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胜权：对毛泽东人民观确立的几点思考

　　一、家庭的影响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家庭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人们常说，有其父母，必有其子女，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毛泽东也是如此。这个从小生活在偏远小山村里的普通农家子弟，从小继承了他父亲的勤劳、母亲的善良，特别是母亲对他的影响，非常深。从客观上讲，毛泽东的父亲长年在外奔波，做小本生意，只有母亲与他和两个弟弟朝夕相处，相依为命，母亲的举止言行，母亲的为人处世，自然在毛泽东幼小的心灵中打下了烙印。1 9 3 6年，毛泽东在延安接见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著名进步作家-----埃德加·斯诺。当斯诺获准向毛泽东采访其生平事迹时，毛泽东曾以深沉、敬重的语气说过这样一席话：“我母亲是一个慈祥的妇人，慷慨而仁爱，不论什么都肯施舍。她很怜惜穷人，在荒年里，她常常施米给那些乞讨的人。”(2)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是旧中国女性的典型代表，中国传统美德在她身上有着集中的体现。在家她仁慈厚道，勤劳节俭，是一位贤妻良母；在外她心地善良、善体人之情，解人之难，是乡亲们公认的“好人”。儿时的毛泽东受母亲的影响，服母亲的管教。母亲富有同情心，毛泽东的乐于助人；母亲迷信神佛，毛泽东也就很虔诚地烧香拜佛。所不同的是毛泽东将佛教中的“普度众生”和周济贫苦人的举动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即“下决心要寻找一条解救贫苦农民的道路。这条道路的选择，可谓母亲是他的引路人。毛泽东2 6岁时，母亲病逝，即1 9 1 9年1 0月5日。毛获悉，像晴天霹雳，心如刀绞，便星夜兼程赶回韶山，一连两天一直守在母亲灵前，怀着无限思念，毛泽东和泪写下一篇情深意切的《祭母文》，并在母亲灵前，双膝跪下，沉痛地吟读。这篇长达4 9 5言的祭文，即使今天读来，仍哀婉动人，令人泪湿衣衫，其中有这样的字句“吾母高风，首推博爱。遐尔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3)译成现代白话文的大意是：母亲啊，您的高风首先应该是那满怀博爱——戚友不论亲疏，家族不分远近，您的恩泽所及，无不感到温暖如春，就像承受着天的覆盖和地的承载那样，您恺悌之情与慈爱的光芒，叫所有的人都为之倾心。您感情所到之处，总会使人感觉到那真挚与诚恳。母亲对毛泽东的影响，使我们自然而然的想到毛泽东小时候帮助穷人，并流传下来的几个动人的故事，对它的真实性，可靠性有了合情合理的了解和理解，而不是人为的加工和宣传。例如，当大雨来临之前，毛泽东放弃自家晒谷场上的稻谷不管，而去帮助邻居收谷子；在寒风刺骨的冬季，路遇衣着单薄的年轻人，毛泽东能脱下自己的衣裳捐赠；与同学相处，特别是毛泽东在井湾里私塾读书的那一段日子里，上学的地方离家有好几里路，为了节省时间读书，先生要求毛自带午饭。一天中午时分，同学们都在教室吃饭，而有个同学却独自一人在旁边叹息。毛一问，原来这个叫“毛富伢子”的同学家里并不“富”，眼下家里已经断炊了，所以他中午只得饿肚子。知道这一情况后，毛泽东就把自己带的饭菜，分给毛富伢子吃。为了不使毛富伢子因为没有饭吃而辍学，从这以后，他每天和这位同学一块分吃自己从家里带来的午饭。天长日久，两人共一份饭自然是不够吃的，毛便少吃一些，让毛富伢子吃饱。每天下午上课时，他都饿得慌，放学回到家里，放下书包就到厨房弄饭吃。母亲以为儿子的午饭带少了，第二天换大钵给他带饭，可儿子放学后仍然叫饿。母亲感到奇怪，毛这才把事情的原委告诉母亲。母亲对儿子的行为及时表明态度，认为儿子这样做是对的，只是不该瞒着母亲。从那以后，母亲每天中午给儿子备上双份的饭菜。这些事情，现在看来似乎是现实生活中的小事，而在那个年代，人们受几千年中国封建意识的影响，即“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观念根深蒂固的状态下，一个少年这样的所做所为，在一般正常人的眼里，简直是一种愚蠢的举动。是干的傻事。恰恰；相反，毛泽东的母亲态度是积极肯定的，是赞成支持的。对于母亲毛泽东给他同学、好友邹蕴真的信中，作了这样的评价：世界上共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又利于人的人。他说家母正是最后的那种人。(4)毛泽东孩儿时代，毛家“严父慈母”的特点，对毛的性格沉淀起了重要作用。说到毛的父亲，有些文章书籍，常常把毛的父亲毛顺生描绘成一个暴戾、自私和骄横的人，而忽视了他吃苦耐劳、勤俭治家，为振兴家族孜孜不倦的奋斗的精神，忽视了他的顽强、刚毅与执着。事实上，父亲的性格中的许多方面给了毛泽东以良好的影响。是不是可以这样讲，父母品格特征在他身上潜移默化，有的方面在他一生中都产生着正的或负的效应。毛的父亲对毛泽东的成长起着决定作用的另一举动是支持和供养儿子求学读书，习文深造。虽然，毛氏父子确实有过矛盾与冲突，但在那个时代，父权盛行，父亲对儿子的斥训与严厉，甚至打骂，不过是旧中国“三纲五常”影响下的封建遗风。事实上毛的父亲对毛泽东是十分疼爱的，只是把这种深沉的父爱埋藏在心里。1 9 5 9年6月2 5日，毛泽东，回到阔别三十二年的故乡韶山，在旧居里，他久久地凝望着父母的照片，伤感地对身边的同志说：父母得的都不是不治之症，却都过早的去世了，要是现在，他们都不会死的。毛泽东在父母坟前，曾满怀深情地说到：“前人辛苦，后人幸福……”，父亲、母亲的养育之恩，血肉之情，都深深融溢在毛泽东的脑海中。正如毛泽东说“虽然我们是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还得承认。”

　　 二、学校的影响韩愈曾这样论道：“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诚然，在教育培养学生的过程中，教师的侵透力是巨大的，凡属以教育为天职，以育才为己任的教师，其本身的的思想、品格和行为，往往会给学生民深刻的影响。纵观毛泽东的一生，无论是在他的思想观念中，还是在他的人格修养中，都可以看到良师的痕迹。对此，毛泽东本人也曾表述过，“我的知识，我的学问，都是在学校打下的基础。”毛泽东能够走上“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奋斗之路，除了与生俱来便具备成大器者所必备的个人特质和后天的革命实践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那就是为数众多的老师对他的教育培养，对他伟大品格形成的精心塑造。毛泽东当年那些道德高尚、学识渊博、思想开朗、治学严谨的老师门，以其鲜活的面容，仿佛一一朝我们走来，从私塾的毛宇居、李漱清等，到中小学的袁仲谦、符宝一等；从师范的杨昌济，徐特立等，再到北大当“旁听生”时结识的陈独秀、李大钊等，无一不是从思想文化和人格品行上给毛泽东以深刻的影响。这里略举一二。

　　 1 9 3 6年毛泽东向美国记者斯诺谈起自己早年的学生生活时，曾以恳切的语气说过这样的一席话：“……对我有影响的事，就是本地一所小学来了一个，‘过激派’教师。说他，‘过激’，是因为他反对佛教，而且要消除鬼神，劝人：把庙宇改成学校。他是一个被人广泛议论的人物，我钦佩他并且赞成他的意见。”(6)这个被毛泽东称为“过激派”的老师的人是谁呢?他就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两次邀请进京见面的李漱清老师。

　　 小时候的毛泽东天真无邪，具有强烈的反抗、叛逆性格，时常因不满情绪与父亲顶嘴、与学生逃学、与族长抗争。在李漱清老师眼中，毛泽东这个将来必成大器之才的青年学子，为了希望他以古时有志之士为榜样，修身养性、勤学博习，得以自资、自律。感到有必要提醒毛泽东注意在性格中应该熔入韧性，防止锋芒外露，真正做到怒不变容，苦不失节。有一天，他特意用毛笔写了一副条幅，送给自己心爱的学生。条幅上写到：

　　 硬就硬，莫激烈；
　　　软就软，莫投降。

　　毛泽东手捧条幅品味着，沉吟着，他刻骨铭心的悟出其深奥的人生哲理。李漱清老师的这份厚礼，让毛泽东终身受用。在后来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毛泽东把对它的领悟，能从哲学的角度，向全党提倡：“既要有松柏的原则性，又要有杨柳的灵活性。“既要有虎气，又要有猴气。

　　 在学生时代，能让毛泽东峙别敬重的老师，首推杨昌济。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毛很有感慨的说：“给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是杨昌济，……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一个公平正直，品德高尚和；有益于社会的人。”(7)杨昌济，1 8 7 1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县清泰都隐储山下的板仓冲。早年留学日本、英国，在留学日本前，改名“怀中”，表示自己虽身在异帮，却心怀中华大地，1 9 1 3年春，杨昌济归国后不久，便到第一师范任修身教员，毛泽东刚好结束半年的自学生活考入该校。杨昌济在授课时，十分注重从道德伦理和为人做事等方面培养学生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对毛泽东而言，他从杨昌济这里最大的获益，莫过于思想、志向和抱负的初步确立。以至使毛泽东在第一师范坚持了长达5年多的学习生活。毛泽东在听杨昌济授课后，曾写下了这样的感情：理想者，事实之母也，“高尚其理想，(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毒蛇螫手，壮士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事为身，而以一身家这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8)这表明他受老师的影响，开始懂得了“高尚理想”对于人生的重要意义，赞同这种断腕全身，以大局为重的精神，欣赏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境界。

　　 1920年冬，已经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在起草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约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号)》谈及学会的成立，“还有一个原因，则诸人大都是扬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扬怀中先生的绪论，作为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9)从毛泽东的叙述中我们不难看出新民学会的成立与杨昌济关系紧密。它发起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经常“与闻杨怀中先生的诸论”，深受老师“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的影响。新民学会是毛泽东在学生时代最重要的社会活动，是他在一师求学时的一大“杰作”。

　　 诚然，对毛泽东产生影响，并深受他敬重的老师还有许多，如被毛泽东称为“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徐特立老师；使毛泽东博古能今，终身受益，并专为其亲笔写碑文的袁仲谦老师；引导毛泽东初识马列，从此坚定不移的思想导师李大钊。寻览毛泽东的人生轨迹，我们得出这样的答案，毛泽东之所以能通向成功的彼岸，走向伟人的“星座”，是教育这艘航船载着他从偏僻狭小的韶山冲，驶向宽广辽阔的中国大舞台。

　　 三．时事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认为，存在决定意识。什么样的时代，什么样的历史阶段，必然产生什么样的历史人物。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毛泽东所处的那个年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腐朽、不堪回首的年代。那时的中国处在内忧外患的境地。外国列强的屡屡入侵(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侵略过中国)，民众饥寒交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从微观的情景而言，毛泽东所生长的韶山冲，和旧中国许多的穷山僻壤一样。因位于湘潭、湘乡、宁乡三县交界处，此处更显得荒凉和落后。当时，韶山冲流传着这样的民谣：

　　 韶山冲，冲连冲，十户人家九户穷。
　　　有女莫嫁韶山冲，红薯柴棍度一生。

又云：

　　农民头上三把刀，税多、租重、利息高。
　　农民眼前三条路，逃荒、逃米、坐监牢。

　　严酷的现实，使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爱国志士，热血男儿，悲愤不已，心炙如焚。具体来说，少年时代对毛泽东刺激极大，影响极深的有两本书。一本是《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这本书，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呜呼!中国覆亡有日矣!”书中列举了大量的实例，分析了世界列强的侵略野心和内政外交的政策，叙述了印度、安南、朝鲜、缅甸亡国的经过和亡国以后的痛苦与屈辱。也写了大清帝国朝纲紊乱，官吏昏庸，武备松驰，国库空虚，民生凋蔽等现状，提出了“亡国之祸，迫在眉睫”的警告，这本书深深地震憾了毛泽东，一种强烈的危机感袭上了他的心头。毛泽东回忆道：“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10)

　　 毛深受影响的另一本书是《盛世危言》，这本书花费了作者(郑观应)近三十年的心血，书中就中国如何强盛和振兴，提出了一系列的举措，激发了毛泽东求学之欲望，立志之决心。明白了只有获得更多的知识之后，才能真正担负；起救国之重任。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盛世危言》，激起我恢复学业的愿望。”(11)

　　 对毛泽东青年时代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有1910年震惊全国的长沙“抢米风潮”。正如毛泽东所说：“这时湖南发生的一件事，影响了我整个一生。”(12)当时，湖南灾情严重，粮食奇缺，灾民遍野。而投机商人、豪绅、地主和外国洋行，却乘机囤积居奇，牟取暴利，长沙城里时有饿死的人，投江自尽的事，继而发生饥民暴动。

　　 毛泽东对饥肠辘辘，走投无路的受灾难民深表同情。对那些聚剑财富的奸商、官府、愤愤不平。就在长沙发生饥民暴动不久，韶山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这一连串的事变。深刻地影响了毛泽东以后的学习和生活道路。

　　 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毛泽东，看到的是凄凉景象，接触是穷苦百姓，加之《盛世危言》——类书籍的启迪；“过激”事件和思想的影响，目睹着国家的危亡，人民的痛苦，激发了毛泽东忧国忧民，外去求学的强烈愿望。

　　 1910年，本来，毛泽东的父亲是要其去湘潭一家米店当学徒，准备将来回家接班，发家致富。而毛泽东所思所想的，已不是自家的前途，而是整个民族的命运。这年秋天，长到17岁的毛泽东终于说服父母亲，第一次离开了风气闭塞的小家庭、小乡村，来到一个广阔的新天地，开始了他救国救民道路上的探索、追求与奋斗。

　　 四、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马克思主义认为，世间一切事物中，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和许多有志青年一样，毛泽东从爱国爱民到忧国忧民，最后走上救国救民的道路，除了家庭、学校、社会等诸多因素外，最主要的是他自身的改造，自身的努力与奋斗，从而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高尚道德的人。

　　 我们必须提到的是，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伟人，绝不是靠天命，也非纯粹的机遇。而是他的经历，他自身的种种特质，作用于中国历史洪流的需要和必然的结果。这里我们略举一二。

　　 一是善于独立思考。少年时代的毛泽东阅读过大量的书籍，但与众不同的是，毛泽东读书并不是“囫囵吞枣”，并不是寻求趣味与消遣，而是善于结合现实生活引出问题，思考问题。

　　 在他读书时，就思考着一个重要的问题，所读过的书中为何表现的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而没有反映他所熟悉和接触种田的农民。逐渐地，毛泽东悟出了答案，他认为：书中颂扬的都是百姓的统治者，而这人是不必种田。同时，写书的人多半出身富贵人家，没有种过田，也不会去写种田人。而种田的农民又没有办法读书，更不能去写书。为此，他深为农民的命运鸣不平，他曾对少年时代的朋友发誓，长大了我也要写书，要写农民的书，要写穷苦人的书。把他们都写成英雄豪杰。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在少年毛泽东的内心深处，一种朦朦脓脓的阶级对立的政治意识开始产生了，他的心灵已经在反判，觉得不反抗便没有劳苦大众的生路。

　　 二是写诗起名。毛泽东1910年离开家乡时，曾写了一首《赠父诗》：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毛的这首诗是。根据日事当时的政治活动家西乡隆盛青年时代的作品改写而成，原诗中的“男儿”改成“孩儿”，“死不还”改写成“誓不还”。这首诗表达了毛泽东厉志好学，胸怀救国远大抱负的坚强决心和奋斗精神。以这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疾呼、曾呐喊：“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13)显现毛泽东以国为家，以民为本的民族自尊心和政治责任心。

　　 后来，毛泽东到湘乡和长沙求学时，为了坚定自已的志向和抱负，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叫“子任”的名字，意思是，以拯救中华民族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并用此名发表过许多文章。

　　 三是立志，1917年8月，在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给他的老师黎锦熙的书信中，抒发了他确立探索“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这些大本大源作为自己奋斗目标的宏图大志。信中说：“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谓也。”，今人所谓立志，如有志为军事家，有志为教育家，乃见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施为，羡其成功，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其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而为，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14)1918年8月至1920年4月，毛泽东两次北京之行，期间阅读了大量的有关俄国发生的事情的文章。并想方设法去搜索当时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中的中文本。开始了较系统地接受马克思主义，自觉地清除了自身思想中的无政府主义、民主改良主义、乌托邦主义和旧式自由主义这些糟粕。此时，毛泽东在追求真理，立志为民的奋斗中，终于确立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作出了“走俄国人的路”的决择，走上了一个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也使他登上了人生与事业的巅峰。

　　 综上所述，毛泽东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其经历即平凡，又不平凡，而不平凡的一面，正是他的思想情感的种子能深深扎根于中国民众的沃土之中，直接地去吸取水分和营养，更能无隔膜地反映出普通老百姓的情绪、意志、愿望和要求，从而把握住时代脉博，中国社会脉博，最终凭借自己杰出的组织才能和超群的思想智慧，把自己的名字，熔铸于中国历史的丰碑．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 8页
(2)《毛泽东自传》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第5页
(3)《毛泽东与韶山》第4 7页，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4)《毛泽东家书》第4 4页，中原出版社出版
(5)《毛泽东的老师们》第2 0页，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6)《毛泽东自述》第2 1——2 2页
(7)《毛泽东自述》第3 3页
(8)《毛泽东的老师们：》第4 0 7页
(9)参见《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1 9 2 0年冬编印
(1 0)《毛泽东自述》第2 2页
(1 1)《毛泽东自述》第1 9页
(1 2)《毛泽东自述》第2 0爷
(1 3)《毛泽东大成智慧》第3 4 4页，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1 4)《毛泽东致黎锦熙的信》1 9 1 7年8月2 3日，见《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内部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