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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党内建设、制度建设、法律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果说以往腐败有无法可依的现象，而当今腐败则绝大多数是有法不依，执法犯法。其内在原因就是把共产党人的“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原天津市检察长李宝金本人从参加工作就一直在公安系统工作，从基层普通干警提拔到市公安局副局长、党委书记，后又调到检察院任市检察长，对法律条文可谓熟知又熟了，但他自己最终走上了腐败道路。这难道用法律不健全、制度不完善能解释得通吗？其根本原因就是李宝金本人的世界观改变了。他与人打交道的原则就是“谁不给我办事，我就办谁；谁给我办事，我就不办谁”。这难道不是李宝金本人剥削阶级自私自利的世界观的典型表现吗？有这种世界观的人怎么能够代表人民执法呢？去年两会上，广州市政协主席朱振中在政协全体会议发言中严厉批评了领导干部不正之风及腐败现象。同时指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说到底是一些干部心里没有装着老百姓”。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问题是，一些干部为什么“心里没有装着老百姓”？笔者在公开发表的一篇短文中指出，“心里没有装着老百姓”归根到底是世界观的问题。“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也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内容。中国共产党一成立，特别是建国以来，我们党始终用这一思想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但我们现在处在社会主义的初期阶段，剥削阶级的拜权主义、拜金主义、自私自利的观念还存在，特别是思想理论界某些人大肆鼓吹亚当·斯密的人性自私论的经济人思想。它严重影响和腐蚀了相当多的人包括一些领导干部。近些年来，干部队伍中前赴后继的腐败现象就是这些人的世界观已经彻头彻尾剥削阶级化了。报纸上多次报道一些贪官谈到犯罪原因时说自己放松了世界观改造。尽管他们中的有些人说这些话时不完全是真心，但确实说到了点子上。因此，不强调批判剥削阶级观念，不强调干部队伍的世界观改造，不清除头脑中的错误观念，就不可能真正做到“心里装着老百姓”。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思想不仅指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也包括人本身的发展。党中央提出和阐发的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为核心实质是人的发展为本、人的发展为核心。而人的发展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世界观的问题，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就是是否真正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少数人和私利服务，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两种世界观。必须承认，由于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它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必然带有旧社会的痕迹。特别是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封建文化影响根深蒂固。改革开放以来，在吸收西方优秀文化的同时，资本主义文化的腐朽内容也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拜金主义思潮严重侵蚀到党内和干部队伍中，许多党员干部私欲膨胀。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强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世界观改造，真正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防腐败、反腐败的极其重要的内容。但多年来，我们不敢讲世界观改造，不敢从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 “为人民服务”与为少数人服务的对立问题，不敢引导广大党员和干部自我揭露和批判头脑中的私有观念。虽然这些年来我们也进行了“三讲”活动、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科学发展观教育。但都是停留在字面和口头上，不敢触及灵魂深处的自私观念，导致上述很多活动基本上走形式，走过场。所以得不到贯彻和落实。
五、“为人民服务”与“普世价值”
近几年来，有些人谈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价值观念时，不是倡导唯物史观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而是把早被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过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东西改头换面为“普世价值”重新搬了出来，鼓吹什么超时代、超阶级的所谓人权、平等、自由、博爱、民主等。在“爱”的问题上，他们离开一定的历史条件和阶级关系，鼓吹“爱”的无条件性、无阶级性，如“大爱无疆”。特别把爱与恨绝对对立起来，似乎“爱”就是绝对地好，绝对地提倡；“恨”就是绝对地不好，绝对地反对、抛弃。如鼓吹中日之间“不能延续仇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在文革及其以前，我们在批判资产阶级抽象的人道主义理论时，把凡是讲人权、平等、自由、博爱等问题时，一律把它与抽象人道主义划等号加以反对。这是极“左”的做法。唯物史观反对抽象人道主义，但并不反对上述概念，而是运用唯物史观的观点把人权、平等、自由、博爱看作具体、历史的东西。在“爱”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一是把爱看作具体的、历史的、有条件的。爱是对大多数人民的爱、对阶级的爱，而绝不包括对敌人的爱。二是辩证地看待爱与恨，在倡导爱人民的同时，并不绝对地反对恨。对剥削阶级和阶级敌人的“恨”恰恰是无产阶级应当提倡的。恩格斯在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谈到空想社会主义反对一切“仇恨”的观点时说，空想社会主义者正视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仇恨，但认为这种仇恨是应当抛弃的。他们把社会主义的建立完全建立在抽象的博爱基础上，也就是建立在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爱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爱上。恩格斯严厉批判了这种错误观点。他认为，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残酷的剥削压迫表明了他们从来没有对劳动人民的爱。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本性必然引起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愤怒”、“炽烈的憎恨”“切齿痛恨他们的压迫者，痛恨那种使他们陷入这种境地并把他们变成机器的制度”“只有靠着对当权的资产阶级的烈火般的憎恨，靠着不可熄灭的内心激愤才能保持人类应有的意识和感情”恩格斯还说，当资产阶级把绳索套在工人阶级脖子上的时候，如果任其宰割，那就真的沦为牲口了，只有起来反抗斗争，才真正符合人性。也正是马克思主义者辩证地看待爱与恨，所以从来不是抽象地肯定一切爱，也不是抽象地反对一切恨。在肯定对人民爱的同时，也肯定对敌人的恨，二者是统一的。周恩来给雷锋题词中就强调学习雷锋“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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