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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胜利时，它立即向中国人民展现了一种全新的精神风貌。这是一种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英雄主义传统，它就是被中国共产党人奉为神圣的“延安精神”。在1949年从各个解放区身披硝烟走向胜利的几乎所有共产党人都深深受到他们在此前革命年代所获得的经验的影响，他们既把延安精神看作是壮丽的革命年代的象征，也把“延安精神”看作是一种应该永远继承的革命遗产。对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即使革命已经胜利并成为历史，但延安精神不能简单地成为一种仅有纪念意义的象征，它还应该是一种能持久地为共产党人提供精神力量的革命传统。
中国共产党人大力赞扬并高度评价的以延安精神为代表的革命传统，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中创造的制度方面的经验，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所具有的神圣的革命价值观方面的体现，还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过程中形成的思想方法与领导方法，这三个方面紧密联系，无法将其截然分开。这些革命传统本身正是在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所取得的理论与实践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独立探索党的建设道路而形成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实践经验。
“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由毛泽东总结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形成的思想方法和领导方法，它们构成中国革命传统最重要的部分。毛泽东提出这三大原则，针对的不仅仅是曾广泛盛行于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而且针对的是由于受数千年小农经济和封建传统影响而普遍存在于中国人身上，进而被带入到中国共产党内的“唯上不唯下，唯书不唯实，好分不善合”的陋习。这些陋习在中国共产党内的表现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毛泽东以“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唯书不唯实”的问题，以“密切联系群众”的群众路线解决“唯上不唯下”的问题，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法解决“好分不善合”的问题，从而不仅根治了党内的不正之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思想作风和领导方法、领导制度及解决党内矛盾的有效方法。中国共产党也因此成为各国共产党中最团结、最善于从实际出发解决各种困难复杂问题、与群众有着最密切联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这三大原则在延安时期具体化为一系列的措施和制度，“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被用于克服自上而下的领导方式带来的官僚主义的行为方式，它要求党的干部定期通过下乡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的愿望和要求，获得领导决策必需的真实情况，在这一过程中干部必须真正做到与群众同甘共苦才可能获得群众的信任，了解到群众的真实愿望。因此，“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作为一种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实际上将“理论联系实际”与“密切联系群众”构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使这两大理论原则具体化为可操作的能有效克服由于存在于人们内心深处的“唯上不唯下”和“唯书不唯实”而导致的干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最终促使党的干部在思想和行为上官僚主义化的有效措施。而在延安实行的“精兵简政”；为适应地方的需要和条件并为广泛的群众参与提供条件所提出的分散政治结构的主张和可行的具体措施；要求党的干部、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及党领导的军队都要定期与群众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的制度等。所有这一切即便不能完全消除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的距离，但却可以大大缩小这一距离，使党的干部与群众建立起一种前所未有的密切关系并使他们逐步地对中国国情有了真正地认识与了解。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因此而形成了一种科学的思想方法和领导方法。
此外，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方式方面也必须进行独立的探索。因为中国革命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为逐步扩大革命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必须通过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再一步步扩大根据地的方法来实现自己的目标。战争和封锁造成了各根据地的分散，这给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带来了困难。一方面，为保证党的团结，清除由“好分不善合”的陋习引起的“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中国共产党必须不断强调党的组织原则与党纪律。毛泽东把党的组织原则的核心内容概括为四个服从，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在四个服从中，“全党服从中央”又被作为最重要的纪律原则给予特别强调。在艰苦复杂的战争环境中，中国共产党要想战胜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就不能不突出强调全党在行动上的高度一致，“全党服从中央”是实现全党在行动上高度一致的必不可少的基本前提。按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党的重大决策只能由党中央制定，一旦党中央形成了决定，党的各级组织都必须在行动上服从。实现党中央对全党即对各个根据地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一条不可动摇的组织原则和领导原则。但另一方面，各个根据地的经济社会情况又千差万别，如果各根据地党的领导机关机械地执行中央的决定，肯定会遇到大量难以克服的困难。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强调纪律与服从的同时，又实行“集中领导”与“分散管理”相结合的领导原则，即在强调“全党服从中央”，实行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同时，又赋予各个根据地以极大的独立处理本地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权利。而且，即使是中央已经作出的决定，如果地方的领导同志有不同意见，他们完全可以用各种方式向中央表示自己的不同看法。这样一种由中国共产党创造的领导方式能够形成，“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在党内关系调节中的大量应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通过广泛应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在党内消除了“好分不善合”的陋习的影响，既实现了党在行动上的高度一致，又做到了群策群力，不但保证了党的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防止党在重大决策上的失误，而且为各根据地灵活执行中央的决定提供了条件。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才成为各国共产党中最具原则性又最具灵活性、实现了最高度的集中又具有最广泛的党内民主的马克思主义党。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形成的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的方法与制度，无疑是一份巨大而又宝贵的遗产，但存在于这些方法与制度背后的革命的价值观念体系则是一份具有同样重大甚至是更加重大的历史意义的革命遗产。中国共产党人推崇备至的被称为延安精神的革命传统，其实质性内容，更集中地体现在毛泽东所倡导又为中国共产党人身体力行的人生与价值准则。具体地说，它们是一套革命的社会道德观念与生活态度，这些才是中国共产党人更加珍视的革命遗产，因为这些准则被中国共产党人视为自己的事业能够持续推进的根本因素。导源于中国革命之中并使整个革命岁月充满壮烈的英雄主义色彩的这些价值观念包括：为了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英勇斗争的精神；不畏艰险、敢于牺牲的精神；艰苦奋斗、努力奋进、勤俭节约的观念；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以及严格要求自己的观念等。同样，这些精神与观念也转变为制度和方法，并表现为众多共产党人的壮丽的英雄主义的行为。在共产党内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内实行真正的生活待遇上的平等；党的干部与政府官员在生活方式上力求与普通人民群众相一致；在关键时刻共产党人随时准备牺牲自己以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而这一切并不要求得到物资上的回报。这些价值观念的确立，是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最大成就，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形成自己光荣的革命传统，最终取得革命胜利的思想基础。
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具有自己特殊情况的国家进行党的建设，因此它不能直接照般其他国家共产党建设的经验。而且，在中国共产党内也存在着各种错误思想，它们不时地以各种方式在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表现出来，曾经多次造成党的重大挫折。毛泽东在井冈山时就高度重视克服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明确指出，要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写了《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重要文件。在详细分析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及其原因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纠正这些错误思想的方法。尽管毛泽东为克服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进行了艰巨的努力，但“唯书不唯实”、“唯上不唯下”和“好分不善合”在党内的影响并没有被克服掉，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统治我们党达四年之久，充分说明要克服党内的错误思想，形成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是一项异常艰巨又复杂的任务。王明路线几乎断送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也使毛泽东更坚定了彻底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使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干部形成良好的思想、工作、生活作风的决心。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全体党员干部明确提出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要求，并通过时间长达三年的延安整风，彻底清除了错误思想在党内的影响，终于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思想上正确，组织上巩固，行动上统一，具有优良的思想、工作、生活作风，与人民群众保持着最密切关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中国革命的传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
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建设方面取得的成果最终表现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这次胜利“是历史上一只比较小的但得到群众支持、有献身精神、组织良好的军队，战胜一支比较强大的但士气低落、领导无能、不得人心的军队的惊人事例”。中国共产党的老对手蒋介石在败逃台湾前就明白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在党的建设上的巨大差异决定了共产党的胜利与国民党的失败同样是不可避免的。他称道“共产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和精神道德”，羡慕共产党的干部所具有的脚踏实地的“科学的方法”。甚至在逃离大陆前，蒋介石就已决定从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经验中学习点什么。
毛泽东倡导并在毛泽东领导下形成的革命传统，教育培养了整整一代共产党人，使“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在这一代共产党人心中深深扎下了根。这就决定了，不管我们党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错误，它都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错误，并依靠自己的力量开辟新的正确道路。这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结束“文化大革命”，一直发展到今天，这些事情，都是这一代人干的。如果没有毛泽东领导下形成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能否在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改革中始终把握正确的方向，顶住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冲击，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高潮，是难以想象的。
今天，中国共产党正领导中国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奋斗。时代完全不同了，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传统，特别是 它的三大优良作风，仍然具有巨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因为，不管是推进改革，还是扩大开放，或者是保持稳定，促进发展，我们的党员干部仍然面临着如何克服新形势下以新的方式表现出的“唯书不唯实”、“唯上不唯下”、“好分不善合”等陋习。我们的党员干部也仍然需要努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如此，我们将很难克服改革开放中遇到的各种困难。所以，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式下继承发扬党的革命传统，是我们党员干部对建党八十周年最好的纪念。
（作者为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教授）
参考书目
周恩来：《学习毛泽东》，《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80。
邓小平：《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北京，198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北京，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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