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燕：毛泽东探索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之评析

 
　　[摘要]实现现代化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主旋律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但同时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也存在着失误,研究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总结经验教训,加快小康社会建设进程无疑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毛泽东   现代化   贡献   失误

　　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列强的殖民入侵，中华民族开始了早期现代化进程。由于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一进程终未能摆脱被动迟滞的困境。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新起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先河，进行了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探索，取得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研究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探索，分析其中的成就与失误，对于我们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意义尤为重大。

　　一、毛泽东探索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独创性贡献

　　现代化是指18 世纪中叶以来，发端于英国等欧洲国家，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文明、工业社会过渡和变迁，并同时引起社会生活各领域发生深刻变化的全球性历史过程。建国以后，如何在一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极端落后的农业国度实现现代化这个问题历史性地摆在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面前。毛泽东领导全党开始了艰辛的探索，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 一 ) 中国现代化的模式选择：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

　　建国初期，鉴于我们党对新情况和新任务知之不多、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现实，毛泽东提出了向苏联学习的口号，我们的建设基本上是按照苏联模式进行的，这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并且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但随着苏联经济建设中各种矛盾日趋尖锐，特别是1956 年匈牙利事件的发生和对斯大林的批判促使毛泽东反思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问题，他开始强调要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探索中国自己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必须正确地认识和分析中国的国情。毛泽东坚持从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这一基本国情出发来思考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我们一为'穷', 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1]他强调这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前提和基础，我们"应根据自己国家的特点决定方针、政策，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特点结合起来"[2]

　　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还必须正确对待外国的经验。毛泽东十分重视向外国学习，他主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3]"照抄是很危险的，成功的经验，在这个国家是成功的，但在另一个国家如果不同本国的情况相结合而一模一样地照搬就会导向失败。照抄别国的经验是要吃亏的，照抄是一定会上当的，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4]

　　正是在有分析有批判的学习和探索中，毛泽东得出了"任何外国经验，只能作参考，不能当作教条。一定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5] 的重要结论。这一结论不仅在当时发挥了积极的指导意义，而且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先导。

　　( 二 ) 中国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现代化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动地卷入世界现代化浪潮中。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呐喊声中，无数先进分子把眼光投向西方，先后经历了从器物上学西方，到制度上学西方，再到文化上学西方逐步深化的三个阶段。然而，在列强殖民主义威胁和现代文明示范下展开的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由于其不顾中国的国情与特点而简单地模仿和移植欧美的现代化模式，注定要归于破产。历史证明，"现代化并非一个简单的向欧美国家的认同过程，其间必然蕴含着每个国家在各自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对现代化的不同价值取向和模式选择。"[6]

　　毛泽东总结了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社会主义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唯一可行的方向选择。在革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这实际上是一篇向苏联学习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宣言书。建国后，毛泽东反复强调工业化、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1952年，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公布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明确把社会主义与工业化联系在一起，认为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为国家工业化创造更充足的条件。1953年10月31日，毛泽东在修改中央关于统购粮食的宣传要点稿时，将原稿"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工业化就是要使中国由工业不发达的国家变成工业发达的国家"修改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是要使中国由工业不发达的国家变成工业发达的国家"。

　　中国的现代化是和社会主义相结合的。社会主义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为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此外，当时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不允许中国走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诸多负面效应，社会主义国家则呈现出蒸蒸日上之势，这为毛泽东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制度选择上提供了参照。总之，"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自我意识、世界现代化大潮的发展趋向、中国独特的国情与发展背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百年历程，所有这一切内在和外在的因素都使得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了社会主义基本导向。"[7]

　　( 三 ) 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目标：社会全面进步的现代化

　　现代化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其进程必然会促使经济、政治、文化各领域发生深刻变化。毛泽东正是这样理解现代化的，在他的构想中，现代化目标是涵盖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宏大体系。

　　现代化的基础和核心内容是工业化。最初，毛泽东对我国现代化的设计是以实现工业化为出发点的，这主要是考虑到我国仍然是一个极端落后的农业大国，在工业只占国民经济10%的国情背景下，以工业化的战略口号相号召，更切合中国的实际，也符合现代化的要求。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明确指出，新中国成立后，要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进而"使中国稳步地 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8]

　　随着国民经济恢复的基本完成，毛泽东开始围绕社会主义建设全局来研究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他对国家发展前景和目标的构想，也逐步由实现工业化向实现现代化转变，提出要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序来安排国民经济发展。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比较完整地表述了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9]

　　政治民主化历来是毛泽东关注的问题之一。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 时期，他都没有放弃过对建立真正民主制度的追求。在他看来，政治民主化既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共享现代化成果的可靠保障，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他领导全党依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创立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而为人民形使民主权利奠定了基础。

　　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力量。早在新中国成立之时，毛泽东就明确提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并预言"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10]。社会主义新型文化的构建是通过破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文化观念和有重点有步骤地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来展开的，为了推动文化建设进一步展开，毛泽东又提出要坚持文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这些正确思想的指引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安邦定国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文化呈现出勃勃生机。

　　此外，毛泽东还十分重视科学技术革命对现代化的推动作用。他认为落后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进行科学技术的革命，"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11]因此，他多次号召全党同志学习科学技术知识，要求"我们的同志，无论搞工业的，搞农业的，搞商业的，搞文教的，都要学一点技术和业务"[12]，强调要培养大批知识分子，组成强大的科技队伍，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 四 ) 中国现代化的依靠力量：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

　　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而在积贫积弱的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其艰巨性和长期性更是不言而喻，因此这一事业必须植根于强大而又联合的建设力量中。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应当依靠哪些力量，这是关系到现代化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毛泽东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13] 的总任务。后来的《论十大关系》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毛泽东主张"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14]，而在各种力量中，"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对于作为消极因素的反动势力，他采取了积极对待的方法，提出"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15]

　　面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16]并且创造性地提出"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一论断。[17]可见，他坚持团结一切尽可能团结的力量，着眼于不断扩大现代化建设的队伍，从而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深厚的力量源泉。

　　二、探索中的失误剖析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寻找一条能够迅速改变我国贫穷落后面貌的现代化之路，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观点。然而，在实践过程中，由于缺乏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刻认识，这一探索偏离了共产党人长期坚持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走上了曲折发展的道路，出现了一些偏差和失误。

　　( 一 ) 探索的现实起点：国情认识上的片面性

　　对国情认识的片面性，使毛泽东的探索逐渐脱离了正确轨道。最初，毛泽东对中国的国情有着较为清醒和深刻的认识。到了50年代中期，他虽然仍多次强调"一穷二白"，但侧重点却转向了"穷"、"白"对现代化建设有利的一面，认为穷是一种强大的动力，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中国虽然是一张白纸，但却没有负担，可以直接采用先进科学技术，避免先进国家在科技发展方面曾走过的漫长道路。这些看法诚然有其合理性，但是毛泽东过多地从对立面转化的角度认识国情，却忽略了国情的本来面目。他低估了经济文化的落后现状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忽略了缺少技术对现代化建设的严重束缚，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思想不断滋长，力主缩短建设时间，要在"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显然，这是对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估计不足。

　　( 二 ) 现代化的动力机制认识上的偏差

　　在现代化的动力机制上，毛泽东强调群众运动是现代化的实践动力。群众运动在革命战争 时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它是否适合于经济建设，当时却并未认真试验。毛泽东把这一经验运用于现代化建设中，形成了一种以广泛发动群众为主要动力的现代化战略，并提出，"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 [18] 应当说，在当时特定的情况下，群众运动可能发挥在短期内集中力量完成某项攻坚任务的效果，而把群众运动当成万能的武器运用于一切领域，这实际上是过高地估计了人的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有悖于经济建设规律和现代化的要求。

　　( 三 ) 苏联模式的束缚

　　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囿于苏联模式，虽然对其具体方针和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和改革，但最终未能跳出苏联模式的窠臼。从实际出发，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和特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这是毛泽东的最初设想，无疑他的本意和起步是正确的，也确实提出了许多闪光的思想。但是，他并没有真正从理论上认识到苏联模式的弊端，只是在肯定苏联模式的前提和基础下，针对其实践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索。在这样一个基调下，再加上毛泽东过分强调社会主义的政治色彩、排斥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中积累的若干先进经验和文明成果，从而在自觉不自觉中陷入苏联模式，使中国现代化的运行失去了应有的生机和活力。

　　总之，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极端落后的农业大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极其艰难复杂的事业，需要创造性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反复探索。在没有现成经验和理论可以照搬的情况下，毛泽东的探索难免会出现失误。今天看来，之所以会产生这些失误，归根到底，是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缺乏深刻认识。毛泽东主观上倾向于纯而又纯、公而又公的社会主义理想，并试图通过不断调整生产关系、提升所有制的公有化程度乃至发动阶级斗争来推动生产力发展，脱离实际盲目追求高速度，最终导致了他领导下的现代化道路探索背离了最初的正确思路，远远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三、毛泽东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启示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起步阶段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初步建立了比较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培养了大批经济文化建设的骨干力量，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毛泽东所领导的探索还为我们今天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和思想材料。

　　毛泽东探索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历程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的客观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任何理论上的照抄照搬和实践中的脱离实践 都必然要导致失误。而且，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必须根据时代主题的变化和本国实际发 展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不断进行理论和实践创新。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领导下，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步入了全面发展的腾飞时期。邓小平没有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个别结论，廓清了长期以来的认识误区，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在实践中，他坚持以改革为动力，建立和发展起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基本框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新道路。

　　总之，毛泽东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精神财富，其间所形成的一些重要思想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对我们今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

　　注释：
　　[1][2][3][4][5][14][15][16][17]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44页，第64页，第41页，第64页，第133页，第23页，第23页，第205页，第206页。
　　[6]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三联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7] 陈勤、李刚、齐佩芳，《中国现代化史纲》，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 页。
　　[8]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页。
　　[9]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10]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5页。
　　[11][13]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8页，第350页。
　　[12]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71页。
　　[18] 转引自《中国共产党四十年》，马齐彬、陈文斌等编写，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54页。

　　作者简介：王燕（1979-  ），江苏盐城人，硕士，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