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编入毛泽东一九五二年的文稿共４２２篇。其中
手稿３８５篇，经他本人审定的讲话、谈话记录稿３篇，经他审定用他名义发表的文稿
（包括贺电、复信、命令和接受国书时的答词等）３４篇。这些文稿中已经发表的，包
括毛泽东逝世后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军事文选》
（内部本）等书籍中发表的，有５５篇，其余３６７篇是本册第一次发表。编者认为比
较重要的文稿，在目录上用黑体字排印，共１０４篇。
一九五二年，是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最后一年。在这一年中，我国提前完成了
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实现了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基本上完成了新解放区的土地
改革，胜利地结束了三反五反运动，为转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作了多方面的准备。从这
一年的下半年开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领导人酝酿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本
册文稿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在指导完成上述各项任务时所提出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所
作的经验总结。这些对于研究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具有重要的价
值。
这篇后记，仅就以下四个问题作一些有关文稿内容的概括介绍和背景说明。
一、关于三反、五反运动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在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始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迅即在全国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展开。三反斗争的深入，暴露出党政军民机关内部贪
污分子的违法活动，大多和社会上资产阶级中的不法分子有牵连。为了制止和打击资产
阶级的违法行为，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首先
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中城市，团结工人
阶级、守法的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分子开展一个反行贿、反
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和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斗争，以配合党
政军民机关内部的三反斗争。三反和五反运动相互配合，经过半年多时间，于一九五二
年八月差不多同时宣告胜利结束。
本册收入毛泽东为指导三反和五反运动所写的指示、批语、书信和审稿过程中加写
的重要文字等各种文稿１８３篇，约占本册全部文稿的五分之二。这些文稿反映了我们
党对整饬党和国家机关中各种腐败现象、打击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的坚强决心和巨大
魄力，阐明了中央关于三反、五反运动的方针政策和策略思想，概括了各地开展运动的
实际经验。除本书第二册编后记中已经说到的以外，有以下几点值得特别介绍一下：
１。强调在运动中注意团结多数，孤立少数，迅速形成三反、五反的统一战线。在
发动阶段注意划清贪污和浪费的界限，对干部超支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在反贪污斗争
中，对犯有少量贪污行为的（最初规定为贪污五十万元以下者，后来改为贪污一百万元
以下者。这里的数字是以人民币旧币计算，相当于后来的人民币五十元和一百元），一
般不算作贪污分子，从轻处理，“以便解脱更多的人，利于教育”。（二月二十九日给
陈毅的电报）对私人工商户的分类，增划基本守法户一类，并且大致确定大城市中守法
户、基本守法户和半守法半违法户三类约占工商户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五左右，严重违法
户和完全违法户约占百分之五左右。（三月五日指示）
２。在运动进入高潮以后，强调“注意调查研究，算大帐，算细帐，清查老虎真假，
严禁逼供信”，指出这是“目前打虎作战是否能取得完全胜利的关键的所在”。（二月
二十二日、二十六日批语）在落实定案阶段，强调要做好甄别工作，“不得放纵一个坏
人，不得冤枉一个好人”，“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是者定
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总之，必须做到如实
地解决问题”。（五月九日、十日批语）
３。强调“各城市市委市政府均应于开展三反和五反斗争的同时，注意维持经济生
活的正常进行”，“生产、运输、金融、贸易均不能停顿”。（二月十五日、十七日批
语）提出要控制运动的规模，有步骤地展开，春耕期间县区乡三级一律不搞三反，全力
投入生产；大、中城市的五反必须分步骤进行，县区乡暂不进行五反。对违法资本家提
出一般只退补不罚款，并且实事求是地确定退补的比例，比例过高的要合理地降下来，
这样，“我们就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取得主动，而使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使资本
家重新靠拢我们，恢复经营积极性，使工人不致失业”。（五月九日批语）
４。提出制定法规条例，建立人民法庭，依法惩治贪污分子和不法资本家。毛泽东
指出，实事求是地进行法庭审判，追赃定案，是“共产党人统治国家的一次很好的学习，
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义”。（五月十日批语）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虽因对情况作了一些过头的估计，下达了一些过高的打虎指
标，发生过一些过火的做法，但是由于在工作指导上注意了上述几个重要之点，不少问
题一经发现即及时得到纠正，有些问题在定案处理阶段经过甄别一般也都实事求是地得
到了解决。
在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系统，三反运动是同一九五○年开始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结合进行的。三反初期，毛泽东就批示同意李富春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一日关于中国科学
院三反运动情况的报告和薄一波为转报这一报告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的意见。李富春
在报告中提出“科学院的三反运动，在科学家中主要的是启发思想与思想改造相结合”。
必须首先确定对科学人才“保护不伤”的原则，已检讨者，如不能过关则帮助其过关；
未检讨者，不必点名要其检讨。（一月十三日批语和注释）后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的
中央关于在三反中处理科学家、学者的问题的电报中规定，三反斗争中对于有用的专门
科学家和学者的处理，“应该以思想改造为主”。解放前有贪污行为者，均作为思想问
题处理；对于解放后有贪污行为者的处理，必须事先经市委批准，有些人须经省委或中
央局批准，以免造成偏向。
二、关于国内的主要阶级矛盾和资产阶级问题
毛泽东一九五二年六月在统战部一个文件上的批语指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
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
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编入本册的毛泽东的这篇文稿，表明毛泽东作出判断，
认为此时我国社会主要阶级矛盾已经发生变化，应该及时在党内指明这一点。
早在一九四八年九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就
对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作了前瞻性的趋势分析。刘少奇
在大约九月初成稿的《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社》一文中指出，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和从小生产中大量产生的资本主义成分，“即使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下，也必然要与
国家经济及合作社经济发生竞争。这种竞争，愈到后来就愈加激烈，并将继续很长的时
期。这就是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新
社会中的基本的和主要的矛盾，虽然它在旧社会中早就存在。这就是新民主主义与旧民
主主义或旧资本主义的矛盾，就是资产阶级和富农与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的矛盾”。
九月八日，毛泽东在会上的报告中说，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之后，内部
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九月十
三日，刘少奇在会上的发言中也说，只要全国政权到手，民主革命阶段已经结束，从国
内范围来讲，封建势力没有了，帝国主义势力被赶走了，官僚资本也没有了，人民同它
们的矛盾已不存在，则主要矛盾就会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九月十五日，张闻
天起草的东北局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东北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草案中也提出：“无
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所经营的这种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的经
济是处于对立地位的”。“这种矛盾，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在彻底消灭帝
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以后，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基本矛盾。在这个
矛盾上的斗争，特别是在这个矛盾上的长期的经济竞争，将要决定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来
的发展前途，到底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抑或过渡到普通资本主义社会”。九月中央
政治局会议上关于革命胜利后国内主要矛盾变化趋势的分析，为翌年（一九四九年）三
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所确认，并写进全会的决议之中。
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最初两三年内，国内的主要阶级矛盾还没有立即转
变。正如毛泽东一九五○年四月在一个批语中所说：“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见本书第一册第２９
２页）基于这个分析，他在当年六月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
的战略策略方针。
到了一九五二年，由于经过三年左右的努力，没收了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
肃清了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在大陆上比较彻底地镇压了反革命分子，在三亿多人口的
新解放区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正是这时，毛
泽东才明确地指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国内主要的阶级矛盾。
指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要的阶级矛盾，并不是说就要
立即消灭资产阶级，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即便在三反高潮中，毛泽东一方面提出要打
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一方面又批转了薄一波关于中央一级机关三反运动情况和今后
意见的报告。这个报告强调：共同纲领规定的民族资产阶级所应有的政治和经济地位，
仍然没有改变。在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应集中打击少数大的不法工商业家，对于罪恶
不大的工商业家，应争取他们自动坦白、悔过自新，争取他们拥护政府的政策，至少使
他们保持中立态度。对于作正当经营的工商业家，必须予以保护。（一月二十一日）毛
泽东在对统战部关于各民主党派三反运动结束时几项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指示稿所作的重
要修改中再次指出：“新民主主义时期，即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内，“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有自己的立场和思想，这种想法是脱离
马克思主义的，是一种幼稚可笑的思想。在三反和五反中，我党已有些党员产生了这种
错误思想，应予纠正”。（三月二十七日）这里说的错误思想在《学习》杂志一九五二
年第一、二、三期刊载的一些文章中曾经反映出来，毛泽东注意到这些问题，提出了严
肃的批评。中央宣传部就《学习》杂志的错误向中央写了检讨报告，指出写这些文章的
同志没有分清以下两件事：一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体系去教育改造学校的师生和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包括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清除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一是用共
同纲领去改造资产阶级的“五毒”思想，要他们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合法地经营业务。四
月四日毛泽东批转了中宣部的这个报告，作了一些修改，加写了一段话，肯定华东局宣
传部副部长冯定在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的题为《学习毛泽东思想来掌握资产阶级的性
格并和资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的文章，认为“这篇文章的观点是基本正确的”，并
说“其中有些缺点我们作了修改”，四月份的《学习》杂志准备转载。《学习》杂志转
载的冯定这篇文章，题目改为《关于掌握中国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中国资产阶级的错误
思想进行斗争的问题》，其中有三段改写或增写的话是比较重要的。这三段话是：“资
产阶级的思想也是在各集团和派别之间有所不同，比如在我们中国，他们之间的思想，
也是有进步的和落后的区别的。但同时，作为阶级来说，又有它的共同性，这就是反映
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的剥削制度的思想，这种思想的不受限制的自由发展，便是引到唯
利是图，极端个人主义，因而不惜投机取巧，损公利私以及极端地损人利己。这种思想
对人民群众的危害性是异常深而且大的。”“作为阶级来说，资产阶级思想和工人阶级
思想是对立的，因为一方是个人主义的，一方是集体主义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对
立，随时随地都会表现出来。不过这种对立，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又是可以形成统一的
阵线。例如当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便有这种统一战线。在中国，出现几次这种统
一战线，而在现在还继续着这种统一战线。这种统一战线因为有矛盾，所以在统一战线
本身中，便需要又联合又斗争。例如这次‘五反’的斗争，便是由于资产阶级违反共同
纲领、极端地贪图私利而破坏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在工人阶级和人民方面便不能不
进行斗争以保持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资产阶级的思想在今天中国来说，也有它的两
面性。在今天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思想能够有其积极的一面，便是真实地拥护工人阶级
的领导，遵守共同纲领。只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使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在经济上的消
极方面，不断受到批评，受到打击，而积极方面，不论其是在一定时间内，一定范围上，
甚至一点点一滴滴也使其尽量发挥，对国家人民有其较多的贡献。资产阶级只有搁置其
自己的丑恶思想即五毒思想，而按照由毛泽东同志领导而经过各革命阶级协商制定的《
共同纲领》以及人民政府先后颁布的各项法令去办事，才是有出路与生路的”。当时在
《学习》杂志编辑部工作的一些同志看见过毛泽东对冯文的修改稿，可是这份修改稿原
件现在还没有找到，故我们不能肯定这三段话的改写，哪些是毛泽东作的，哪些是《学
习》杂志编辑部的同志作的。根据当时在《学习》杂志编辑部工作的同志回忆，其中肯
定有毛泽东作的修改。九月五日，他在给黄炎培的信中，又提到上半年《学习》杂志上
有些文章的错误，再次指出：“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例如消灭剥削，
消灭阶级，消灭个人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这就是要求资产阶级接受社
会主义。这些对于少数进步分子说来是可能的，当作一个阶级，则不宜这样要求，至少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不宜如此宣传。”“当作一个阶级，在现阶段，我们只应当责成
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亦即接受共同纲领，而不宜过此限度。”“超过这个限度，
而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或者说，不许资产阶级想剥削赚钱的事情，只许
他们和工人一样想‘没有劳动就没有生活’的事情，只想社会主义，不想资本主义，那
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
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过渡时期总路线酝酿提出于一九五二年下半年，但在这一年的毛泽东文稿中，直接
反映总路线形成过程的却极少，只有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对罗瑞卿来信的批语这一
件。毛泽东的这个批语指出：“此事因为我过去说时，没有如同在十一月十二日的会议
上那样，明确说明此种意见的性质（尚不是决议），传达范围和什么人不要传达，故有
些同志在相当范围内传达了。此事不应由他们负责，而应由我负责。罗瑞卿同志因此事
请给处分，应无庸议。”罗瑞卿信中说到的“此事”的原委是：九月二十四日周恩来从
苏联回来的当天，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罗瑞卿听到毛泽东谈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
想。毛泽东说，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
二中全会提出限制和反限制，现在这个内容更丰富了。现在工业中私营占３２。７％，
国营占６７。３％，是三七开；商业零售是倒四六开。再发展五年比例会更小（资小我
大），但资的绝对数字仍会有些发展，这还不是社会主义。五年以后如此，十年以后会
怎么样，十五年以后又会怎么样，要想一想。罗瑞卿在国庆节前召开的公安部党组会议
和省市公安局长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这个讲话。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再
次谈到这个设想时，交代说这还不是决议，不要向下传达。罗瑞卿因自己在此以前作过
传达，故写信给毛泽东请求处分。
一九五二年八月，为制定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确定苏联援助建设
的项目，周恩来率代表团访问了苏联。他在八月二十八日向斯大林报送了一份《三年来
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其中谈到，根据目前中国国内和
国外的主要情况，“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确定从一九五三年起
开始进行以五年为一期的国家建设，并保证中国向社会主义前途迈进”。在这个提纲中，
还提出了有关对私人工业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控制在国家手中，在个体农业中积极发展互
助合作组织等方针政策。
十月，刘少奇又率代表团参加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受毛泽东的委托，于二十日
写信给斯大林，征询他对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的意见。信中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中国怎样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问题”。
刘少奇分析了中国当前国营、合作社和私营经济在工业生产总值和商品总值中所占
的比重，展望了五年、十年以后将要发生的重大变化，指出：“在十年以后，中国工业
将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国有的，私人工业不到百分之十，而这些私人工业又大体都要依
赖国家供给原料、收购和推销他们的成品及银行贷款等，并纳入国家计划之内，而不能
独立经营。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将这一部分私人工业不费力地收归国家经营。”“在征
收资本家的工厂归国家所有时，我们设想在多数的情形下可能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即劝
告资本家把工厂献给国家，国家保留资本家消费的财产，分配能工作的资本家以工作，
保障他们的生活，有特殊情形者，国家还可付给资本家一部分代价。”“我们估计：到
那时，中国的资本家可能多数同意在上述条件下把他们的工厂交给国家。”并说：“这
是我们设想的将来可能的一种工业国有化的方式。至于将来所要采取的具体的方式以及
国有化的时机，当然还要看将来的情形来决定。”
关于农业集体化的问题，刘少奇在信中说：“在农业中，在土地改革后，我们已在
农民中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现在全国参加这个运动的农民已有百分之四十，在老解放区
则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并已有几千个组织得较好的以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几
个集体农场。我们准备在今后大力地稳步地发展这个运动，准备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
将中国多数农民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场内，在基本上实现中国农业经济集体
化。”并说：“在完成农村经济集体化的最后时期，应该采取怎样的办法来消灭虽然不
很多的富农，则要看那时的情形来决定。”
关于手工业问题，刘少奇在信中则说：“对于这些手工业，我们准备用力帮助小手
工业者组织生产合作社，并鼓励手工作坊主联合起来采用机器生产，还有一部分则会要
被机器工业所挤垮。但我们在小手工业者中的情形和在农民中的情形不一样，我们在农
民反对地主的斗争中建立了或即将建立党的组织，而我们在手工业者中则一般没有党的
组织。因此，我们在改造手工业和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运动中将会有更多的困难，
而时间也可能需要更多。”
在第一个问题的最后，刘少奇还作了如下说明：“这就是我们所设想的怎样过渡到
社会主义去的大体方法。这些问题还没有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讨论过，还只是若干同志
的一种设想，并在非正式的谈话中谈论过。”
据刘少奇十月二十六日向中央的报告，斯大林对我党中央领导人的上述设想表示赞
同，并且提出：“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应该采取逐步的办法。”
这些材料，充分说明了一九五二年下半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同志酝酿
和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经过。
当然，如果再向前追溯，应该说，一九四八年九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在对我国社会
主义前景作预测性分析的同时，就提出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以后，大约还
需要经过十年、十五年或二十年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步设想。一九四九年三月的七届
二中全会决议对此也有反映。一九四九年七月，刘少奇访苏期间给斯大林的信中也曾说
到：“在中国从现在起到实行一般民族资本国有化，还需要经过许多步骤，需要一段相
当长的时间。这一段时间到底需要多久，这要看国际的和国内的各种条件来决定，我们
估计或者需要十年到十五年。”
这个情况说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提出，既有现实的背景，又有历史的渊源。
四、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
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由于长期生活在农奴制下，遭受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加
之地处边疆，交通闭塞，所以政治、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根本改变这些地区贫困落
后的面貌，就必须有步骤地进行各项社会改革。但是，这些地区的社会历史条件与汉民
族聚居地区有很大不同，社会改革必须采取符合本民族特点的一套政策和办法。在本册
收入的毛泽东为指导西藏和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改革而写的几份电报中，他反复强调
进行社会改革要从这些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反对不顾民族地区的特殊性而急于改
革的想法和做法。一九五二年四月，他在有关西藏问题的三份电报中指出，在西藏，
“我们在政治上必须采取极端谨慎的态度，稳步前进，以待公路修通、生产自给，并对
藏民物质利益有所改善之后。方能谈得上某些较大的改革”。他分析了西藏和新疆不同
的情况，提出“西藏至少在两三年内不能实行减租，不能实行土改”。“目前不要改编
藏军，也不要在形式上成立军分区，也不要成立军政委员会。暂时一切仍旧，拖下去，
以待一年或两年后我军确能生产自给并获得群众拥护的时候，再谈这些问题。”目前则
依靠精打细算，生产自给和打通贸易关系，平衡出入口，使藏民生活有所改善这两条基
本政策，争取群众，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十月八日，他在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时，重
申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进一步阐述了党对这些民族地区社会改革的政策。他说：
“少数民族地区分不分土地，由少数民族自己决定。西藏地区现在谈不上分地，将来分
不分，由你们自己决定，并且由你们自己去分，我们不代你们分。”他还说：“成立军
政委员会和改编藏军是协议上规定了的，因为你们害怕，我通知在西藏工作的同志，要
他们慢点执行。协议是要执行的，但你们害怕，只好慢点执行，今年害怕，就待明年执
行，如果明年还害怕，就等后年执行。”他还明确表示一定要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
济和文化。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对少数民族意愿
的充分尊重和对这些地区社会改革所采取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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