等待着“流浪汉惩治法”的制裁。战后进入现代化行列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实现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的过程中，试图仿效这一模式，结果，大量的农民破产、失业，盲目地涌入城市。这样的工业化、城市化并非人民所期望的，也是发展经济学家们所始料不及的。因此，在拟定经济发展战略时，毛泽东未雨绸缪：“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15]
在新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毛泽东站在世界现代化、工业化进程的历史高度去审视中国的现实问题，试图走出一条超越传统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的道路，以加快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社会，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若采用传统的那种依靠现代产业部门逐步吸纳农村过剩人口的方法，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这又恰恰是中国这样一个后起的现代化国家在时间上所不容许的。时间是后发国家最可宝贵的资源。然而，若采用急进的方法来完成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大批农民或将破产，或将流入城市，这对农民来说是一种痛苦，对国家和社会来说则是一种不安定因素。看来必须另辟蹊径，找出一条费时少、见效快、痛苦小的道路：这就是建立人民公社和兴办农村工业。
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发展农村生产力以及便于国家控制农业剩余以较低的转移成本和畅通的渠道流向非农业部门，同时，也是为了把农民稳定在土地上，使其不至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的不安定因素。实行集体化和建立人民公社既可通过简单的劳动协作提高劳动生产率，又可控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无序流动。陈云回顾说，工业化与粮食低产量之间形成了矛盾，中国摸索了六年，先是注意垦荒和兴修大型水利，但这需要大量的资金和向边疆地区移民且非短期内可以收效。后来，“合作化后，组织起来的农民，自己动手搞水利。人还是那些人，但组织起来，力量就大得多，积肥、改良农具和种子、改进耕作技术等等以前不易办的事，之后都不难了”。[16]毛泽东也说，五五年上半年闹粮荒，“合作化的决心就是那个时候搞起来的”。[17]
但在实践中，党中央和毛泽东从发达农村经济、缩小城乡差别的目标出发，指引人民公社逐步演变成为一个集工农商学兵为一体的社会组织形式。发展农村工业就成为人民公社的一项重要任务，“公社要工业化”。[18]毛泽东说：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会有大量农村剩余人口涌入到城市到里来，造成城市人口的过度膨胀。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要好一些。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要有自己的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到了这一些，农村的人口就不会再向城市盲目流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形式虽然后来被证明有很多不切实际的地方，但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期在稳定农村人口、创造一个有利的社会发展环境方面，人民公社可以说功不可没。同时，正是人民公社孕育了中国农村工业的基础。有道是，沉舟侧畔千帆竞，病树前头万木春。人民公社虽然解体了，但乡镇企业却在此基础之上成长起来，成为近二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亮点。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化，仅靠城市工业化，对中国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大国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解决劳动力的就地转化问题，即兴办农村工业，实现农村工业化。在发展地方工业、农村工业方面，党中央和毛泽东倾注了极大的精力。1958年1月21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结论中提出：地方工业超过农业要多少时间，五年？十年？要做一个计划。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又说，农业社也可办加工业。1958年12月，中共中央颁发《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提出了国家工业化、公社工业化的任务。此后，在党和国家的政策、技术、人员的支持下，社队企业基本上形成了“资源优势+劳动力优势+技术支持+社会需要”的生产经营模式。社队企业迅速发展。1958年底，全国社办工业达260万家，产值达62.5亿元。后来，虽历经曲折，但整体上有了比较大的发展，到1978年底 ，社队两级共有企业152万个，安置农业剩余劳动力2826万人，产值达491亿元。[19]农村社队企业的发展为改革开放之后农村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奠定了基础，社队企业----乡镇企业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使广大农民直接卷入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潮流，成为中国工业化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在世界工业化的历史上走出了一个新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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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5]M.P.托达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18,387.
[2] 西方学术界对第三世界的理解与我们的并不一致。正如托达罗所说，“联合国143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会员国通常集体地将自己称为第三世界。它们这样做基本上是为了把自己与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第 一世界）和社会主义国家（第二世界）区分开。”[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上）p5注①]。德国历史学家汉斯—于尔根·普尔也认为，中国“至少从40年代未以来就不再成为‘第三世界’的一部分了，不过它一度可能是‘第二’(即社会主义)世界中称得上独立的一员。”[《欧洲现代化与第三世界》载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第31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11月版。] 就连联合国和世行等一些国际组织也把“中央计划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分门别类。可见，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很长时间之内都是实行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家，而实行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国家则不在其列。
[3] 基思·格里芬.从理论上看不发达问题[A].C.K.威尔伯.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上）[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33.
[4] [10][11][14]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99~200,89,350,24&25.
[6][8] M. 吉利斯.发展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409~412,59.
[7] 关于平衡增长与不平衡增长的理论。见:Rangner Nurkse . Problems of Capital Formation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Paul Rosenstein—Rodan . Problems of Industrialization of Eastern and Southeastern Europe[J]. Economic Journal, June—September 1943 . Albert Hirschman . 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8. 另见，陶文达.发展经济学[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326~331. M.吉利斯.发展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58~60.
[9]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30.
[12] 列宁说：“要么是灭亡，要么是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要么是灭亡，要么是开足马力奋勇前进。历史就是这样提出 问题的”。[列宁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1.]斯大林说，第一是速度，第二是速度，第三还是速度。康有为认为：“欧、美以三百年而成治体，日本效欧、美，以三十年而摹成治体”，“若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康有为政论集（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1.224.]孙中山说：“美国需百余年而达于强盛之地位者，日本不过五十年，直三分之一时间耳。准此以推，中国欲达于富强之地位，不过十年已足矣”。[孙中山选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48.]
[13][15][18]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21,128,80.
[19] 张毅.中国乡镇企业艰辛的历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0.22.
[16] 陈云年谱（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299.
[1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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