眭明泉：毛泽东与反腐败斗争

一

　　 中国共产党历来正视党的作风建设，重视反腐败斗争。为了党和革命队伍的纯洁性、革命性，为了保持党和革命队伍的生机和战斗力，毛泽东同志“对党风不正、政治腐败一直深恶痛绝，对贪污腐化分子和官僚主义者向来主张严惩不贷。”［2］在他的倡导和主持下，我们党和政府开展了一场又一场的反腐败斗争。

　　 1、中央苏区的反腐败斗争

　　 毛泽东同志在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时，就根据苏区廉政建设的需要，设立了“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建立了控告局，区、县、省及中央苏区机关内均设有相应的机构。控告局主要是通过受理群众举报，组织突击队，及时查清问题，是确保苏区各级政府廉洁的一个重要部门。［3］ 1933年下半年，毛泽东根据当时苏区各级政府内存在比较严重的腐败问题的情况，决定发动一场反腐败的斗争。毛泽东同志亲自为《红色中华》写社论，号召苏区的党员、干部、群众同贪污浪费、官僚腐败作斗争。要求“工农群众起来反对各级政府浪费政府的钱，把各级政府中的贪污腐败分子驱逐出政府。”苏维埃中央政府还先后下达了《怎样检举贪污浪费》、《继续开展检举运动》等指示和命令。［4］ 1933年12月15日，毛泽东签暑颁布了《关于惩处贪污浪费行为》第二十六号训令，对贪污腐败等行为规定了具体的惩处标准。［5］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红色中华》专门开设“红板”、“黑板”、“反贪污浪费”专栏。［6］ 在这场反腐败斗争中，许多贪污腐败的案件被揭发出来。如叶坪村苏维埃主席谢步升利用职权贪污打土壕所得财物，偷盖公章，伪造通行证，奸淫妇女，毛泽东知道后立即指示：“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谢成为苏区第一个被枪毙的贪官。腐败案涉及面最广、判刑最重的是雩都县大案。此案含贪污案件23起，涉及犯罪人员数十人。其中县委书记、中央委员刘洪清因涉案被撤职；县苏维埃主席能仙壁被判刑；首犯刘士辉、刘天浩等人被判死刑当场执行。［7］

　　 2、抗日战争时期的反腐败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反腐败斗争的突出例子表现在处置黄克功案件和开展延安整风运动。　

　　 红军长征到陕北后，虽然环境恶劣，一部份同志却产生了安逸思想。最突出的腐败案例是一九三七年十月，红军将领黄克功对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逼婚不遂，开枪把刘茜打死的案件。黄克功少年时加入红军，作战勇敢，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案发后不少同志认为可以功过相抵。刘茜的家人开始非常气愤，后来也认为应让黄上前线，戴罪立功。黄自己也写信给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检讨自己的罪行，要求上前线战死沙场。毛泽东同志认为：“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毛泽东同志还认为，“黄克功同志不同于一个普通的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毛泽东同志号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毛泽东要求雷经天同志“在公审大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的信。”［8］

　　 四十年代初的延安整风运动，既是全党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又是端正思想路线、反腐倡廉的学习活动。遵义会议后，党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使党的路线开始转到了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轨道上来。战事的紧迫和环境的局限，对左右倾错误的思想根源无法纠正和批判；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党又增加了不少新党员，这些新党员还缺少党性的锻炼和艰苦环境的磨炼。针对党内由于上述原因而存在的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情况，1941年5月，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1942年2月，毛泽东又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报告。在报告中，毛泽东总结了党内左右倾错误产生的思想根源，为整风运动规定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内容。［9］毛泽东同志认为，“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10］ 他还尖锐地批评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认为“主观主义是一种不正派的学风，它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它是和共产党不能并存的。”［11］ 闹独立性是党内宗派主义的典型，“张国焘是向党中央闹独立性的，结果闹到叛党，做特务去了。”“闹这类独立性的人，常常跟他们的个人第一主义分不开，……他们在口头上虽然也说尊重党，但他们在实际上却把个人放在第一位，把党放在第二位。”“为了这些，就要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在同志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把资产阶级政党的庸俗作风也搬进共产党里来了。”［12］这是产生一切腐败思想和腐败行为的根源。他在《反对党八股》的讲演中还列举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认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种东西，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都不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而是剥削阶级所需要的”。延安的整风运动，使广大党员和干部统一了思想，增强了党性，克服了不良的倾向和情绪；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进一步掌握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树立了联系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并帮助新党员树立了无产阶级的立场，使全党紧密地团结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基础。

　　 4、50年代初的整党整风和三反运动

　　 1948年中共的党员已达200万，不少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加入了解放军。战局迅猛发展，政治教育滞后，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同志就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等一系列文件，认为在这些新党员、新人员中，“其中很多人的思想作风极为不纯；老干部老党员中亦有很多人骄傲自满，发展了严重的命令主义作风，任意违反党与人民政府的政策，采取蛮横态度去完成工作任务，破坏了党与人民政府的威信，引起人民的不满，甚至有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犯法乱纪等极端严重的现象发生。”［13］ 同时要求结合“三反”运动开展整风。文件指出，“事实证明：‘三反’运动是一个更加现实与深刻有力的整党运动，如果不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三反’运动，则党内许多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现象就不能尽情地被揭发出来，，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就不能得到适当的惩处，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与危害，也就不能彻底克服和肃清。”［14］ 文件要求“立即抓紧三反斗争，召开干部会议，限期展开斗争，送来报告，违者不是官僚主义，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职查办。”［15］ 在这次整党和“三反”运动中，揭露出了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专员张子善的严重贪污腐败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文件上写道，“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16］ 通过整党的教育和对一批腐败分子的惩处挽救，遏制住了一些党政干部腐败的苗头。

　　 5、六十年代初的“三反”、“五反”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毛泽东同志分别于一九六0年五月和一九六三年三月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开展“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两个指示。文件认为，在相当一些地区、单位和部门存在较多的问题，“突出表现的是：损大公、肥‘小公’，打埋伏、耍手段，只顾局部、不顾大局，本位主义滋长起来了；贪图个人享受、讲排场、铺张浪费、假公济私、走‘后门’，破坏制度、损人利己、多吃多占、滥用国家资财、挥霍人民血汗的现象，也滋长起来了。尤其严重的是，贪污盗窃国家资财，牟取暴利等活动猖狂起来了。”文件还尖锐地指出，一些领导干部“对党和国家的利益，对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他们高高在上，不了解下情，不去调查研究，只是‘走马观花’，不求甚解，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热衷于滥发报表文件，把我们为人民服务的机关，变成了缺乏朝气，没有战斗力的官僚组织。”“对损害社会主义事业的坏人坏事，可以自由地熟视无睹，听之任之，有的简直成了坏人坏事的包庇者和纵容者。有些官僚主义甚至发展到违法违纪，压制民主，欺压群众，走上了非常危险的道路。官僚主义的态度和作风，已经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了许多的损失，如果听其发展，不坚决加以克服，必将造成更大的危害。很显然，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毛泽东同志开展新“三反”和新“五反”运动的初衷是好的，对端正党风，转变作风起了一定的作用。对势局的估计和干部队伍的问题看得过于严重，在后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有扩大化的倾向，挫伤了广大基层干部的积极性。

　　 以上史实说明，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始终从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高瞻远瞩，长期一贯地关注党风政风建设，对党内政府内的腐败现象和腐败行为进行毫不留情的揭露，进行坚决的斗争。

二

　　综观毛泽东同志反腐败的思路、论述和实践，其反腐败思想突出表现在对马克思列宁　主义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理论上的拓展与创新、战略上的持久战与战术上的集中打击、实际工作中的相信与依靠群众等等特点。

　　 1、 对马克思列宁反腐败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在反腐败斗争的实践中，毛泽东同志继承发展了马克思列宁的反腐败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并领导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等革命组织的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原则，就是要尽力防止党内出现官僚主义，防止“党内的官吏―─自己的仆人”变成“在党内恣意作威作福的官僚。”［17］ 马克思制定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规定，党的代表大会是全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立法机关，决定全党的一切重大事情，中央委员会是全国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它必须向全国代表大会负责，并定期向它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为了实现党内的民主，防止党内各级领导者的官僚化，马克思还提出了两项措施：第一，党内民主必须落实到对党的领导人和各级干部的监督上，“所有的盟员都一律平等”，“都必须服从同盟的一切决议。”［18］ 随后，马克思在第一国际章程中又规定：党内领导人和普通党员在享受权利和履行义务方面一律平等，“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19］ 他还要求，“全体党员都必须同党内各种恶劣作风作斗争，特别是要同各种腐败现象和腐败分子作斗争，对他们实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20］ 巴黎公社虽然是短暂的，但马克思充分肯定了巴黎公社的一些创举，并断言：“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提出的廉价政府的口号”，“公社給民主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21］

　　 列宁抨击较是多的是党和苏维埃政权中的“官僚主义”，有时它等同于是“腐败”的同义词。［22］ 他晚年所说的官僚主义，主要指高高在上，独断专行，脱离群众，以权谋私，玩忽职守，贪污受贿等行为，实际上就是腐败行为。［23］ 1922年2月，他在《给财政人民委员部》的信中指出：“我们所有经济机关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后来他又在全俄五金工人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进一步告诫全党：“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就是官僚主义者，我们必须清除这种敌人。”为了端正党内的风气，杜绝官僚腐败习气，列宁在晚年时曾提出过一些很好的建议和设想。如扩大中央委员会的构成，扩大党内的民主，建立高度独立性的、“封闭的”的党的监察委员会。可惜的是，这些建议和设想在他生前都未能实现。　

　　 毛泽东同马克思、列宁一样都十分憎恶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的习气。他在不少文献著作、报告讲话中不仅继承了马克思列宁反腐败的思想，对党内的腐败现象和腐败行为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分析和评击。而且发展了马克思列宁的反腐败思想。他尤其注意遏制官僚主义等腐败习气在党内的滋生和漫延；特别重视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加强党的建设，提出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更要在思想上入党，要求党员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反腐败的斗争中，一方面注重思想上的正面教育，另一方面又注意整顿党的组织，坚决清除那些腐败分子。毛泽东同志认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党和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是我们党区别于其它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我们不断取得反腐败胜利的法宝。

　　2、理论上的拓展与创新

　　毛泽东思想的两大理论来源，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二是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毛泽东同志反腐败思想的坚定和一以贯之，除了他是一个忠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深厚的革命理论功底之外，与他长期深受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熏陶关系甚大。毛泽东从小生长在农村，深知农民的疾苦，毕生以改造旧社会，铲除贪官污吏，解放劳苦大众为已任。他一生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古代文学、历史、哲学、书法等著作的爱好历久不衰。他在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说，“我对于描写造反故事的传奇小说怀有极其浓厚的兴趣。《水滸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西游记》等，我认为这些书对我影响很大。”这些书对毛泽东的影响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促使他萌发同情民众，反抗压迫的思想意识；第二，使毛泽东同志从中了解曹操、诸葛亮等杰出政治家的用人建军，治国安邦的韬略和经验，吸取了不怕艰难，为民请命的精神。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肩负领导国家重任，始终没有中断对中国经史的学习和研究。到外地视察工作时，还要工作人员为他带上二十四史及十几种古书。［24］　毛泽东在对经史的学习、研究、实践的过程中，吸收改造了古代民本思想及“民水君舟”的合理内核；吸收改造了古代关于教化与严惩相结合的反腐原则；吸收改造了历史上反贪倡廉的好经验；吸收改造了甘于为他人和乐于奉献社会的价值观；吸收改造了以“修身”为基础，以“治国平天下”为已任的人生模式。［25］　在他的报告、讲话，或起草的文件中多有历史典故的运用，教育干部和群众，强化反腐意识。

　　 正因为毛泽东同志继承发展了马克思列宁反腐败的思想，又吸收了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思想，因此，毛泽东同志反腐倡廉的理论既有继承也有拓展和创新。主要体现在：一是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上升到理论的高度，用以在全党构筑反腐败斗争的思想防线。反对腐败和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同志思考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他努力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变成全体党员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的自觉行动。认为只有正确理论的指导，才能树立真正的公仆意识。他针对党处于执政地位，工作重点和工作方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如不注意就很容易滋长和漫延官僚主义的作风。要求全党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的指示”。他把官僚主义与贪污、浪费等现象同等看待，并在理论上加以深刻的剖析。1951年1月5日毛泽东严厉指出：“官僚主义作风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劳动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的反应”，“应当唤起各级领导机关的高度注意”，“要求全党给予彻底清除。”［26］　二是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理论，并作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重点。毛泽东同志以其广博的历史视野，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了中国历史上不少农民起义胜利后因骄傲和蜕化变质使政权得而复失的深刻教训。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和新中国成立前夕，他都以以李自成为例，及时告诫全党在革命胜利之后，要防止居功自傲、贪图享乐的现象发生，防止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继续保持和发扬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毛泽东同志始终注重加强党员和领导干部队伍的建设。因此，恢复和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毛泽东同志反腐败思想和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坚持群众路线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群众斗争和实践的总结和升华。“从群众来，再到群众中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我们党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法宝。毛泽东同志强调，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群众，脱离群众，并把它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础。四是注意掌握政策的理论。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根据时局和形势的发展需要，为了有领导有组织地开展端正党风政风和反腐败工作，毛泽东同志就提出在各级党组织设立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各级政府建立行政监察机构。先后颁布了《惩戒违法失职公务人员暂行条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奖惩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等法规和制度，使反腐败斗争有了专门机构，有了一定的政策依据。毛泽东同志还明确提出，对那些严重违法的犯罪腐败分子“必须给予法律的制裁，如是党员的必须执行党纪”，并要“在报纸上广为揭发，以教育干部和人民群众”，“发扬正气，压倒邪气。”［27］要求在各项工作和反腐败斗争中注意掌握党的政策，毛泽东写过《论政策》《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重要文献。《毛泽东选集》的许多文章都论及政策的极端重要性。

　　 3、 战略上的持久战与战术上的集中打击

　　 毛泽东历来强调党和政府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与一切剥削阶级政党有着根本的不同，即中国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绝无私利可图”，［28］　“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29］因此，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30］。　根据党和政府的这种质的规定性，一切不良的作风，如贪污、腐化、堕落等腐败现象是不可能也不应该在党内政府内存在的。但是，导致腐败产生的根源并未因新中国的建立而自行消失。我国是一个有数千年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封建主义的特权思想、等级观念、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等思想和作风还将在新社会里长期存在，并将通过各种渠道影响我们的党和人民政府。各种腐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生活方式在不断侵蚀党的肌体，而我们体制和制度中的某些弊端缺陷又使这种侵蚀成为可能。革命的胜利会使党内产生骄傲自满和贪图享乐的情绪。所有这一切的作用，必然给党和政府里腐败的滋生提供土壤和温床。毛泽东同志指出，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现象的产生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官僚主义不仅仅是所谓的工作作风问题，而是一种严重的腐败现象，它还是党内一切腐败现象得以发展的庇护所。毛泽东认为消极腐败现象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反腐败是一场长期的斗争，必须有持久作战的思想。1951年初毛泽东提出，“整风要一、二年进行一次，目的是纠正错误缺点，借以教育干部。”［31］　认为应当不间断地把反腐败的斗争长期坚持下去。无论在解放前，或是在解放后，毛泽东同志时刻注意国内外时局的动态和变化，每隔一段时间就开展整党整风运动，进行党性党风教育，开展反腐败斗争。毛泽东始终把官僚主义，贪污、浪费等等腐败问题作为重点予以打击。毛泽东同志在开展反腐败的斗争中思想明确、目的明确，重点明确，注意斗争的策略性和政策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以点带面，既荡涤腐败现象，打击了少数腐败分子，又挽救了不少同志，反腐败斗争开展得有广度、有力度、有深度。五、六十年代良好的党风、政风和社会风尚使人难以忘怀。　　　　　　

　　 5、 在实际斗争中相信与依靠群众

　　 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认为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在于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和群众在一起，我们才能无往而不胜。同样，开展反腐败斗争也应当发动和依靠群众。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历史证明不少腐败现象和腐败分子就是被群众检举和揭露出来的。三十年代中央苏区的反腐败斗争是如此，五、六十年代的“三反”、“五反”也是如此。相信和依靠群众，各项工作才会取得胜利。我们共产党人是人民的公仆，就更应该主动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毛泽东同志认为，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勤务员，绝不该违背人民群众的意志；共产党员应该站在人民群众之中，而不应该站在人民之上。只有当人民群众积极主动地起来监督党和人民政府，制约党和人民政府的时候，才能跳出一切剥削阶级政权“人忘政息”的周期率。毛泽东在接待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时充满信心地说，共产党人已经找到了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忘政息。［32］正因如此，毛泽东同志在各项工作中，尤其是在反腐败斗争的运动中总是相信和依靠群众，充分发动并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三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及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的反腐思想在端正党风，纠正政风，净化社会风尚，反腐倡廉等等方面曾经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毛泽东同志的反腐思想也有不够理想，值得完善之处。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他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马克思列宁的反腐败思想和理论有独到的拓展创新。毛泽东同志有关反腐败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份，对加强党的建设，端正党风政风，净化社会风尚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至今对我们执政党的建设，对反腐败斗争仍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但对毛泽东反腐思想的评价应有科学的精神，辩证的方法，历史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完整准确地理解。在新的历史时期，与时俱进，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继续高举毛泽东反腐败斗争的旗帜，争取反腐败斗的胜利，把我们的党建设得更加坚强。　

［1］　　　　陈国权《政治监督论》［M］；学林出版社2000，56―57　
［2］ 　　 陈哲夫《监察与监督》［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92
［3］［4］［6］常建新《反腐倡廉在中央苏区》［N］；中国纪检监察报2001—11—30（1）
［5］［7］　　常建新《反腐倡廉在中央苏区》［N］；中国纪检监察报2001—11—30（4）
［8］　　　　毛泽东《给雷经天的信》［A］，《毛泽东著作选读》（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84—185
［9］ 　　田济民《党员手册》（增定本）［M］；华夏出版社，1988，182
［10］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A］，《毛泽东著作选读》（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474
［11］［12］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A］，《毛泽东著作选读》（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489 ，498
［13］［14］［15］［16］中纪委办公厅《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文献选编》（五），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1，98 、108、106、1006
［17］［18］［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90页；第4卷572页；第17卷476页
［20］［22］［23］李义凡《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4─6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377页
［24］ 龚育之《毛泽东的读书生活》［M］，三联书店1986，20
［25］ 李义凡《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31
［26］［27］　　王明图《毛泽东的忧虑》［M］，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73、76
［28］［29］［30］《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809、1094、1096
［31］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37
［32］ 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157
［33］［34］　　　陈国权《政治监督论》［M］，学林出版社2000,13─14，3─4
［35］　　　　　　田济民《党员手册》，华夏出版社1988,222─223
　　　　　　

　　　　　（作者简介：　眭明泉　　福建师范大学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