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新旺：“双百”方针的历史背景与现实意义

　　
　　——纪念“双百”方针提出50周年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们党指导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基本方针。今年是“双百”方针提出50周年。本人结合工作，在学习当代史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基础上，不揣浅陋，撰写了这篇学习札记，请各位专家、朋友批评指正。

　　一、“双百”方针提出的社会背景

　　5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云谲波诡，苏联和东欧发生了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特别是1956年2 月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震动。随之而来的匈牙利、波兰等社会主义国家所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进一步坚定了中国决策者们冲破苏联模式的决心，加快了寻找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步伐，并由此而逐步形成了反对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以自由讨论和独立思考来繁荣科学和文化事业，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避免因矛盾处理不当而引发对抗的基本思路。具体到文艺领域，苏联文艺政策的调整和文艺思潮的变化对中国也产生了影响。斯大林时代结束后，“解冻文学”思潮随之兴起，一批在30年代以来受到迫害的作家被相继“平反”和恢复名誉，尤其是1954年召开的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对文艺行政化、文学创作模式化的质疑，显示了苏联文坛企图“复活”俄苏近、现代文学传统的努力，激发了中国作家对“五四”新文学启蒙主义传统的重新认识，构成了“双百”方针提出的国际文化背景。
　　从国内来看，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和“肃清反革命”运动所造成的阶级斗争的紧张气氛，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和对城市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而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毛泽东作出了阶级斗争已经结束的论断，要求把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样，发掘和动员建设资源，努力把党内外、国内外，直接的、间接的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成为当务之急。其中，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自然是至关重要的。而在知识界，情况并不容乐观：“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留下的心理阴影还没有消散，30年代的老作家大多搁笔观望;解放区来的作家则缩手缩脚，创作热情锐减；文艺批评家更处在动辄得咎的境地，处处小心翼翼；为数不多的文艺作品主题狭窄，概念化、公式化盛行。在这种状况下，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央召开会议，专门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提出了改善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包括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环境条件的重要许诺，承认知识分子经过参加社会活动、政治斗争，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思想改造，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可以信赖和依靠的对象。毛泽东则在讲话中批评了那种“老子革了一辈子命，没有知识分子也行”的论调是“很不聪明的”。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是革技术的命，是革文化的命，要搞科学，革愚昧无知的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没有你也行啊，没有他们（知识分子）就不行了。”（1）毛泽东的这番话，讲到了“得天下”与“治天下”的关系，和西汉陆贾“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是一个道理，无疑给知识分子带来巨大的鼓舞。会后，文艺界首先活跃起来。中国作家协会于2月27日至3月6日召开会议，200多人出席。周扬、茅盾、康濯、刘白羽、老舍、陈荒煤等作报告，巴金等34人作大会发言，唐弢等作书面发言。会议通过了《作家协会未来12年的工作纲要》，决定成立作家协会书记处。会议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康生等接见与会者。刘少奇专门约见周扬、刘白羽谈文艺，周恩来出席晚会并与作家谈话，陈毅到会作指示。会后，《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消息，发表主题报告和大部分会议发言。3月25日，还专门配发社论，号召作家们“努力满足人民的期望”。
　　对阶级斗争状况的估计、对当时面临的经济和文化建设历史任务的理解、对知识分子评价的变化以及文艺政策的逐渐松动，也是“双百”方针提出的重要原因和有利条件。

　　二、“双百”方针的形成过程

　　作为党指导文艺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基本政策，“双百”方针是经过多次酝酿、反复论证才正式公布的，它是我们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百花齐放”是在戏曲问题的争论中提出的。中国戏剧丰富多彩，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戏曲，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在批判封建旧文化时将中国戏也列在反对之列，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述了对待中国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的正确方针。1942年毛泽东为延安平剧研究院成立作了“推陈出新”的题词，明确了如何对待传统戏剧的态度。但全国解放后争论又起，有人主张全部继承，不愿批判地继承和改革;有人则认为京剧是封建主义，应全盘否定。在1950年11月召开的全国第一届戏曲工作会议上，有人提出戏曲应“百花齐放”，周扬认为这个提法很好，向毛泽东作了报告。1951年4月3日，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毛泽东题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八个大字。这一题词实际上成了建国初期戏曲工作的指导方针，但是尚未涉及整个文艺界、科学界。
　　“百家争鸣”是毛泽东就中国历史问题的研究提出来的。1953年中央要中宣部就中国历史问题、中国文字改革问题、语文教学问题的研究工作组织三个委员会。7月26日中宣部提出了建议名单，8月5日中央予以批准。当时，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历史研究工作的方针，毛泽东提出要“百家争鸣”。10月，在中国历史问题研究会的会议上，陈伯达传达了这个精神。另据历史学家黎澍回忆:在1953年或1952年，由中宣部出面约请历史学家翦伯赞、邵循正、胡华三人合作写一本《中国历史概要》的小册子，准备提供给苏联大百科全书备用。书稿出来后，请示毛主席如何解决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毛回答:“把稿子印发给全国历史学家讨论，实行‘百家争鸣’。”后来，又指示:“中国历史很长，建议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研究所，把中国史分作三段来研究:第一所研究古代，止于汉;第二所研究魏晋到鸦片战争前;第三所研究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三个历史研究所合办一个杂志，定名《历史研究》，方针是‘百家争鸣’。”（2）如何编写党史不仅是个学术问题,而且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苏联曾编写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成了斯大林时代联共(布)党史的定本。毛泽东虽然对该书作过较高的评价,但他不赞成斯大林搞定本的做法。1955年9月，陆定一向毛泽东请示关于中共党史编写问题的意见，毛回答说“百家争鸣”，而且表示不赞成写一本统一的党史教材。可见，毛泽东反对用行政手段去处理学术上的是非问题,反对以个人是非为是非。1955年底,在中国讲学的一位苏联学者在参观孙中山故居时对我陪同人员说,他不同意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孙中山世界观的评论。当时,有人认为这种说法影响我党负责同志的威信，是否应向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提出。1956年2月29日,毛泽东在致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信中说:“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3）1956年2月，中央在颐年堂开会，陆定一在会上向中央报告了有关遗传学、医学和史学研究工作的争论情况和他的意见。陆认为：“各门科学，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可以有学派的。学术与政治不同，只能自由讨论，不应该用戴‘政治帽子’和‘哲学帽子’的办法，打倒一个学派，抬高一个学派，只有罗马梵蒂冈教皇做过这种蠢事，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是这一类蠢事。这种蠢事阻碍科学的发展和学术的繁荣。”（4）同年2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指示》，要求在讨论学术问题的时候，应该提倡实事求是的自由辩论，反对强词夺理，反对少数人垄断和滥用行政方法去解决问题。《指示》还没有使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法。1956年4月中旬,毛泽东看到当时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宣传部长哈格尔的一份谈话纪要，哈格尔认为，过去教条主义的错误，主要在过分强调苏联的先进经验和科学成就，苏联科学（如生物学家李森科的学说）有好的我们应该学习，但不能认为每句话都是神圣的。这份材料引起了毛泽东的共鸣，他批给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此件值得注意。请中宣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讨论时，邀请科学院及其他有关机关负责同志参加。陆定一同志回来,此件给他一阅。”（5）此后,毛泽东曾在一些讲话中将李森科用行政手段压制学术争论作为一个反面例子告诫大家。有个单位向中宣部请示,要中宣部对某个学术问题先作一个结论再去进行学术批评。为此，毛泽东说:“让马克思来当中宣部长,让恩格斯当中宣部副部长,再加一个列宁当副部长,也解决不了那么多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就是要‘百家争鸣’。”（6）中国古代有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准绳的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破除了对孔子的迷信，但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渐渐形成了以马、恩、列、斯及毛的言论为是非标准的教条主义学风。上述例子与其说体现了当时毛泽东个人胸怀之博大、头脑之清醒，不如说是反映了建国初期我党寻找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难的心路历程。
　　当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都只分别向一个领域提出，而“百家争鸣”的口号还没有公开宣传。
　　1956年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报告围绕如何“以苏为鉴”，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展开，强调了不可盲目地学习外国，学术研究也不能搞教条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好的东西也应该学习等。4月27日，会议讨论毛泽东的讲话，陆定一在发言时认为，对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争鸣，要把政治思想问题同学术性质的、艺术性质的、技术性质的问题区分开来。陆定一讲到了自然科学的问题：“不能说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学，魏尔啸是资本主义医学，中医是封建医学，这是根本错误的。在生物学方面，有的说摩尔根、孟德尔是资产阶级的，李森科、米丘林是社会主义的。这根本同社会主义没有关系。在物理学方面，不能说牛顿的物理学是封建的，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是资本主义，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把那些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帽子套到自然科学上去是错误的。”（7）他还说：“中国现在发展科学，向科学进军，如果有人出来一个主张，把大帽子一扣，说某某学者或某某学派是资产阶级的，那科学的发展就完蛋了。这样对我们的建设是很不利的。”（8） 陆定一又讲到文艺问题，他说：“要写新人物，写新人物当然是有道理的，但写一写老人物也可以。如果现在有一个人能把上海三十年代社会的变化写出来，我说，那是世界第一的小说，好极了。”（9）毛泽东说：“《乌鸦与麻雀》，那是部很好的电影，那是写上海解放军进城的前夜，我们电影局就是不许它演。这两天可以找出来给大家看一看，见识见识，这是中国一篇很好的历史。”（10）周恩来问陆定一："最近看《十五贯》没有？”陆定一说："我看过，很好。"毛泽东说："《十五贯》应该到处演，戏里边的那些形象我们这里也是很多的，那些人现在还活着，比如过于执，在中国可以找出几百个来。"（11）陆定一继续谈到："在文艺问题上有无数的清规戒律，日丹诺夫有几条，马林科夫有几条，这个有几条，那个有几条，很多很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进步的文艺方向，但是人家写点自然主义的作品有什么关系，他政治上赞成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写几篇自然主义的东西，毛主席讲民主党派万岁，因为他们赞成社会主义。我们是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主，其他主义有一点无关大局。"（12）4月28日，大会继续讨论，陈伯达也讲到了科学、文化的相关政策问题。他说：“毛主席给文学艺术界‘百花齐放’这个口号，现在看起来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我们到国外去，当然还是很可怜的，搞来搞去还是什么三岔口啊，荷花舞啊，采茶舞啊，闹天宫等等。可是这点本钱，还是提出‘百花齐放’才搞出来的，要是没有‘百花齐放’的号召，还没有这些东西呢。”陈伯达还讲了毛泽东关于历史研究要“百家争鸣”的情况，并说：“这是一个方针，在我们中国容许很多的学派，大家争论，不要马上统一于一尊。我觉得在文化上、科学上，恐怕基本上要提出这样两个口号贯彻，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个在艺术上，一个在科学上。”（13）随后，毛泽东作了总结讲话，其中第五点说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这是两千年以前人民的意见。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14）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进一步阐述了“双百”方针。他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15）他还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16）至此，“双百”方针已经被比较清晰地描述出来了。
　　5月26日，陆定一应中国科学院和中国文联的邀请，在中南海怀仁堂为首都1000余位科学工作者、文艺工作者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对“双百”方针作了系统的阐述。他说:“我国要富强，除了必须巩固人民的政权，必须发展经济，发展教育事业，加强国防以外，还必须使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得到繁荣和发展。缺少这一条是不行的。要使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得到繁荣和发展，必须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17）他以戏曲方面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效果和春秋战国时代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来说明这一政策的正确和必要。他解释说:“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18）陆定一还就文艺题材和文艺批评问题作了阐述。6月7日，陆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送给毛泽东审阅，毛在个别地方做了改动后批示：“此件很好，可以发表。”6月13日，《人民日报》正式发表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学界，一般认为“双百”方针是毛泽东提出的，但究竟在什么时候提出，怎样提出，又存在诸多争议。通过以上考察，笔者认为，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发表，标志着“双百”方针的正式提出——向全社会公布并开始实施。提出时间是1956年6月13日。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党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并进一步指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这次讲话经整理补充后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同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党对科学文化工作基本性的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

　　三、“双百”方针引发的争论

　　在“双百”方针的贯彻过程中,出现了来自右的和“左”的两方面的声音，分别以钟惦棐《电影的锣鼓》和陈其通等人《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为代表。钟文在反对教条主义和行政干涉时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一家之言,争鸣不一定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陈文则站在“左”的立场对“双百”方针提出后我国文艺界状况作了片面的分析和估计，对“双百”方针提出了质疑。《人民日报》在发表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后,对该文是否正确一直没有表态，毛泽东对此很不满意,说会给读者造成错觉，以为这篇文章代表了中央的态度,而实际上陈文是与中央精神相对立的。当时赫鲁晓夫不赞成“双百”方针,以为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所以《真理报》不登陆定一的文章,却登了陈其通等人的文章，而台湾的报纸则登了钟惦棐的文章。对此，毛泽东风趣地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毛泽东在1957年多次提到上述两篇文章,批评“左”、右两种倾向，同时认为在这两种倾向中“左”是主要的，危害更大。此后，《光明日报》发表了北京大学遗传学教授李汝祺的《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毛泽东对李文极为重视，建议《人民日报》转载，并为李文重新拟了题目《发展科学必由之路》，还亲自代写了编者按语：“这篇文章载在4月29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19）
　　在“双百”方针的贯彻过程中，人们记忆较深的另一次争论是由郭沫若引发的。当时担当中国文化代言人角色的郭沫若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发言时说：“我们的‘百家争鸣’不仅要鸣，而且要鸣得好；不仅要争，而且要争得好。”这个发言见报后，马上引起“争鸣”。有的说“争要争得好，鸣要鸣得好”这种提法会让人意识为“争得不好的就不能争，鸣得不好的就不能鸣”；有的说郭沫若认为“百家争鸣”不要乱鸣，事实上刚开始的时候不可能没有一些乱的；有的说应该从精神上去理解“百家争鸣”，不应该事先限定一个框子；著名民主人士、浙江省文联主席宋云彬干脆直接提出反对郭沫若的观点，表示不同意在号召“百家争鸣”的同时定出过多的清规戒律来，并且在1956年6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郭沫若谈到百家争鸣，说争要争得好，鸣要鸣得好，将‘争鸣’一词离而为二，仍未脱二十年前轻浮故态。”（20）1956年7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略论“百家争鸣”》的评论员文章：“……在学术问题上，在科学研究中，如果有人不采取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或达到了和马克思主义不一致的结论，他仍然可以有权发表自己的见解。因此，是不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或评判是非的标准，那也要看各人自愿。……争论可以发生在马克思主义者相互之间，也可以发生在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友人之间，还可以发生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之间，这些不同的争论都各有不同的基础，不能强求一律。”直到今天，我们读这篇文章仍能深切感受其思想之解放，可见当时中央推行“百家争鸣”的决心是非常大的。

　　四、毛泽东对“双百”方针的阐释

　　1957年初，毛泽东针对我们的干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解决思想方面的问题，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党内外各种场合，多次就“双百”方针的背景、内涵、意义进行阐述，并对"双百"方针的应用范畴作了新的延伸和扩展。
　　第一，“双百”方针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社会主义社会虽然消灭了剥削制度，但依然存在着各种社会矛盾。这些矛盾必然会在科学文化中得到反映。有人怀疑“双百”方针，重要原因之一是怕放出“毒草”，怕引起思想混乱。针对这种顾虑，毛泽东生动地说，中国六亿人口，农民有五亿，手工业者一千多万，小商小贩、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大概有五千多万人，这是一个客观存在。你要这些人都不发表意见，统统口上打个封条，只有吃饭时开一下，吃了饭就封起来，那怎么行呢。口有两个作用，一为吃饭，二为说话，把它堵住那是难办到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是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批评。但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分析，要有充分说服力。毛泽东认为，单靠行政命令的办法，禁止人接触错误思想和丑恶现象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错误东西的存在并不奇怪，也用不着害怕，这可以使人们更好地同它作斗争，在大风大浪中发展。
　　第二，“双百”方针符合辩证法，符合真理发展规律。毛泽东认为，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恶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如果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以及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会导致人们的思想衰退，见不得世面。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是对立统一的，一讲哲学就少不了这两个对子。他告诫党员和党的知识分子，不仅要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还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要读一读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
　　第三，尊重艺术和科学发展的特殊规律。毛泽东认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和实践去解决。他以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为例，说明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对于科学和艺术上的是非问题，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轻率地作结论。他反对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学派、风格，禁止另一种学派、风格，主张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讨论。
　　第四，“双百”方针是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是领导国家的基本方针。毛泽东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办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21）他尖锐地提出:领导我们国家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方针，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他认为，放有百利而无一害;而收是错误的，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毛泽东的这一见解是深刻的，表现了他博大的气魄和胸怀。实行放的方针，实质上是采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是非问题，是实行最广泛的人民民主。
　　第五，实行“双百”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还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在贯彻“双百”方针过程中，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也有人担心会削弱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针对这些问题，毛泽东在党内外会议上多次说明: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虽然已经被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但仍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可以批评倒，那么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所以不存在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的问题。在1957年3月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中宣部印发了《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供会议代表参阅。毛泽东在这份材料上作了若干批注。在有人认为“党校有特殊性，不能容许非马列主义的思想争鸣”这个问题旁边，他写道:“似乎不很对，何必怕争鸣”；在有人认为经典著作不许怀疑这个问题旁边，他批道:“不许怀疑吗”；在党的政策是否允许争论这个问题旁边，他写道:“为什么不允(许)争论呢”；在党员在理论上怀疑或反对马列主义的个别原理是否允许，如果根本怀疑马列主义的哲学、经济学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可否留在党内这个问题旁边，他批道:“前者是肯定的，后者是否定的”；在“如何克服马列主义教学中的教条主义”这个问题旁边，他写道:“就是允许批评，争论”。（22）毛泽东的批语虽然十分简洁，但已真实地反映出他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五、“双百”方针的积极影响

　　党中央提出的“双百”方针，受到了文化界、知识界的热烈欢迎，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在1956年初到1957年春夏之交的近一年半的时间内，科学文化部门的思想空前活跃，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和社会批判的热情空前高涨。
　　第一个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会议，是生物学领域中的摩尔根学派和李森科学派之争。这两个学派的争论，在苏联一度被认为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较量。由于受苏联的影响，建国初期我们也采取独尊李森科学派而贬损摩尔根学派的态度，一些科学试验遭到粗暴干涉而被迫停止，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骕在《植物分类学简编》中批评了李森科，竟遭到政治批判。对此，毛泽东、周恩来指示中央宣传部和中科院进行调研，要求按照“双百”方针的精神加以解决。1956年8月，全国遗传学座谈会在青岛召开，与会130多人中包括了我国遗传学界两派的主要学者。中宣部有关负责人针对遗传学界两派之间严重对立的不正常状况，阐述了党的“双百”方针，明确表示不赞成把摩尔根的观点说成是唯心论，宣布全部摘掉过去强加给摩尔根学派遗传学的各种帽子，强调学术上的不同见解要通过自由讨论和科学实践去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等待，不要急于作结论。这是“双百”方针提出后，我国为贯彻落实这个方针，突破苏联模式而召开的一次影响巨大、效果良好的会议。著名生物学家谈家桢参加了这次会议，40年后老人回忆这段历史，仍然激动不已：“‘双百’方针的提出，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召开，毛主席的亲自关注，无论对中国遗传学事业，还是对我本人而言，都是久旱逢甘露，是一种莫大的支持。这是我一辈子都不能忘记的。”（23）这次会议打破了几年来我国遗传学派形成的“一家独鸣”的僵硬局面，促进了不同学派之间的团结和合作，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其他如中国地理学会关于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能否组成地理学以及地理学研究对象的争论、动物学会关于麻雀是不是害鸟的争论、中国自然科学史讨论会关于数学史和天文学史的争论、电影界关于电影问题的讨论、史学界关于中国历史分期的讨论、哲学界关于真理的讨论等等，呈现出非常热烈的“争鸣”局面。 据1956年12月21日新华社报道，当年度举行的比较重要的全国性学术会议有50多次，多于过去的任何一年。科学工作者提出的学术论文和报告共有2000篇以上，也超过以往任何一年。“双百”方针的提出，使人们的眼界开阔了，思想活跃起来了，自由讨论的风气浓厚了。
　　“双百”方针的实行，对文艺界来说无疑更是春天的消息。1956年底，中国作协作出决定，从1957年起，文学期刊一律取消“机关刊物”的说法，而以某某社或编委会代替，以显示各文学期刊地位平等，淡化“领导、指导”的色彩。广大作家、艺术家满怀激情，采用各种艺术形式，以不同的风格，生动地描绘了人民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崭新风貌。同时，以理性的烛照，深入艺术实践的广阔天地。首先，“双百”方针激发了一大批在“五四”新文学传统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老作家的创作热情，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自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以来在五四新文学传统和解放区文学传统间形成的隔阂。许多跨时代的作家都相继发表文章或作品，他们包括周作人、沈从文、汪静之、徐玉诺、饶孟侃、陈梦家、孙大雨、穆旦、梁宗岱等。出版部门也出版了（或计划出版）徐志摩、戴望舒、沈从文和废名等作家的作品选。包括张友鸾、张恨水等现代通俗作家在内的许多老作家和袁可嘉等外国文学翻译研究者一道，以不同的方式，对中国当代文学传统资源的相对狭隘提出了质疑和批评。第二，在理论方面提出了反对教条主义，提倡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论”，提倡文学写人性，恢复人道主义传统。围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概念及其内涵，何其芳、秦兆阳、周勃、刘绍棠、陈涌等人都作了深入的思考，其中秦兆阳的题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的影响最大。文章认为，在坚持追求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前提下，没有必要再对各种“现实主义”作时代的划分。显然，作者受到苏联文学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重新界定的影响，也反映了中国文坛对5 0年代以来的文艺政策教条主义倾向的反思。这些思考在对现实主义真实性的强调、对社会现实的积极干预、对文学创作主体的肯定等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胡风文艺理论的延续。另一方面，钱谷融、巴人、王淑明等人对人性和人道主义的阐发，又与有关典型、形象思维等问题的讨论一起，从另一个角度对文学创作中的教条主义和公式化倾向提出了批评。第三，涌现出一大批直面现实的创作成果。如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和《本报内部消息》、李国文的《改选》等小说，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大胆剖析生活，深刻反映人民内部的复杂矛盾，揭露和批判了官僚主义和其他阻碍社会发展进程的消极现象，同时又在揭示的过程中廓清时代发展大的主流和走向。另一批作品如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宗璞的《红豆》等则涉及了以往不敢轻易描写的爱情生活题材，揭示人物丰富的情感世界，折射时代的变迁。

　　六、“双百”方针的现实意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迷雾中走出来。邓小平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从文艺事业的自身发展规律出发，主张在文艺工作中全面准确地实行“双百”方针。他明确指出，一定要坚持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是三中全会决定了的，不允许有丝毫动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对“双百”方针作了全面阐述，赋予“双百”方针以科学的内涵。他在谈到“百花齐放”时说，要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在谈到“百家争鸣”时说，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争论，不同学派之间要互相尊重，取长补短，要提倡学术交流。他主张把“双百”方针看作是同志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看成是相互交流、吸收、共同发展的方法和手段。“双百”方针也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基本文艺政策，江泽民对“双百”方针有一个更加全面、综合的论述。他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符合社会主义文艺规律，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繁荣的方针。文艺是一个需要极大地发挥个人创造性的领域，实行“双百”方针，要求充分发扬艺术民主和学术民主，鼓励文艺工作者进行不倦的探索和创造。无论是提高艺术表现力，还是判断艺术的优劣高下和学术上的是非，都不能靠行政命令，而要靠艰苦的艺术实践，靠平等的争鸣。要在努力探求客观规律和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基础上进行同志式的讨论，支持学术上、艺术上不同形式、不同风格的自由发展和竞赛，使不同学术观点、艺术观点之间，能够相互了解、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正确地实行“双百”方针，就能有效地加强理论与创作的引导力度，推进文艺的发展和繁荣。从邓小平、江泽民对“双百”方针的论述中，我们体会到两个层面的辩证统一：既强调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又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强调正确创作思想的重要作用，强调艺术家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认识生活、分析生活、透过现象抓本质的能力。
　　进一步贯彻落实“双百”方针，关键是处理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关系。有人担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会影响“双百”方针的贯彻。其实，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我们所说的指导地位，是指各种学术流派、艺术派别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我们所说的“百家”和“百花”，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文化应当允许有不同的学说和流派。如果没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就会声音单调、色彩灰暗、观念僵化、思想停滞，这样的文化是不会有生命力和吸引力的。同时,“百家争鸣”也不是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想怎么说就可以怎么说。绝对的自由争鸣是不存在的，否则也就无所谓“百家争鸣”了。社会科学理论的争鸣,应该有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完全脱离社会现实的纯理论研究是苍白乏力的。“百家争鸣”的目的不在于搞什么经院哲学，而是为了鼓励对现实问题的大胆探索。如果各种流派和学说缺乏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那就势必出现良莠不分、观念浅薄、思想混乱的局面。这样的“百花”和“百家”必然贻害党、贻害祖国、贻害人民。所以，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两者相辅相成，互为条件。事实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与坚持“双百”方针是统一的。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更好地把握正确方向、开阔视野、深化研究，更好地服务人民、服务社会。此外，还应处理好“双百”方针与党在思想文化领域其他方针的关系，如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党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力，等等。
　　当前，我们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对文艺、科学研究工作高度重视，“双百”方针得到了有效的贯彻和施行，文艺、学术事业健康发展，文艺工作、科学研究工作呈现出可喜的繁荣局面。如何进一步贯彻落实“双百”方针，我们认为，一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着力自主创新。二要与“二为”方向进行有机的结合，坚持原则和立场，完善手段和方法，不断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处理好“为什么”和“怎么为”的关系。三应注意区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学术问题提倡自由争鸣，政治问题必须守住底线。在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难以区分的情况下，不急于作出结论。对明显带有政治错误的问题，则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原则，理直气壮地加以解决。四是社会各界应为广大文艺家、知识分子营造一个更加良好的氛围，以更加宽广、博大的胸襟和气度，认真倾听、科学对待思想界、学术界、文艺界的各种声音，充分发扬艺术民主和学术民主，支持学术上艺术上不同形式、不同风格的自由发展，使不同学术观点、艺术观点之间，能够相互切磋、共同进步。同时，鼓励创新，支持探索，尊重艺术、学术本身蕴涵的基本发展规律，倡导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创作自由，放手让一切有利于创新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广大文艺工作者和科学研究工作者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最大限度地解放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的生产力，真正形成百舸争流、千帆竞发、万马奔腾的大好局面。这也许是“双百”方针提出5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沐浴在宽松、和谐的社会环境下，聆听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滚滚春雷，享受着“文化力”带来的无穷乐趣和种种实惠的新时代的春天，深情回望“双百”方针的题中应有之义。

　　注释：
　　（1）柏定国：《中国当代文艺思想史论（1956-197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87页。
　　（2）《晚年毛泽东》，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第334页。
　　（3）毛泽东:《致刘少奇、周恩来等》,《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0页。
　　（4）《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843页。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74页。
　　（6）于光远：《双百方针提出三十周年》,《人民日报》1986年5月16日。
　　（7）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历史回顾》，《光明日报》1986年5月7日。在建国初期，受教条主义影响，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贺诚提出以苏联的巴甫洛夫学说改造中国的医学，认为“中医是封建医，西医是资本主义医”，引发了一场争论。
　　（8）、（9）、（10）罗平汉：《当代历史问题札记二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2月版，第132-133页。
　　（11）罗平汉：《当代历史问题札记二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2月版，第133页。1956年春，浙江昆剧团排演的《十五贯》先后在上海和北京演出，一个半月演了47场，出现了"满城争说《十五贯》"的盛况。4月19日，周恩来观看演出后，到后台看望演职人员并发表讲话大加赞赏。4月25日，周恩来再次观看《十五贯》。毛泽东也在4月17日和25日看了两次，同样给予高度肯定。今年5月16日至25日，浙昆《十五贯》于50年后再度晋京献演，又一次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周恩来文化文选》中写到，《十五贯》的演出复活了昆曲，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奠定了基础，证明了这一方针的活力。
　　（12）陆定一：《对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党的文献》1990第3期。
　　（13）《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版，第490-491页。
　　（14）《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54-55页。
　　（15）、（16）《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第491页。
　　（17）、（18）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民日报》1956年6月13日。
　　（19）《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版，第493页。
　　（20）宋云彬：《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海宁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版，第405页。
　　（21）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15-416页。
　　（2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11-412页。
　　（23）谈家桢：《我盼望着中国的腾飞》，《文汇报》1998年9月22日。
　　（24）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历史回顾》,《光明日报》1986年5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