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以农业立国，农民是国家的主体，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然而，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先见之明”，也不是超人意志，而是经过了一个从不正确到正确、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认识到实践的发展和飞跃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共产国际起着加速器的作用，它对中国农民问题的指导加速了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形成的历史进程。
一、毛泽东早期农民问题观
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主要是指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阶级和农民问题在革命中的地位及作用的根本看法。其内容主要包括：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土地问题、建立农民武装问题、用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问题等一系列理论。
从客观上讲，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中国农民问题不但不在其心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甚至于在对中国农民问题的认识上存在着某种偏激的观点。如毛泽东在“致黎锦熙信”中写到：“政治、法律、宗教、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终日经营忙碌，非为君子设也，为小人设也。”，“皆可废而不用。” 在此，毛泽东把“农”视为“多余”、“可废而不用”之业。尤其是在其所撰写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一文里，他列举了“认为有研究价值续行加入之问题”的七十一组问题中，提到了教育问题、女子问题、交通问题等，而对农民问题却只字未提。这足以表明：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所关注的是政治问题、人生观问题和经济等问题，而不是农民问题，虽然在某些时候也能提到“农夫”、“种田人”，但都是起着衬托作用，并不是问题的中心所在。即使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初期，农民问题在其心目中仍然不占有重要的地位。对此，金冲及先生在《毛泽东传》中有过记载，他说：“建党初期，他首先关注的是工人运动。……恽代英一九二三年曾写信给毛泽东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去搞一搞。毛泽东认为，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顾得上农村呢？”。 美国研究毛泽东的专家R·特里尔在其专著《毛泽东传》中也有曾过类似的表述：“农民问题就象天边的一片云，它在五四的主题中没有一席之地。……毛已经在城市度过了十四年，他一直在学生和工人中间活动。” 对此，毛泽东本人也毫不隐晦，并在后来的回忆中谈到：“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以后……，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民组织起来的运动。”
可见，毛泽东无论是在青年时期，还是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初期，无论在认识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还没有认识到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及作用，更没有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农民运动之上。
二、共产国际对中国农民问题的指导，加速了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形成的历史进程
共产国际是统一的世界性的共产党组织，成立于1919年。中国共产党自从于1922年正式加入共产国际后开始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因此，作为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的毛泽东，其理论的形成不能不受共产国际的影响。
（一）“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共产国际在毛泽东农民问题观转变过程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毛泽东农民问题观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是在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后，特别是在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期，而在此问题和在此时期，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农民问题的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对推动毛泽东农民问题观的根本性转变起了积极作用。
首先，共产国际在国共两党合作问题上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共产国际根据当时中国革命实际和国共两党状况，制定并发出了一系列的文件提出了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1922年8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给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发出了关于两党合作问题的指示信；1923年又连续发出三个文件，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 同时，共产国际还派代表来到中国，往来于国共两党之间，并接受孙中山的委托参与了国民党改组和一大宣言及章程的起草工作。由于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和大力的帮助，国共两党实现了历史上第一次合作。虽然，在两党合作问题上共产国际在指导思想上存在着“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的倾向，认为国民党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而“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 但是，共产国际对推动两党顺利实现合作和推动农民运动高潮的到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其次，两党合作为提高毛泽东对农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天地。在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国际积极帮助孙中山及革命政府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促使其采取了发动农民进行革命的具体政策，如设置农民部、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提供农民运动经费、创办农民运动刊物等，这些具体措施，不仅推动了中国农民运动高潮的到来，更为毛泽东农民问题观的根本转变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和广阔的舞台。此外，共产国际还给中国共产党发来了一系列关于指导农民运动的重要指示，并强调：“在中国，农民是一支决定性的力量。一旦把他们正确组织和武装起来，他们定使中国革命所向无敌。”“把中国的农民卷入革命愈迅速彻底，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战线就愈强大”，因而，要求中共要“对农民工作给予专门注意”， “要在最广大的中国工农群众中尽量扩大和加深革命思想和民族解放思想的影响”。
在两党合作时期，由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府采取的促进农民运动发展的一系列具体措施，以及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发来的关于强调农民在中国革命中重要作用的指示，为毛泽东农民问题观的根本性转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正是在两党合作的良好环境中，在共产国际精神的指导下，在充分吸收共产国际关于农民问题思想营养和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问题的认识开始发生根本性转变。尤其在1925年，毛泽东利用回乡休养时机，一面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一面发动和领导了韶山的农民运动、建立农民协会组织、领导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斗争……，从此之后，他才开始真正的“注重研究农民问题”。 当毛泽东从家乡回到广州之后，特别是在1926年出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期间，他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更进一步深化。毛泽东不仅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等课程，还指导组织学员深入到农村学习，组织了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引导学员认识农村阶级关系，解决农民运动中的实际问题。
毛泽东一面极参加领导农民运动的社会实践，一面不断总结农民运动的经验，并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关于论述农民问题的文章，把农民问题上升到理性的高度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在文章中，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对中国农民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基本理论和政策。他认为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国革命没有广大农民参加，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国民革命不会成功”，为此，毛泽东还大声疾呼：“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
这表明，在国民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问题的认识既有宏观的考察，也不乏理性的思考，已经由感性认识阶段发展到理性认识阶段出现了质的飞跃，而在这一飞跃过程中，共产国际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共产国际关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指示，深化了毛泽东对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认识
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而农民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土地问题，能否正确地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关系到中国民主革命成败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但毛泽东对此问题的认识，并非一开始就给予高度的重视。在1924年的时候，毛泽东还在强调，“我们的组织还不够强大，影响还到不了群众，恐怕还不适宜马上提出反对大地主的口号。”“目前中国农村的阶级分化还远未到开始为土地而斗争的这一步，这种口号现在吸引不了农民群众”。 后来，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却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共产国际曾给予很大的帮助。
早在1923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中就指出：“在中国进行民族革命和建立反帝战线之际，必须同时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只有把中国人民的基本群众，即占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吸引到运动中来，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尽管这个指示仍存在一定不足，并迟至三大结束后才收到，但无可否认的是，它对中国共产党及毛泽东等领导人重视并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起着引导性作用。1926年，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在目前革命发展的过渡阶段中，土地问题尖锐起来。这是目前形势的中心问题”，“土地政策是胜利结束反帝斗争和进一步发展革命的前提”， 并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有步骤地在农村一切权力归农民协会和农民委员会”的口号下开展土地革命。 在中共五大上，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在报告中再次强调指出：中国革命发展的初期阶段，“首先应该是土地革命”，“土地问题是目前中国革命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随着共产国际对解决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的指导，使毛泽东在领导革命的实践中，对土地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并在深入研究土地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完整的土地革命理论。1926年，毛泽东发表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在文中他引用斯大林在《论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中的话来阐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他指出：“农民问题的中心就是土地问题，不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农民将不能拥护革命到胜利”， 1926年，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写的《视察湖南农运给中央报告》中明确提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已经是需要立即实行的问题。”
由此可见，在共产国际的影响和推动下，毛泽东对土地问题的认识已从初浅的认识到宣传其重要性，再到着手实施解决已产生了质的飞跃。而就在毛泽东农民问题观转变过程中，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确起了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艰苦探索，对共产国际产生的影响
通过上述论述，我们已清楚地看到：在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形成过程中，共产国际及其代表起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有一些史料表明：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问题的艰苦探索反过来也影响了共产国际，对促使共产国际改变并纠正一些失误起了积极作用。
（一）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发表，在一定程度上对共产国际制定开展土地革命的总方针起了促进作用
国民大革命后期，由于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了乡村土豪劣绅和国民党右派及反动势力的惊恐，并大叫农民运动破坏了社会秩序，是“痞子运动”，“糟得很”。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和中国共产党党总书记陈独秀等人也认为，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最终必然会“破坏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的国民革命运动”， 因此，应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此时，毛泽东“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 但当毛泽东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后，就完全改变了态度。直到此时，毛泽东才开始对共产国际关于限制工农运动的指示和政策产生了一定的怀疑，并力图冲破国际的束缚。在考察中，毛泽东看到了许多“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奇事：长期受压迫的农民正在从各省起来“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其势如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 实在是“好得很”，必要得很。尽管毛泽东的观点遭到陈独秀的反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中央也“毫无影响”， 但却迅速引起了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重视。此时，正值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刚刚通过将中国革命引上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激进决议，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对掀起工农运动，推进中国革命正充满幻想之时，毛泽东的这篇为农民造反而大声叫好的文章使共产国际找到了希望的证据。对此，共产国际立即大加赞许，并在《共产国际》及《革命东方》等杂志上，广为译载介绍。不仅如此，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斯大林等也多次引用并高度评价毛泽东的这篇考察报告。布哈林说：“报告写得极为出色，很有意思，而且反映了生活”，“报告中提到的农村的各种口号也很有意思”
共产国际之所以能够肯定并高度赞扬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毛泽东的革命实践活动感染了它。尽管国际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其限制工农运动的政策，但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帮助中共制定“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却起了积极作用。
（二）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共产国际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选择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认识
中国自以俄为师以来，尤其是在加入共产国际之后，在选择革命道路问题上始终是坚持俄国城市中心论的模式。即使在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下领导发动的一系列武装起义仍是攻打中心城市，但都以失败而告终。残酷的事实促使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对俄国革命胜利的模式进行反思，并在秋收起义受挫后，率先将队伍带向了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地区——井冈山地区，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通往胜利的路。对此，共产国际最初并不相信毛泽东所创立的这种与“落草为寇”并无二致的所谓“红军”能在中国的穷乡僻壤里有多大作为。但是，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尤其是当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从一份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了解到，“中国各地的工作都处于严重困难之中，问题成堆，惟独毛所在之湘赣边境数县，形势甚好”， 而在中国城市里苏联的外交官同无数的暴动工农一同横尸于广州街头之后，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才开始意识到，“这种以夺取个别中心城市，从而一哄而夺取全国政权的暴动策略，在中国也许未必合适。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不能不重新重视毛泽东所创造的，尽管是生长在他们几乎在地图上都找不到名字的偏僻乡村里的红军游击队。因为在那种白色恐怖的严酷时刻，惟有这些远离城市的红军游击队仍旧显露着它的生命力。” 于是，他们开始对毛泽东另眼相看了。从1929年起，苏联的《真理报》开始连续报道了朱德、毛泽东在赣南、闽西根据地开展的武装斗争以及毛泽东开展农民运动的情况。 “据不完全统计，在从1929年初开始至1936年初这段时间里，‘毛泽东’这个名字在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的各种重要文章中，就出现了近60次之多” 。
上述史料表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前期和中期，共产国际虽然坚持城市中心论，但是对于毛泽东等人在实际斗争中所走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模式并非是视而不见。尽管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理论此时未能使共产国际完全放弃城市中心论，但“进入到1930年以后，情况明显地有所不同了。在1930年5月以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斯大林也不止一次与中共代表，或与共产国际的领导人谈到中国革命的方法问题。他显然已经意识到，很难简单地把俄国的一切照搬到中国去，中国很可能要走武装革命的道路，要依靠农村中的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来创造夺取政权的条件。” 斯大林曾明确地向当时正在莫斯科的周恩来提出：“既然中国的军阀都能够搞武装割据，你们为什么不能建立大一些的武装根据地。如果有四川那样大的一块地方，中国革命就好办了。”斯大林是在承认“毛泽东当年的路走对了”， 显而易见，毛泽东影响了共产国际。
（三）毛泽东制定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土地革命政策，对共产国际调整并纠正土地国有政策起了积极作用
土地问题是中国农民革命的根本问题。对于如何解决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共产国际极力主张实行土地国有政策。1926年共产国际在《中国问题决议》中提出：“中国共产党应把土地国有化的要求提为无产阶级土地纲领的基本要求”。 1927年，共产国际再次重申了实行土地国有的主张，认为“土地革命，包括没收土地和土地国有，是中国革命新阶段基本的、内在的社会经济内容”。 1927年，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中提出了实行土地国有的主张。从此之后，各个革命根据地都陆续贯彻了土地国有的政策。对于共产国际及党中央要求实行土地国有的指示和决策，起初毛泽东与其他的党员一样也在认真地贯彻和执行着，并不像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对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毛泽东一开始就进行了抵制。毛泽东在井冈山地区所主持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就是最好的例证。那时，毛泽东在井冈山地区实行了“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土地所有权属“苏维埃”政府而不属于农民，“禁止买卖”等政策。 但当毛泽东在执行共产国际指示和党中央决定的过程中发现土地国有政策极大地挫伤了农民革命积极性后，开始从实际出发，并为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土地政策而进行了大量的农村调查，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条适合中国农民需求的土地政策即土地农有政策。
毛泽东等人根据中国具体的国情制定的符合农民要求的土地革命路线，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农民参加革命的积极性，而且也成为推动了共产国际对土地国有政策的调整。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的影响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30年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指出，绝对禁止土地买卖是一种“为时过早的措施”，是会使群众唾弃我们的错误做法，并要求“暂时不要禁止买卖土地”， “土地国有问题，现在是要宣传，但不是现在已经就能实行土地国有；……禁止土地买卖，目前是不需要的口号，这只是增加了农民的恐慌心理。”
综上所述，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不仅对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的形成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理论的艰难探索也影响了共产国际，它对于共产国际改变并纠正在指导中国农民问题上的一些失误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共产国际与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形成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互动关系。但这种关系决不是被动的，而是根据现实发展的需要而不断做出的积极调整。特别是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这种互动并不完全是共产国际指示的结果，而是出于一种高度的民族使命感，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积极探索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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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同上。
26、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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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348～349页。
（作者简介：佟艳，辽宁省辽阳市辽阳职业技术学院社会科学系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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