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的形象在很多人心目中是陌生的，对其早期思想关注和研读者更是寥若晨星。在我们着力研究他一生思想的同时，不应忽视或忘记其早期思想的发展轨迹。而且只有在对其早期思想做出客观、历史的回顾和审视之后，我们才能看到一个完整的，全景式的毛泽东一生的思想画卷，也只有这样才能对其本人的思想做出全面、公正的了解和评述。
一、青年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渊源和社会背景。
青年毛泽东思想是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上世纪初带有强烈爱国热情的青年人，是一个思想上未成熟的青年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一个“杂烩”的形象。所以，我们不要把他的一切言行都套入马克思主义的框框里，尽管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行矶辔ㄎ镏饕宓乃枷胍蛩睾统煞帧Ｔ诘笔保??乃枷胗氤露佬恪⒗畲箢鹊缺冉匣故瞧铀氐模?刮刺嵘?绞贝?那把兀?还???昵岬乃枷肜锊环Χ捞氐恼嬷?萍??br>
毛泽东同志早年的三篇文章： 《讲堂录》、 《体育之研究》、 《(伦理学原理)批语》会聚了其早期思想的精华，具有高度的代表性和可研性。
《讲堂录》是毛泽东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四年在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习时的课堂笔记。内容涉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方面，以讲求“实学”，端正学风为主要内容，偏重于文、史、哲。
哲学方面，他对宋明理学极有兴趣，文章中多次引证朱熹等人的言论，主张心灵的作用，个人能动作用，认真体验中国古代诸子哲学的思想。 《讲堂录》的前半部分有毛泽东手抄的屈原《离骚》，充分表明他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厚爱和深厚功底，是毛泽东系统接受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代表作
从一九一二年秋至一九一三年春，毛泽东集中精力研读了不少外国进步译著，其中突出的有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赫胥黎的《天演论》。同时，他对潭嗣同的《仁学》进行了潜心研究，对司马迁的《史记》和顾炎武的《日知录》更是爱不释卷。尤其是顾炎武提倡的实地考察、遇事穷源探本的治学态度对日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他常常引述顾氏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勉，对其“足迹半天下，留心当世之故，穷源探本，讨论其所以然”的治学态度衷心钦佩，直到以后的《体育之研究》仍念念不忘顾炎武、颜习斋等文武兼备，三育并重的思想。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的“实学”思想在毛泽东的心灵中留下了痕迹，和他以后在革命实践中提出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遥相呼应。
二、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
第一，师古、探源、穷本阶段。《讲堂录》极明显地继承孔孟之道，毛泽东遵从师训，将社会层人物化分为“传统之人”和“办事之人”。他认为，“传统主人”是孔孟、程朱、陆王等圣人。一九二0年，毛泽东曾去曲阜、邹县拜谒孔子、孟子，尽管当时身无分文。《讲堂录》记下“激励奋迅，冲决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的象山语录(象山者，陆象山也)。《体育之研究》中亦有“有圣人者出，于是乎有礼。”认为一切文明皆圣人的创作。“办事之人”是尊奉圣人的垂教，能够建立功勋，但他们还未达到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境界。“王船山谓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欠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拿翁(破仑)是也，而非圣贤。”明确地表态，决定历史的是圣贤。他还摘抄了曾国藩的“不说大话，不鹜虚名，不行嘏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断言，惟有曾国藩抓住了“大本大源”。于是乎，毛泽东推论出救国救民必须抓住“大本大源”，细析“大本大源”，鲜明地提出，第一要研究哲学，探索宇宙真理，第二要普及哲学即“倡学”，通过研究和普及哲学来“动天下之心”，从而达到救国图治的最终目的。毛泽东走出家乡，踏入社会，开始思想上的第一次启蒙和飞跃的过程中，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改良思想，严复的进化论观点都为他所接受。从一九一0年至一九一三年春，毛泽东对康、梁、严等人的论著、译文从未中断研读，甚至在文风上亦模仿梁启超。梁启超号“任公”，他便以“子任”自称。康梁的言论主要是改良，认为救国必先“新民”，从改良“人心道德”入手。一九一二年春，毛泽东离开军队后，曾一度怀疑武装革命，一九一六年七月二十五日给萧子升的信中不安地写道；“法兰西之祸，最为可惧，前车不远，即在寻亥。”这与当时激进的革命党人相比，显然不合时代，乃至于陈旧、落后的，直至以后组建革命团体，仍取名“新民学会”，足见康梁改良思想对之影响之深。
第二，重体、务实、尚理阶段。一九一五年九月，以陈独秀的《青年》杂志创刊为标志的规模空前的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大地爆发。毛泽东积极投身此运动，探索中国的富强之路。经老师杨昌济指引，接触并阅读了陈独秀的《新青年》。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上发表了第一篇公开性的文章《体育之研究》，署名“二十八画生“。(二十八画即毛泽东三个字的繁体总画数)。文章论述了发展体育运动的重要性，即”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特别阐述了德、智、体三者的关系，体现了形具而神生，体为神之本的古朴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开始了他早期哲学思想中的第二次哲学启蒙。(《体育之研究》以下简称《研究》)文章开门见山地写道“国力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研究》中通篇散发着毛泽东早期唯物主义思想和朴素辩证法思想的火花。他给体育定义为：“体育者，人类自养其生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之可言者也”。并引证“庄子效法于庖丁，仲尼取之于射御。”又说：“日本有武士道，考其内容，皆精究生理，详于官体构造，逐终之远行。”从实学的角度论及体育的起源，“人体之组成与群动而不同”…‘人则以节度为生，愈降于后愈明，于是乎有体育。”可见，研究体育的出发点是客观的，唯物主义因素充分体现。还指出“体育与吾人实占第一位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更进一步强调身体的本源性和物质的第一性，严肃继承了我国古代唯物主义集大成者王船山的“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容也。”的唯物主义思想。结合当时的革命运动，毛泽东提倡理性的权威， “人者，有理性之动物也”，这是区分人和动物的根本属性，动物者仅动矣，而人之“动必有道”。因为“天地盖帷有动而已”。“动者，盖养乎吾生”。同时，批判儒、佛、道的所谓“静”法。 “言静坐法，自诩其法之神”，坚决摒弃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第一次启蒙期间业已从康梁那里接受，现在又运用于体育研究之中，不能不说是一个突破。“勤体育则强筋骨，强筋骨则体法可变，弱可转强，身心可以并完”。这样的转变，“盖非天命而全乎人力也”。辨证地指出，体育运动可以获得知识，创造知识，而且体育本身就是知识体系的一部分。所以，在进行体育之研究的同时，又研究智育，两者相得益彰。此外，体育运动的变化离不内因和外因，主观和客观。他说“学校之设备、教师之教训，乃外在的客观的也，吾人盖尚有内的主观也”。充分表明毛泽东当时的辨证法思想。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在对待内因和外因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上，他的“内断于心，百体从全”仍是向内求索的思想路线，这种唯心的观点在以后的习作《心之力》中被发挥的淋漓尽致。
毛泽东沿着体育源于身体，体育就是运动，运动是变化发展的，发展的同时又受到内因和外因作用的辨证思路，以批判现实主义的态度，剖析人们不运动的原因，社会不进步的根源。一是无“自觉心”。点出民族劣根性中的懒病，从而使国人思想不断僵化。二是“积习难返”。翻开历史的陈年流水薄，充满“仁义道德”，几千年的积淀，民性如死水一潭。三是“提倡不力”。点破当局的无能，社会的腐败，官僚的无知，提出“多数人不知体育，即或知之，亦徒有形式耳”。四是“学者以为运动为可羞也”。谴责他曾经赞赏的社会君子，撕破了这些传统的承袭者和卫道士的丑恶嘴脸。
第三，思变，伐古、革新阶段从一九一七年下半年到一九一九年上半年，毛泽东精心研读了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并做了大约一万二千语字的批语，即《<伦理学原理>批语》(以下简称《批语》)。 《批语》被认为是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对诸如世界本原问题、时空问题、辩证法的基本问题以及伦理改造问题都做 明确的回答，是毛泽东思想发生根本转变之前的一个集合、缩影，是第三次思想启蒙和飞跃的标志。
《批语》里有这样的话“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灭，物质不灭为基础。精神物质非绝对相离之二物，其实一物也，二者乃共存者也”。这里包含着物质和精神不灭，物质和精神辨证统一的唯物主义本体论思想。此外，毛泽东从土地的变迁，社会的兴衰中得出“宇宙之毁决不终毁，其毁于此，必成于彼，无疑也。”为他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原理，并使之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准备了铺垫。
《批语》中毛泽东一方面发展了《研究》中的关于变化的思想，并把变化扩展至各个领域，每个事物；但另一方面，他认为“世上各种现象只有变化，并无生灭成毁也，生死也皆变化也”。将变化归为形而上的东西，成了绝对物，只注重变化的共性，忽略变化的个性。产生这种思想的原因可追溯其受康梁思想的影响颇深。一九一0年毛泽东在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对康梁的变化哲学倍加推忡，康梁思想多源于《周易》，所谓“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亦来源于《春秋公羊传》。虽然其间蕴涵着辨证的因素，但已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相对主义，把变化完全抽象成绝对形而上的空洞观念。
《批语》里提出，“河出潼关，风回三峡”的辨证论断，与《讲堂录》里的“河出龙门，泻至潼关”形成鲜明对照，毛泽东对辨证法思想的研究从未中断，无论是在长征途中，还是在延安时期，他都悉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理论，其代表作《矛盾论》在革命战争年代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时，流行着陈独秀的“伦理之觉悟，为吾人觉悟之最后觉悟”，毛泽东亦主张从哲学入手，伦理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改造国人思想。
《批语》中的伦理改造分为两大方面：一方面，自身伦理的改造，即个性的改造，当时，德先生，赛先生已来到中国，青年人不断冲破旧道德、旧伦常的束缚，寻觅新的生活，以求“自主自由之人格”， “独立平等之人格”。毛泽东在《批语》中明确主张个人主义。其实质就是突出个性，突出新思想，突出自身的价值。把“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视为“具足生活”的满足状态。但他要求自己不只是独善其身，还必须“济人之急，成人之美”。 表现出不偷生，愿奉献的新精神，可见这种改造以达到高度纯洁的地步。直至他晚年仍告诫人们：人总是要有点精神。
另一方面是社会伦理的改造。摧毁几千年的“仁义道德”成为当时革新的任务之一，毛泽东抓住了社会影响较大的婚姻问题，在湖南《大公报》上揭露和控诉新娘赵玉贞女士自杀的文章，很有威力，影响颇大。对社会的改造，他面向实际，面向现实，一再强调“吾人务须致力于现实”， “取历史以其足以资吾之发展现实之其是生活也”。体现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批语》中的“致力于现实”，实际上就是注重实践，他的“实践至善为义务”与《讲堂录》里的“穷本探源”的治学态度、 《研究》中的“不重言谈，重在实行”的思想一脉相承，自始自终在实践中不断磨练自己，改造自己，把自己的智慧和精力奉献给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实现了他在《批语》中所期望的“吾人甚盼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宇宙耶?”。
至此，我们简单勾勒出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的发展轨迹：以《讲堂录》为代表的第一次思想启蒙，系统地受到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以“文明精神，野蛮其体魄”为宗旨的第二次思想启蒙，《伦理学原理批语》则是他改造伦理，改造社会的第三次思想启蒙的标志。从而完成了从思辩走向实际，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准备的过程，完成了他青年时期的光辉历程。
参考文献
(1)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
(2)《毛泽东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
(3)《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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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 三联书店1979年版
(8)《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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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年版
(11)《毛泽东传》，(美)R．特里尔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2)《毛泽东回忆五四前后的思想和活动》、《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北京，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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