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该文作于1993年下半年，为河北省“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学术讨论会”获奖论文，曾在军内刊物结集交流，之后各地的一些学术机构不知如何获得该文，并建议收入他们编辑的丛书，作者因故没有同意。最近一段时间，作者因看到网上一些人的有关言论，觉得该文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故寄发给“晶牛毛泽东思想网站”，和大家交流。
毛泽东是我国“对外开放”事业的开拓者与奠基人。由于受各种客观和主观条件的限制，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及愿望并没完全变成现实，但是他的一系列有关“对外开放”的理论与实践是十分丰富的。他曾经为实现我国的“对外开放”,进行过艰苦的理论探索和不懈的实践追求。由于种种原因，多年来，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一直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和深入发掘。因此至今仍有人臆断：毛泽东的思想保守、僵化，不主张“对外开放”。这种认识和看法，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澄清人们在此问题上的模糊认识，不仅有利于对毛泽东功过是非的客观评价，而且也对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大力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大有裨益。
一、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是逐步完善、十分丰富的。这些思想，为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尽管毛泽东“对外开放”的思想并不集中，迄今为止我们尚未见到集中体现他这一思想的文章和专著问世，但是他的有关“对外开放”方面的丰富思想理论，散见于建国前后大量其他方面的政论文章里，或者体现在由他批转的党中央的有关文件、批示中，或者是通过与国内外人士的谈话体现出来的，需要我们进行探入的发掘、归纳和整理。
从本质上讲，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开放体系。一方面它集中了党和人民群众的经验和智慧，并吸取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另一方面它又把马列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吸收大量来自西欧和俄国的人类最先进的优秀科学成果，本身就是“对外开放”的产物。同时，从毛泽东在本世纪初接受马列主义、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点上也足以看出：毛泽东不闭塞、不保守，是讲求实际，十分开明的。我们不仅从来没有看到他任何主张“闭关锁国”和“关门搞建设”的言论，相反，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毛泽东是极力主张“对外开放”、吸收一切国家和民族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长处的。
早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1944年8月，毛泽东就开始筹划“战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了。他曾对美国驻华外交官谢伟思讲：“中国战后最急需的是发展经济。但缺乏独立发展经济所必要的资本主义基础。她自己的生活水平是如此之低，不能再进一步压低来提供所需的资本……美国不仅是援助中国发展经济的最适当国家，它也是能够充分参加中国发展经济的仅有国家（1）”。不久，他又对瑞士记者博斯哈德说：“为了建设，毫无疑问我们需要外国资本，特别是在交通运输和工业方面。但是，早先租界林立的时代已经过去。今后谁想在中国做生意，谁就不应忘记，只有在双方，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感到满意的基础上，才能进行（2）”。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将来的新民主主义中国，将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上发展对外贸易和吸收外资，以促进中国的工业化（3）。1948年2月7日，毛泽东在主持制订的党中央有关文件中指出：“凡外国人在华投资设立并主持的私营工厂、矿山或其他企业，一律不得没收或破坏，并允许其在服从民主政府法令和一定劳动条件下继续营业（4）。”1949年3月又指出：“在目前，我国政府机关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外国人及外国机关团体，则应继续采取严正态度。但我们的对外贸易机关，对凡愿与我接洽商务往来的外国人及外国机关团体，则应采取积极和友好的态度，并可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困难（5）。”同时期，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更明确地指出：“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6）。”以后，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再次提出了要和外国人做生意问题（7）。正是在这些思想指导下，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纳领》第57条中，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8）”。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毛泽东的建国前夕，就是主张“内外交流”和“对外开放”的，并将它作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项“基本国策”（9），标志着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已基本确立。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3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看到国内有些人对中苏两国合资兴办企业一事不理解的现象时指出：“为了利用外国资本主义以促进中国的工业化，某些事业和外资合营及成立这种股份公司甚为必要，不独和苏联，和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甚至和资本主义国家还可能在适当的条件下订立这种合营合同甚至租让合同。苏联在1921年以后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列宁亦曾提出并曾出现一些租让企业。关于这些，中央准备作出适当的解释发表（10）”。正是根据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同年4月1日，《人民日报》才专门为此发表社论指出，在目前我国经济落后、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以吸收外国资本主义在平等互利的条件下参加我国的经济建设事业，就有了它的重要性。……对于人民政权来说，有条件地吸收外资参加经营企业（而不仅是简单的借款和聘用外国技术人才），以便使其‘发挥积极作用’，不但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而且是有利和必要的事情（11）。”可见，就是到了建国初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也仍然是主张“吸收外资”、“对外开放”的。
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以后，为了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花了好几个月时间，认真听取了中央30多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几易其稿，写成并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其中，在论述我国的对外关系时，他不仅首次充分肯定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而且明确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外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一面。……对外国科学、技术、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12）”。
紧接着，在党的“八大”上，毛泽东重申：“要善于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外和短处（13）”。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他再次强调：“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学习的时候要用脑筋想一下，学习那些和我国情况相符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用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14）”。很显然，从50年代后半期起，毛泽东就已经把“向外国学习”、实行“对外开放”，作为搞好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须处理好的十大关系之一了，即要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就必须“对外开放”。虽然当时并没明确使用这个词，但却明确指出，要搞建设，就必须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外来东西既不“一概排斥，”也不“一概照搬”，要有自己本民族的特色，要善于吸收和学习一切民族的好经验、好做法。这个思想与以往相比较，又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标志着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已趋成熟和完善，奠定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基石。
到了1959年6月，毛泽东在会见秘鲁议员团时曾向客人明确表示：“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向你们关门（15）”，进一步表明了大力提倡与第三世界国家进行交往的意向。60年代，在会见日本黑田寿男时，毛泽东对日本一些大企业愿意与中国进行经济往来表示极为赞赏和欢迎。并说，单是搞中小贸易，不和垄断资本搞贸易，意义就不完全，也不算大（16）。后来又进一步明确指出：“如果需要，可以让日本人进来开矿、办厂。也可以让华侨投资建厂，先让他们得利，规定期限，若干年后按期没收（17）”。这表明，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在原来基础上，又向前突破性地发展了一大步。即由过去“保护国外私营企业”、“向外国学习”，发展到“引进外资，兴办合资企业”。
毛泽东的这些可贵思想，虽然受诸多因素的制约，没有完全变成现实，但是，正是这些理论上的大胆“探索”，为我国后来全面推行“对外开放”政策，进行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突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毛泽东为践行其“对外开放”思想，曾经作过多方面的不懈努力，不仅逐步打破了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封锁局面，增强了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在国际上的政治声望，而且从实践上开创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先河。
思想理论的确立是从事实践活动的先导。毛泽东不仅从理论上初步确立了“对外开放”的基本思想，而且在实践上身体力行，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对外开放”，进行了多方面的不懈努力。
首先，在军事上，针对建国初期美国等西方国家侵略朝鲜、侵占台湾、向侵略印支的法国和南越集团提供援助，妄图包围、封锁和遏制新中国的阴谋，毛泽东和党中央“针锋相对”，毅然派出志愿军直接参加“抗美援朝”斗争，并在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同时，积极支持支援越南人民的“抗法救国”斗争，并应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要求，派遣了大批政治和军事顾问；后来又派了大量军事工程技术人员和部分志愿战士，直接参加了越南的“抗美救国”战争。最后，迫使美国在“朝鲜停战协定”签了字，迫使法国殖民主义者在“恢复印度支那和平协议”上签了字，迫使美国新殖民主义者“体面”地从越南撤军。这一切，不仅打破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而且彻底地粉碎了西方国家在军事上对我国的包围、封锁图谋；不仅标志着美国霸权主义地位的动摇、衰落，而且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声望；同时也显示了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冲破封锁，走向世界”的决心、胆识和魄力。
其次，在对外经济交往上，针对建国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的经济封锁和禁运政策，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以牙还牙”，后发制人。一方面，针对美国宣布“管制中国在美国的全部财产，禁止在美国注册的船只开往中国”的政府令和以“停止美援”迫使接受美援的国家对中国实行禁运的“巴特尔法案”，我国政府坚决地清除美国在华的经济残余势力，管制、清查美国政府、企业在旧中国的一切财产，冻结其所有在中国的存款；另一方面，积极地开展灵活的“反封锁、反禁运”斗争，开拓对外贸易，实行“南北开放”，把我国对外贸易的重点转向苏联、东欧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建国后第2年，我们就先后同苏联、波兰、捷克、朝鲜、东德、匈牙利、罗马尼亚、蒙古、保加利亚和越南等国建立了政府间的贸易关系，并于1951年使我国的进出口总额达到19.6亿美元，比1950元增长了73%；使我国与上述国家的贸易额在我国外贸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1950年33.5%，上升到81.3%。在引进方面，1949年12月，毛泽东亲赴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及贷款协定，取得了苏联提供的总数为3亿美元的贷款，并用这笔款项从外国购买了一批建设所需的机器设备及其他器材等。据统计，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中国获得国外贷款总计达36.4亿元。同时，在这一阶段苏联还帮助我国建设了156个重大建设项目，东欧国家援建了68个工程项目，为我国实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提供了物质技术保证。与此同时，我们还积极发展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关系，实现贸易对象的多元化。我国先后与锡兰（今斯里兰卡）开展了米胶贸易，与印度开展了粮食麻袋贸易等。在1952年4月召开的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和同年8月召开的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大会期间，我们又与许多亚非拉国家建立了政府和民间贸易关系。到1952年为止，我国与这些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始终占有较大比重。1950年占我国外贸总额的30.7%，1951年占29.9%，1952年也占到16.3%。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利用西方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和西方国家某些商人迫切希望做生意的要求，以香港为基地，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与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开展了民间小额贸易。到1952年底，我国先后与英国、荷兰、法国、瑞士、比利时、芬兰、意大利、西德和日本等国家的贸易商签订了一系列贸易协定和协议合同，总值达2亿美元以上（18），从一定程度上冲破了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禁运局面，粉碎了其“扼杀新中国”的图谋。
但到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开始恶化。尤其是从1960年7月开始，因苏联背信弃义，撕毁了600多个援华协定和合同，撤走了全部在华的1390名专家，严重干扰了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的原定计划，破坏了我国的“对外开放”，使我国与苏东国家的经贸关系大为缩小。“文革”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又极力歪曲“自力更生”方针，攻击“输入”是“崇洋媚外”，攻击“输出”是“投降主义”，使我国的“对外开放”基本上无法顺利进行。但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干预下，六十年代，我国的“对外开放”仍有一定的进展。比如：1961年的进出口贸易，在出口方面，我们尽管减少了主要农产品的数量，大幅度增加利用原料加工出口的商品，即“以进养出”的商品；在进品方面，增加粮食、化肥和一些短缺原材料进口。1961、1962两年，共进口粮食215亿斤，化肥237万吨，糖2.8万吨，橡胶20万吨和各种钢材50万吨，这对支援我国的农业生产、稳定市场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起了很好作用。在引进方面，虽然自1966年开始，因受国内动乱的影响，我国进口额连年下降，1968年又中断了引进工作，但从1972年起我们不仅恢复了中断的成套设备和新技术的引进工作，而且从1973年起，经毛泽东亲自批准，我们用了43亿美元，从国外引进了一批技术先进的成套设备和单机，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大电站、1套烷基苯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套大电站和武钢1.7米轧机等重大项目（19）。这些项目的引进，增强了我国的工业生产能力，提高了我国现代化生产的技术水平，打破了多年来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封锁局面，为我国进一步推行“对外开放”提供了雄厚了物质技术保证。
第三，在国内经济和国防尖端科技建设方面，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使新中国在建立初期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不仅提前恢复了国民经济，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创造性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为我国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条件；而且经过自己的努力，白手起家，很快摘掉了中国石油落后的帽子，由一个石油输入国变成石油输出国，结束了中国人使用“洋油”、“洋布”、“洋灯”的历史。同时，我国的科学家通过“自力更生”，在一无图纸资料、二无进口原材料的基础上，经过短短十几年的奋斗，到1964年便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不仅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原子垄断，也使赫鲁晓夫“中国没有苏联的帮助，20年内别想造出原子弹”的预言遭到了彻底破产。紧接着，我国又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先于法国等西方先进国家试制成功了氢弹。这一切，使新中国在地球上牢牢站稳了脚跟，为打破西方国家的封锁、遏制和威胁，鼓舞全国人民进行“反封锁”斗争，增强中国人民“走向世界”的自信心，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世人不小视中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尽管在这期间，由于受“左”的思想干扰，尤其是受“文革”内乱的破坏，使我国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为巨大的成就，但仍然不可否认，我国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等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奠定和建立的。它对以后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包括“对外开放”事业的开创与发展，具有不可抵估的作用。
第四，在外交建设上，毛泽东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积极开展各项外交活动，开创了新中国外交的新局面。建国后，我国在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前提下，不管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上的差别，采取了果断而灵活的一系列外交政策，提出不管是建交的还是没有建交的国家，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只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不干涉中国内政，我们都积极争取与他们发展政治、文化、经济和贸易往来。同时积极开展各项工作，侧重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倡议、领导和执行的“封锁”、“遏制”政策。比如：我们在争取与苏东社会主义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各种关系的同时，巧妙利用西方内部的矛盾，根据英国在远东有特殊利益特别是香港与大陆毗连等情况，毛泽东很早就十分重视同英国发展关系。1954年8月，他在会见以艾德礼为团长的英国工党代表团时向客人呼吁：我们走的是两条路，让我们做朋友吧，不仅经济上合作，而且政治上也合作。并倡仪中英之间，一要和平，二要通商（20）。同年10月，在会见英国有密切关系的印度总理尼赫鲁时，他又再次强调了同样的原则。他说：“尽管两国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但两个政党或两个国家是完全可以合作的。如果邱吉尔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同他合作（21）”。另外，在争取法国、日本方面，毛泽东也进行了许多努力。为了争取法国，1961年2月8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法国参议员、民主社会抵抗联盟主席密特朗时指出：墙有各种不同的墙，有意识形态的墙，有社会制度的墙，有外交关系的墙，也有经济关系的墙，这是暂时的现象。人民终究是要把墙拆掉的。他说，中法之间虽然还没建交，但人民来往和贸易往来还是可以进行的（22）。正是由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共同努力，所以法国在西方国家中才较早地承认我国，并与我建立了外交关系（23），这对打破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局面意义重大。另外，为了打开中日两国相互关闭的大门，毛泽东更是不遗余力地全面开展工作，起初倡导实行“民间先行，以民促官”方针，即通过广泛的民间贸易往来，逐步增进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毛泽东认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必须依靠两国人民的推动，首先做好日本人民的工作，让日本人民去推动日本政府（24）。因此，建国初期在毛泽东接见的外客中，以日本的批次、人数为最多。为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较大贡献的日本人士浅沼稻次朗、铃木一雄、西园寺公一、松村谦三、石桥湛山、高崎达之助、冈崎嘉平太、黑山寿男、安井郁等等，都曾受到过毛泽东的亲自接见，并作了长时间的友好交谈（25）。后来，在1971年的第26届联大上，中国之所以能够得到世界多数国家，包括英、法、日等西方国家的支持，恢复我国在联大中的合法席位，以及众所周知的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主动来华访问等等，不能不说都是由于毛泽东等积极努力并亲自掌握和推动我国的对外关系、为我国“走向世界”打下良好基础有关。这一切，使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外交处境大为改观，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及中日两国的建交，世界上逐步出现了一股与中国“建交热”。截止1979年，世界上与我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已达到110多个（26），彻底地粉碎了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封锁阴谋。
毛泽东的外交实践充分说明：他不但从来没有人为地把中国与世界割绝开来，反而通过多方面的实际努力，为中国后来全面推行“对外开放”政策，作出了巨大的、常人难以企及的贡献，从实践上开创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先河。
三、我国现行的“对外开放”政策，是毛泽东时代一系列外交政策的合理延续和必然发展结果。毛泽东时代一系列内外政策的制订和实施，不仅是当时的世界形势所迫，而且在客观上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赢得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为我国全面推行“对外开放”政策，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任何政策都有它的延续性和继承性。我国现行的“对外开放”政策，同样经历了一个从“理论准备”、“实践摸索”到“大胆突破”这样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它是在过去一系列外交政策的基础上，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一步一步地发展过来的。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今天的事业是昨天事业的继续和发展。没有第一代领导人为我国创造的各种国际国内条件，就不可能有今天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所开创的“对外开放”的崭新局面。
过去曾有人认为：毛泽东的思想保守、僵化，主张“闭关自守”，因而使他的“对外经济理论”带有一定的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又是“使中国趋于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的重要原因（27）。”就连某些主要为毛泽东唱赞歌的严肃学术著作，也“不无遗憾”地指出，毛泽东除了两度去过苏联以外，没有去过西欧、北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因此客观环境限制了他的眼界（28）。
言外之意，是由于毛泽东本人性格、阅历，或者是他的经济思想以及他所制订的外交路线和政策，使中国在“三中全会”以前一直处于“半封闭状态”。这些评价虽然有些是善意的，似乎是合乎情理的，但是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这个层次上去认识和看待问题，只从主观上找原因，就会隐入唯心主义，就不能弄清事物的本来面目。
实际上，除了我们在主观上确曾犯有“左”的错误等原因以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长期以来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在封锁、孤立、遏制我们。不是我们主动“闭关”，而是人家不让我们存在、发展，闭了我们的“关”。对于这一点，不仅中国人应该清楚，就连有些外国人也是知道的。比如：著名英籍华人作家韩素英女士，在看到有些人对毛泽东妄加评论时，曾气愤地说：“怎么不顾历史事实呢？是美国闭中国的关，封锁新中国嘛！？为什么要自己往自己脸上抹黑呢（30）？”事实正是这样。如果我们这样看待和认识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就不仅不难比较客观、全面地理解：为什么毛泽东有着丰富的“对外开放”思想和大量的“对外开放”实践，而在毛泽东去逝前我国却没有全面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一直处在“半封闭”状态？而且也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和理解：为什么说我国现行的“对外开放”政策，是毛泽东的一系列外交政策的延续和发展，是毛泽东为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制订和施行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历史：
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前三阶段，都是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
第一阶段外交政策的制订，是新中国解放前夜提出的“一边倒”。这是毛泽东在建国前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首次提出来的。当时这所以采取这个政策，是基于世界形势的考虑，是毛泽东为了维护自己民族的利益，使新中国站稳脚跟而作出的一种政治上的明智选择。因为当时国际上已形成两大相互对抗的阵营，即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这两大阵营的对抗是“雅尔塔体系”的结果，我们无力改变。从当时中国的处境上说，中国只有“一边倒”向苏联，向苏东开放，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政治、经济合作关系，才能摆脱新中国免遭孤立的处境。无疑，是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逼迫我们不得不“一边倒”，“面向世界”，全面“开放”，从当时的世界形势来看是不允许的。但从毛泽东本意来讲，政治上向苏联“一边倒”，并不是经济上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发展关系。毛泽东曾明确表示过：“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31）。”并且在实践上为此而做过多方面努力，这在前面曾经阐述过。可见，政治上的“一边倒”，并不是经济上的“闭关锁国”；强调“自力更生”，也不是不要“争取外援”。这个思想是明确的，并一直坚持到50年代初期。
第二阶段外交政策的制订，是50年代末提出来的“两个拳头打人”。按当时的说法是“既反帝又反修”，即既反美又反苏。这个政策按“兵书”来讲，是犯了大忌的。作为伟大战略家、军事家的毛泽东，绝对不会不知道它的危害性。建国初期，毛泽东便提出过“不要四面出击”，不可“树敌太多（32）”，可见毛泽东在战争年代提出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在建国后并没忘记。当时之所以作出“双拳打人”的选择，也是世界形势的发展使我们不得已而采取的“下策”。因为从50年代后期开始，苏联逐步走上大国沙文主义的道路，即用牺牲他国的利益来换取本国的利益，不断干涉兄弟党和国家的内政，用各种手段卡我们的脖子让我们听它指挥。这已被大家所熟知。毛泽东为了维护我国的民族利益，不怕苏联施压，坚持顶住，坚决反对苏联的大国主义政策，并由感而发：“什么都靠人，靠不住。……外国援助和帮助是可以的，但不能干涉内政（33）。”加上这时的美国并没有放弃原来“反共反华”的立场，中美两国仍然敌对，当1962年中印边界发生冲突时，苏联和美国一起唆使印度与中国作对，形势迫使我们不得不“既反美又反苏”。但是，既使是这样，毛泽东也一直坚持与各国发展政治、经贸和外交关系，只是从这时起更加强调必须把与各国发展关系建立在“自力更生”基础上。指出：“革命是自主，建设也是自主。当然不是不要国际援助，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34）”。这是毛泽东从中苏关系破裂的现实分析中得出的结论。江泽民同志曾经说过：“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中国是个穷国，为什么能够在世界的多极格局中占有一极地位？就是因为中国是个独立自主的大国（35）”。这是非常正确的。中国正是由于坚持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所以，才在“既反美又反苏”的情况下，仍然与其他国家做了一些生意，包括前面提到的“文革”时期，我们在国内政治动乱、经济很困难的情况下，仍拿出43亿美元，引进了一个批先进技术设备等（36），并没有把“关”完全闭锁起来。“既反美又反苏”以及“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在客观上提高了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国际社会出现了“美苏中”三足鼎立之势；同时，我国的经济建设尽管受到了不利影响，但仍然取得了较大成就。
第三阶段外交政策的制订，从60年代末开始的“一条线，一大片”。在这个阶段中，从1969年开始，因中苏交恶，中国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夹缝中生存、发展。一方面通过“独立自主”，我国的经济建设虽走过弯路，出现过挫折，且国内动乱，但综合国力仍有较大增强。政治上，中国的作用、地位日益提高，声望不断扩大，71年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特别是随着中苏关系的紧张，苏联在中苏边境不断增兵，从战备上呈现出对我国包围的态势，形势一度十分严峻。毛泽东认为，苏联是当时世界最危险的敌人，是“战争的策源地”，需要“联美反苏”。加上这时的美国在封锁、扼杀我国的阴谋破产后，从其自身利益考虑也需要打“中国牌”压苏联，以钳制苏联在与美国争霸中咄咄逼人的势头。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关系松动、中日建交，随后毛泽东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政策，即侧重反苏。反谓“一条线”，就是从中国经日本到中东地区到西欧，南到澳大利亚、新西兰，最后到美国形成“一条线”，周围国家和第三世界是“一大片”，以此来对付苏联的威胁。虽然从主观上讲，毛泽东着重从政治和外交上考虑较多，但客观上却为中国“对外开放”打开了大门，即首先使西方的盟主美国对中国打开了大门。从此以后，在国际社会中，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矛盾和对立逐渐被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矛盾所取代，“东西矛盾”逐步缓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也不断增强，从而为中国“走向世界”、“全国开放”，提供了良好机遇、创造了和平的国际环境。但恰在这时毛泽东主席去逝，之后经过两年左右的徘徊，“三中全会”以后又经过了约两、三年反复周密思索，邓小平等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应形势，从1981年开始对我国外交政策进行了第四次重大调整。从此，中国逐步进入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阶段。
由此可见，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是在前三次外交政策调整的基础上进行的，每次对外政策的调整都是世界形势发展的需要和结果。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比如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所没有的条件（37）。”这些话，是非常公道和客观的。正是有了前三次对外政策调整，才有了今天的“对外开放”。现行的“对外开放”是前三次对外政策调整、发展的合乎逻辑必然归宿和结果，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正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对外政策的几次调整过程中，一方面提高了我国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和国际声望，使当时的世界政治形势出现了美苏中“三足鼎立”之势，使我国在国际事务中有了说服力和发言权；另一方面，也使我国的经济建设虽然受到“左”的思潮的影响、破坏，但仍然在这一时期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我国后来的发展奠定了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进一步提高了中国“独立自主”的能力，使世人不小视我们，不歧视我们，在后来的“开放改革”中处于主动地位。
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纷纷“制裁”我国的情况下，我们在政治上使“社会主义旗帜”不倒，并在经济上成为当今世界最有发展潜力和活力的国家之一，使西方资本主义“制裁”我国的阴谋屡屡不能得逞，并一个个地被粉碎、遭破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过去积累了大量“反封锁”、“反扼杀”的经验、具有较强的“独立自主”能力的结果。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贡献，永垂青史，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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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以后，无论是在思想上、实践上，还是在具体的外交政策上，毛泽东都为我国实现“对外开放”进行了积极的、可贵的探索和努力，为我国后来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与建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和必要的物质基础，并创造了良好的国际条件。但是，由于受诸多条件的限制，毛泽东在世时我国“对外开放”的范围和规模，还远无法与现在相比。据统计，50年代初期，我国进出口总额还不到20亿美元。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我国对外贸易额也一直在30-40亿美元徘徊。7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石油出口量的逐年增加，加上同西方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贸易往来的不断发展，我国进出口总额由1970年的45亿美元增加到了1978年的200多亿美元（38），规模仍然有限。建国后近30年，中国“对外开放”的新局面没能形成。只有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我国第二代领导人的领导下，我国全面实行“对外开放”的主观条件和外部环境才更趋成熟，使我国“对外开放”的广度、深度才有了实质性突破和发展。这是毫无疑议的。但无论如何，毛泽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我国各项事业的奠基人，在他有生之年为我国经济的不断腾飞、“走向世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做出的伟大、独特贡献，是我国近现代历史上很少有人能够比肩的！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如果没有毛主席，我们可能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39）”。换句话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如果没有毛泽东为改善我国在国际上的政治、经济地位，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等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我国的“对外开放”事业也可能要向后推迟一段时间。但反过来，如果没有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的正确领导，我国现行的“对外开放”政策也可能不会顺利制订和实施得这么快。因此，对于毛泽东在我国“对外开放”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应该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既不能有意夸大，也不能人为缩小。毛泽东作为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奠基者和开山祖，与邓小平作为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总设计师一道，将共同载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史册上！
注释：
（1）《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327页
（2）《新观察》1983年第10期
（3）《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29页
（4）《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在华外国人的政策的指示》1948年2月7日
（5）《中共中央对天津成立对外贸易局的批示》1949年3月1日
（6）（7）《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73页，第1468页
（8）转引自《新华月报》1949年创刊刊号
（9）《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5期第49页
（10）《中共中央关于中苏合股公司协定公布后消除群众波动的指示》1950年3月10日
（11）《欢迎有利于中国经济建设的中苏经济合作》，《人民日报》1950年4月1日
（12）《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85页
（13）《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9页
（14）《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01—402页
（15）参见《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得与失》，《当代社会主义问题》1993年第
3期
（16）《纵观毛泽东的对外经济交往思想》，《党的文献》1991年第2期
（17）《毛泽东思想研究》1987年第4期第58页
（18）（36）参见《论建国初期的“内外交流“政策》，《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5期
（19）参见《毛泽东和他的事业》（下）第793页
（20）（21）（22）（30）转引自《评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研究中的两个观点》，《真理的追
求》1993年第8期
（23）英国于1950年1月6日宣布承认我国，1954年6月7日与中国达成互派代办协议，1972年两
国升格为大使级外交关系。法国是西方国家中与中国建交最早的国家，1964年两国即宣布建交
。
（24）（25）《毛泽东开创中国外交新局面》，《毛泽东思想论坛》1993年第2期第55页
（26）据《世界知识》1993年第2期
（27）参见《毛泽东对外经济理论的历史分析》，《毛泽东思想研究》1990年第3期等
（28）《毛泽东的文化性格》第100页
（29）《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3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35页
（32）《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4页
（33）（34）转引自逢先知《回顾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论述》，《真理的追求》1990年
第1期。
（36）转引自《江泽民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3年
11月4日
（3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2页
（38）《毛泽东和他的事业》（下）第794页
（39）《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303页
作者单位：石家庄空军飞行学院政教室（05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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