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员最广大人民群众参加革命的中共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作为一个具有浓厚诗人气质和深厚农民情结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后来被人们称为伟大领袖的毛泽东论学历不过师范毕业，也没有出国留学的经历，但就是这样一个穿着土布长袍和草鞋的讲着一口地道而难懂的湖南方言的学生出身的农民子弟领导的中国革命，竟然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农村到城市，最后迫使满脑子文治武功的蒋介石率领残兵败将退守弹丸之地——台湾，从而取得了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胜利，时人称之为“一个诗人赢得了新中国”，那么毛泽东究竟是在什么方面胜出他的同时代人，使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并在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获得如此辉煌的胜利呢？

　　答案只有一个，对中国历史无比熟悉的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是一场由下而上的、有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革命运动，因为是有着最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革命运动，所以毛泽东领导的这场由下而上的革命运动也就无往而不胜了。

　　与国民党蒋介石热衷于建立大城市的统治，把城市经济和城市贵族看成自己靠山，对农民和农村视而不见的短视行为相比较，对中国历史无比熟悉并在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的毛泽东深深知道，革命的社会意义存在于中国的群山绿野之中，只要能够赢得广大中国农民的支持，革命就一定会成功。毛泽东几乎花了毕生的时间研究农民问题，他知道农民阶级虽然不是一个天生的革命阶级，他们不能代表他们自己，而必须要由别人来代表他们（马克思语），但同时，农民阶级又是近代以来历次革命的主力，为此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的精采的有关农村问题的论文，在以后的革命战争进程中，毛泽东也没有象蒋介石那样征兵征粮，引起农民的强烈反对，而是进行土地改革，发动农民自己解放自己。然后组织起来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在这一点上，毛泽东远胜于他的对手在内的同时代人。

　　1926年3月，国共合作后，担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兼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毛泽东根据自己亲自调查得来的丰富材料，以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形象生动的群众语言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在这部光辉文献中，毛泽东首次提出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的著名论断。他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全面地具体地分析了关于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任务等一系列的根本问题后指出：农民辛辛苦苦终年劳动，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农民活不下去了，一定要起来闹革命，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一支主力军，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这就从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解决了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必须依靠农民同盟军这个革命的中心问题。

　　1926年1月，毛泽东出席了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根据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建议，通过了农民运动的决议案，设立农民运动委员会，以毛泽东、林祖涵（林伯渠）、萧楚女等九人为委员。3月19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提请国民党中央第二次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批准，任命毛泽东为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学员327人，学员大多是农民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有志于农民运动的进步青年学生，来自全国二十个省，5月15日讲习所正式开课。

　　农讲所开设功课25门，授课四个多月，其中有两个星期赴海丰实习。理论授课252个学时，毛泽东主讲的《中国农民问题》课时最多，达23个学时，全文共分五编。

　　《中国农民问题与中国革命》是《中国农民问题》的第一编也是最主要的一编，毛泽东在文中讲道：中国农民问题，在以前是没有人研究过，远自文武周公，近至现在各学校都没有人研究它。现在中国能代表一般民众的利益的党，一是共产党，一是国民党。共产党对于农民问题，比较注意些。而国民党对于此问题，二年前才开始注意。在国民革命时候应该注意农运了。辛亥革命的失败，政权落于军阀之手，完全是末得三万万二千万农民的帮助与拥护。国民革命，就是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的革命。唯有把农民动员起来，参加革命，国民革命才能成功。现在有两种错误观念，一种是只讲“商学联合”，另一种是只谈“农工兵联合”。这两种观念，都使自己变成孤军了。且农民一支军，占全国人口80%以上，尤不可抛弃。

　　毛泽东在文中还详细论述了“农民问题在国民革命中的位置。”他说，首先从人口上论：中国人口四万万，农民占80%，当有三万万两千万以上；第二，从生产上论，中国现在的经济还是农业经济，而大部分之生产还是农业生产，“故经济中心还在农业”。自帝国主义商品侵入中国农村后，受帝国主义压迫最惨的就是农民。现在农村中的农民无田耕、没饭吃、无衣穿等大问题，是国民革命要解决的大问题；第三，从革命力量上说，没有农民，就没有革命。毛泽东从陈胜、吴广起义，到洪秀全领导的农民战争，从义和团运动到白朗的反袁斗争，从广东农民帮助东征军平定陈炯明，到打倒杨希闵、刘震寰，全面论证了农民的革命力量。他说：这些革命斗争，都是在农民还没有得到革命政党的正确领导时，就表现出这样伟大的力量。如果有了党对农民的领导，则农民力量之大是可以意料的。他据此断言：倘若国民革命能将农民组织起来，就能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最后结论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

　　第四，从革命胜败关系看，毛泽东认为上海五卅运动失败，奉系军阀的武力镇压，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是失败的原因，但最大的一个原因是全国生产的主力军——农民末有起来，而让工人孤军奋斗了。

　　第五：从革命的目的说，国民革命的目标不仅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而且是使中国一般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得有自由平等。要达到这个目标，首先要解决农民问题。因为，“中国国民革命就是农民革命。”“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

　　除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外，毛泽东在农讲所还兼讲《农村教育》、《地理》等课。讲习所以自学为主，教师指导为辅。发给学生的课外参考书达31种，多是毛泽东和萧楚女亲自搜集、整理的。

　　毛泽东提倡学生从事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曾多次组织学生到韶关、海丰等地调查、实习，研究有关农民的各种问题。他把学生提供的调查报告，审查修改后，编入《农民问题丛刊》，正式出版，供全国从事农运工作的同志参考。到1926年11月，《丛刊》已出版17种。

　　1926年9月1日，毛泽东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文中这样讲道：“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的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这篇文章和12月《在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可以视为《中国农民问题》第一编整理后的文字。

　　毛泽东同志的这些精辟论述和科学分析，使农讲所里那些来自农村、做过农运的年青人，思想豁然开朗，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伟大作用，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和深入的理解。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农讲所里，始终坚持以革命的武装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他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向学员们指出，搞革命就要刀对刀，枪对枪；要推翻地主武装团防局，必须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刀把子不掌握在自己人手里，就会出乱子。他还说，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但是，现在他们没有土地，没有教育，没有武装，中国革命还不能成功。所谓国民革命，就是要把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要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民协会，建立农民武装，这样才能迫使地主阶级向农民减租减捐减息，进而推翻封建地主阶级，赶走帝国主义，取得革命的胜利。

　　为加深农讲所学员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毛泽东还引导学员们学习军事知识和当时的阶级斗争紧密结合起来，组织学员调查研究“地方政治组织”、“团防情形”、“兵祸及其影响”等问题。为了使学员毕业后回到农村能文能武，成为农民武装斗争的组织者和指挥者，能够经受艰苦生活环境的考验，农讲所把军事训练作为一个重要的学习内容，共计训练时间10星期，上操128小时，占全课程的1/3。全体学员编为一个总队，两个中队，六个区队，共产党员赵自选任军事教官兼总队长。赵自选毕业于黄埔军校，曾任“铁甲车队”军事教官，协助过广宁等农民自卫军进行军事政治训练，任过第五届农讲所的军事教官，有丰富的军事经验。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赵自选带领学员们进行了各种严格的正规化军事训练，培养了学员们吃苦耐劳的精神和英勇顽强的革命意志，成为既能宣传组织农民运动，又能领导武装斗争的革命干部。

　　9月下旬，在第六届农讲所学员结业式上，毛泽东总结了农讲所的工作，指明了当前农民运动的迫切任务，并勉励学员“拜农民为老师，同农民作朋友，脱掉知识分子的皮服，放下臭架子；敢于同反动势力作斗争，不怕艰苦，不怕牺牲，为农民求解放，为农民谋利益，这才是我们的好学生。”

　　讲习所成了“革命的摇篮”。正如周恩来在《关于1924年至1926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一文中所说：“毛泽东“接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进行农民土地问题的调查研究，出了二十几种小册子。历届讲习所的学生后来分散到湖南、湖北和其他各地，发动了广大的农民运动。”

　　1926年10月，毛泽东离开广州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同年12月，他到达当时北伐革命的中心武汉设立中共中央农委办事处，开始创办武汉“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并就近指导湘、鄂、豫、赣、川等省农运工作。

　　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为了回答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怀疑和指责，毛泽东偕夫人杨开慧回到长沙，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份视察湖南农民运动，历时32天，行程700公里，每到一处毛泽东都认真听取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国民党县、区党部、工会、农协、妇女、青年、商会等群众团体的汇报，邀集有代表性的农民及农运同志开调查会，最后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瞿秋白在为该书单行本写的序言中这样讲道：“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1927年5月27日和6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先后用俄文和英文转载了这篇文章。这也是该杂志反映中国人观点的第一篇论文。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毛泽东强调要加强土地运动，放手发动群众，解决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他还特别指出：只要采取放手发动群众的政策，那末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但是，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没有被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陈独秀等人接受，没有得到中共中央的支持。正如周恩来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北伐的时候，我们应该争取群众，争取军队。可是，这边北伐，那边上海的《向导》反映陈独秀的主张，反对北伐，说现在是军阀斗争，广东不应该北伐，应该防御，应该搞群众斗争。我们党放弃了对北伐战争的领导。土地革命轰轰烈烈起来了，毛泽东同志的文章也出来了，但是党中央不支持。当时，陈独秀的确是有点怕革命，怕群众。当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对中国问题作了一些不正确的分析，六、七、八三次会议对我国阶级力量的分析都有错误。”

　　1927年3月10日至1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南丰大楼召开，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份始终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的一项重要议案是成立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毛泽东被任命为五人成员之一，其任务是调查研究中国的土地状况，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呈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核准后，交农政部执行。这时的毛泽东已在全国农民运动中享有盛名，特别是在湘鄂农民中享有威望。当时农民运动已遍及全国十七个省区，，计有粤、湘、鄂、赣、桂、闽、皖、川、浙、苏、豫、直、鲁、陕、热、察、绥，已正式成立省农民协会的有粤、湘、鄂、赣四省，有组织的农民达八百余万人，其中以湖南为最多，计五百余万，遍布65个县。农民武装也得到迅猛发展，全省有农民自卫军7000余人枪，另有数十万的梭镖队，许多地方建立了区乡民主自治政权，农运组织健全的一些县份，已经开始着手分配土地。

　　农民夺取土地的斗争，震憾了新旧军阀和整个地主阶级。利益受到触动的高级官员和将领开始要求镇压农民运动，他们把农会称作“痞子会”，认为农会的行动和要求都过火了。在这种情况下，主持中央工作的陈独秀认为那里发生的一些情况是毛泽东造成的，将毛泽东调出了湖南。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4月18日，蒋介石在人民的血泊中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夭折了。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三教街41号（现鄱阳街139号）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21人由中央交通员一个个单独带进会场，前后花了三天时间，会议结束后，又一个个单独带出会场，也花了三天时间。这就是在中共党史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八七会议”。毛泽东在听取了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的报告后，第一个发言，他对陈独秀等人的左倾投降主义错误，作了尖锐的批评。他说：“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在谈到武装斗争问题时，他说：“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却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的……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从枪杆子中取得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第1、2页）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同志婉言拒绝了翟秋白同志要他留在中央一起作白区工作的要求，他说：“我要跟绿林交朋友，我要上山下湖，在山湖之中跟绿林交朋友。”（《毛泽东思想研究》1994年第三期146页）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到湖南，领导了著名的湘赣秋收起义，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正式打出自己旗帜的武装起义，从此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此前的八一南昌起义虽然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但那时举的仍然是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参加过南昌起义的陈毅同志，在1929年8月向上海中央汇报红四军情况时，就以称赞的口吻说：“秋收暴动最先挂了红旗。”

　　参加秋收起义的部队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统一由毛泽东为书记的党的前敌委员会指挥，前委制定了“取浏阳直攻长沙”的计划。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明显脱离了实际的方针，由于当时整个革命形势已开始处于低潮，敌强我弱，在强大的训练有素的敌人面前，再加上起义军内部某些指挥员缺乏经验和警惕，起义前临时收编的由军阀夏斗寅残部组成的第四团邱国轩部临阵叛变，因此各路起义部队先后受挫。

　　1927年９月１９日，参加秋收起义的各路起义部队陆续到达文家市集中。当晚，在里仁学校召开了前委会议。前委书记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并提出了上山作“特殊的山大王”的建议。他说：在战后国际资本处于相对稳定时期，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共同勾结对付革命的形势下，特别是国内蒋、汪合流，组成反革命联盟，这个时候我们硬要走交通要道，去打城市，那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只有把革命引向敌人不注意的地方去发展，胜利才有希望。他的意见得到了前委大多数同志的拥护和支持。从而改变了“取浏阳直攻长沙”的原定计划。

　　次日，毛泽东即率秋收起义部队剩下的1000多人向罗霄山脉进军。９月２９日，到达永新县西乡三湾村，这时的起义部队已不足千人，组织很不健全，基层没有党的组织，党不能切实地掌握部队，军阀的残余影响也很严重，由于起义和作战受挫，加上连续行军，生活艰苦，一些革命意志不坚守的人开始动摇，官兵的思想比较混乱，这样的部队如不整顿，势必难以巩固。为此毛泽东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部队由一个师改编成一个团，改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实际上只有两个营七个连，另有一个军官队和卫生队。这次改编的重要意义在于奠定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基础，二是在军队中开始建立了民主制度。前者可以保证军队在政治、思想上有正确的方向；后者可以使军队建立起完全新型的内外部关系，确保官兵之间、军民之间能够团结一致。这两项基本原则从此成为人民军队的两个强大的武器，为摧毁旧式军队传统和建设新型革命军队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以后人民军队中日益完善的各项政策措施，都是这两方面内容的延续和发展。

　　毛泽东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一个重要方式是扩大了党代表的派驻范围，尤其是将其建立到连一级，从而使党的代表制度深入到基层，并在连队建立党的支部，班排建立党的小组，使党的组织和党员直接掌握了军队中的每一个士兵，从而在制度上保证了党在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军队里的绝对领导，为党把这支军队彻底改造成无产阶级的人民军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而使在当时由来已久的私兵制度在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中彻底绝迹，此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人民军队——叶挺独立团成立初期，全团2000余人，只有20几名党员，基本上都是军官，全团只有一个党支部，各营只有党小组。北伐战争期间，部队中党员虽然增加了好多倍，可是部队也扩大了许多，党组织相对薄弱的情况并没有多少改变。尤其是军队中的党组织没有建立和深入到基层，无法很好地掌握雇佣来的士兵。在胜利凯歌高奏的顺利时候，部队还好带，一遇逆境就必然出现严重的混乱动摇。三湾改编以后，部队作到了连有支部、排有小组、班有党员，这些党员又大都是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意志坚定的革命者，部队的巩固性很快大有改观。毛泽东后来总结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65—66页）

　　毛泽东从事建军工作之初，就十分注意处理好党代表和部队军事首长、下级士兵之间的关系。党代表作为部队的政治首长，既负部队的政治领导之责，又是军事领导的帮助者，以“双首长制”共同实行领导。对于广大士兵，党代表和政工人员则是他们切身利益的代表者、疾苦痛痒的关怀者，从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都曾感受到，革命队伍内部“政委”、“指导员”的称呼一直是带有亲切感的贴心人的象征。

　　与中国旧式军队的私兵制度相反，毛泽东以军中的各级党组织作为统一领导部队的核心。军队的最高领导权、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在军队团或营以上建立党的委员会，决定部队的一切重大事务。中国近代军阀部队兵随将走，一个将领倒戈即可拉走整个部队的惯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中从末发生过。发生整体性叛变的部队，都是刚刚起义或末经改造的旧式武装。在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曾经担任过工农红军总政委一职的张国焘。当他以共产党领导人的名义统辖部队时，可以指挥为数几万人的整个红四方面军。可是当他一旦丢下共产党的旗号公开投向国民党时，不仅原来的部队和干部不跟随，就连他的警卫员都不和他走，最后落得一个孤身一人狼狈逃走的结果。对张国焘的叛变，蒋介石起初欣喜若狂，并从旧军队兵随将走的观念出发，认为这是对延安的致命打击，要特务头子戴笠很好地加以运用，以对共产党军队特别是原红四方面军的部队进行拉拢策反，可是倒头来是走狗不走，费尽心机也拉不出一团、一营、一连，最终一无所获，失去了蒋介石的信任，中国共产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威力，在这一点上充分体现出来。

　　在军队中实行民主主义是毛泽东同旧军队传统实行决裂的一项大胆创举，过去的封建军队历来实行森严的等级压迫，即使是农民起义军也是水泊山寨式地排坐次，如太平天国成军后不久，虽然名义上人人称“兄弟”，但实际上其诸王特权威福之盛已不亚于清王朝。在国民党军中，非但其杂牌的军阀部队黑暗无比，即使是中央系统的军队也只是口头上标榜民权，实际上其官兵关系仍基本上承袭军阀部队的传统，士兵军饷动辄被克扣，官长则是“五皮主义”（皮靴、皮武装带、皮包、皮枪套、皮马鞭）。而工农革命军自上井冈山起，毛泽东同志就要求全军官兵在生活待遇和着装上保持一律，同甘共苦。士兵有说话的权利，士兵委员会能代表战士发表政治上、经济上的意见。陈毅于1929年在《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一文中，这样介绍红四军内部的情况：

　　“红军的官兵，物质享受一样，所以官兵不能有什么分别，群众及敌兵俘虏初看见鼎鼎大名的红四军军长那样芒鞋草履十分褴褛，莫不诧异，若不介绍，至多只能估量他是一个伙夫头，同时到现在伙夫头三个字恰成了四军军长的绰号。”

　　如此破天荒的举动，正如红军中的一副对联所云：
　　“红军中官兵夫薪饷穿吃一样，军阀里将校尉起居饮食不同。”

　　人民军队产生于有长期封建传统的国度，实行这种民主主义，所遇到的阻力非常之大。仅以红军提倡不打人一事而言，尽管一再强调，但是开始总是有些干部不照此执行。红四军下井冈山到达闽西后，队伍迅速扩大，思想工作有所放松，旧有的军阀习气又有所抬头。毛泽东同志返回红四军工作后，于1929年起草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其中的第七章专门规定了“废止肉刑问题”，列举了在“红军中使用肉刑的恶果”，并举例说明了当时红军中存在的这方面的问题：

　　“各部队凡打人最厉害的，士兵怨恨和逃跑的就较多。最显著的例子，如三纵队第八支队部某官长爱打人，结果不仅传令兵伙夫差不多跑完了，军需上士及副官都跑了。九支队第二十五大队，曾经有一时期，来了一个最喜打人的大队长”，群众送给他的名字叫做铁匠，结果，士兵感到没有出路，充满了怨恨空气，这个大队长调走了，士兵才得到解放。特务第三大队打人的结果，跑了四个伙夫，一个特务长，两个斗争好久的班长。其中一个名肖文成，临走留下一封信，申明他不是反革命，因受不起压迫才逃跑。四纵队初成立时，一、二、三纵队调去的官长，一味的蛮打士兵，结果，士兵纷纷逃跑，最后这班官长自己也立不住脚，都不得不离开四纵队。二纵队逃兵比任何纵队多，原因不止一个，然二纵队下级官长的大多数打人的习惯最厉害，乃是最重要原因之一。二纵队发生过三次自杀事件（排长一士兵二），这是红军最大的污点，意义是非常之严重的，这也不能说是二纵队打人的风气特别浓厚的一种结果。现在红军中一般士兵的呼声是：‘官长不打士兵？打得要死！’这种群众的不平和怨愤的表露，实在值得我们严重的注意。”（《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116、117页）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同志在他亲自起草的《决议》中特别指出：“红军第四军产生于封建剥削制度尚未肃清的中国，它的主要成分，又多是从封建军阀军队里头转变过来的，一般封建的制度、思想和习惯，仍然很浓厚地存在于一般官长士兵之中，由是打人的习惯和非打不怕的习惯，还是与封建军阀军队里头的习惯一样。虽然老早就提出了官长不打士兵的口号和规定士兵会有申诉他们的苦痛的权利，但简直没有什么效力，其结果造成官兵间的悬隔，低落了士兵以至官长的情绪，逃跑的数目日多，军中充满了怨恨的空气，甚至发生自杀事件，这是与红军的斗争任务完全背驰的现象，如不赶快纠正，危险不可胜言。”（《毛泽东军事文集》117、118页）

　　为克服这种影响军队建设方向且“危险不可胜言”的不良倾向，毛泽东同志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工作，通过从制度上、思想教育上、作风培养上的一系列努力，终于在全军中切实形成了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基本平等（根据工作需要略有不同）的全新面貌。同时，毛泽东同志还带头反对并废除了旧军队靠枪毙逃兵以巩固部队的作法，对开小差者，除携枪投敌者，一律以教育为主，不许枪毙，强调革命靠自觉自愿。这些作法，是对旧军队阶级压迫制度的大胆破除，也是过去人们难以想象，今天却成为现实的创举。

　　公正地说，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实行的这两大举措只是也只能解决部队的巩固问题，对部队的壮大和发展的意义并不大，对此，毛泽东的办法是继续发动土地革命。

　　在三湾改编的同时，毛泽东也在考虑部队往南走后的落脚之处。他派人四出联系，寻找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的地方武装。当他在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江泽楷派人送来的信中得知宁冈有袁文才为首的一支农军，在井冈山也有王佐为首的一支农军时，即率部队向井冈山地区转移。１０月２７日，毛泽东率领部队到达了井冈山的中心——茨坪，开创了工农武装割剧的新局面。他本人也因此成为第一个上山的中共中央委员，并因此而在这以后被人们尊称为“毛委员”。

　　工农革命军上山之初，首先遇到的就是如何正确对待绿林色彩很重的袁文才、王佐两支地方武装的问题，这两个人在大革命时期曾分别担任赣西农民自卫军正副总指挥；“马日事变”后，凭借井冈山地区的有利地形，坚持和豪绅地主作斗争。对这两支武装，革命军中有人认为他们名义上是农民自卫军，实质上是土匪部队，主张武力消灭。而这二个人对毛泽东的到来也是疑虑重重，担心被仍有近千人枪的毛泽东吃掉。针对袁文才、王佐的这种心理和只有60支枪的实际，毛泽东在说服了部队中的不同意见后，慷慨地给了二人一百支枪，打消了二人的疑虑，为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创造了一个相当好的人合环境。

　　在井冈山，毛泽东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正式付诸实施的土地纲领——井冈山土地法，这个土地法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苏俄革命时没收地主土地归公的先例，规定把一切土地归公，只给农民耕种权而不给所有权。但这种只“打土豪”而不真正“分田地”的政策，并不能很好地调动广大农民参军保田的积极性，因此井冈山斗争期间红军的发展和根据地的扩大遇到困难，毛泽东察觉到这一问题后，经过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在随后制定的几个土地法中，就逐步改变了井冈山土地法的规定，确定将地主的土地没收后分给农民个人，并且允许买卖，真正将农民祖祖辈辈渴望得到的土地归其私有，这样才将“打土豪，分田地”同扩大红军、进行革命战争紧密联系起来，广大农民才踊跃参军参战，当时只有二三百万人口的中央苏区，就能坚持长达数年之久的反“围剿”战争

　　毛泽东到井冈山后的另一个创举是起义部队不能再象过去那样发军饷了，要搞供给制度。当时许多人对这个办法能否行得通抱怀疑态度？因为对于有觉悟的共产党员来说，这样做不算问题，但对于广大士兵来说不发饷可能就不行了？当兵的发饷，当官的发薪，是当时一切旧军队的惯例。北伐时的革命军也是这样，当个少校每月就有一百几十块大洋。就连1927年海陆丰起义建立的中国最早的农村苏维埃政权，在编练工农革命军时的方式也是以薪饷招募志愿兵，规定“入伍期为一年，农民可以携枪入伍，退伍后仍准带回”。在同年12月的广州起义中，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正式打出了红军的旗帜，对士兵所宣布的政纲也是“组织工农红军，改良士兵生活；增加兵饷到二十元现洋”。这种纲领实际上还是沿用了以雇佣军队吸引士兵的方式，而且想使红军士兵的薪饷比旧军队更多（当时旧军队士兵的月饷一般是五至十元），从而产生更大的吸引力。可是广州起义的剩余部队在奔向海陆丰与当地的工农革命军汇合后，在敌人的进剿下被迫退到穷困的山乡，既没有每月的“二十元现洋”来募兵，愿意投奔“招军旗”的“吃粮人”也不肯在这样危险和困苦的环境下受雇，再加以其他方面的政策错误，部队主要靠、也只能靠原有的老骨干进行战斗，结果越打越少，以致很快不能维持。事实证明，这种靠招募雇拥兵的办法建立革命军队的尝试，在当时的环境下根本行不通。

　　走向农村、开始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毛泽东在政治上、军事上、人事上的这一系列的方针、路线、政策现在看来很简单，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却是一个了不起的创造！那时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包括六大之前和六大以后，都没能搞出这一套方法，所以说毛泽东确实要比当年的许多人高明的多。

　　大革命失败及随后武装起义受挫的无情客观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人要想进行革命战争，就必须走出一条新路，从根本上改造军队，并在建军工作上“另辟蹊径”。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条件，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只能到偏僻的山乡，依靠广大农民去创建军队。在这种环境下，既不可能像苏联那样利用已有政权实施国家征兵式的建军。也不可能采取中国封建军阀和草寇式的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募兵方法。唯一的出路，就是毛泽东探索出的这一将建立新型人民军队和发动土地革命、开辟根据地结合起来的“三结合”方式。

　　这种建军工作中缺一不可的“三结合”方式，靠的是发动土地革命建立可以立脚的根据地，在此基础上以“打土豪”筹款养军；用“分田地”给农民以最大的实际利益，并在斗争中激起对地主豪绅的不共戴天的仇恨，以动员农民参军；在几乎无薪饷、部队生活又极其困苦的条件下，以阶级斗争的教育和根据地政权的保障作用，激发参军者的斗志并解决其家庭困难（根据地政权要负责对军属分到的土地实行代耕）。正如毛泽东所说：“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64页）

　　毛泽东在古今中外建军史上的这一创举，，终于解决了在中国土地上人民军队建军的基础——兵源问题，进而又创造了养兵、训兵、带兵、用兵的全新方式，建立起一支虽以农民为主体却由无产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完全新型的越战越强的人民军队。此后长达二十余年的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在既没有国家政权，军队又全无薪饷，物资条件极为困苦的情况下，取兵于农、养兵于农、寓兵于农，靠的就是这种“三结合”式的建军方式。土地革命，农民战争加上共产党的领导，构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内容。

　　只在武昌起义时有过半年士兵经历的毛泽东探索出的这种三结合式的建军方式一登上战争舞台，立即显示出它惊人的威力，上世纪二十年代未至三十年代未，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下，依靠以黄埔系军人为基础建立的中央军，在全国确立了最高统治地位。作为其对手的奉系、桂系、晋系及西北系统的各派军阀，拥兵无不数以十万计，并拥有整个省区甚至数省的地盘，可是一旦与南京政府开战，至多坚持几个月就一败涂地，最后不得不接受改编或臣服于蒋介石。而数量、装备及占地远不能与那些国内军阀相比的工农红军，却成为蒋介石始终无法战胜的对手。以毛泽东创建的中央苏区而论，红军人数最多时不足十万，地盘最大时不过20余县，人口最多时不足300万，又全无外援，武器、装备全靠战场缴获。国民党南京政府以倾国之力，先后动员百万大军，历时数年发动多次围剿，却屡遭失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苏区军民实行的是不同于以往作战形式的人民战争，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工农红军所到之处，马上就会出现一幅毛泽东所描绘的“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景象。为保卫自己分到的田地，就会有踊跃当红军的动人的“扩红”场面，会有赤卫队、儿童团一起上阵杀敌的情景。使蒋介石的进剿军一进入苏区就陷入它称之为“一入匪区，四面受敌”的狼狈境地，以至于连续四次“围剿”都以失败告终。只是到了第五次“围剿”的时候，利用中共党内的左倾错误，才勉强取得一些成功。

　　当时的中共党内左倾路线的领导者虽然强调分田地，却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将不少人逼到绝路而组织白色游击队等反动武装拼命顽抗。此外，土地革命中又伤害了中农和工商业者的利益，扩大了革命的对立面。根据地内部也搞了一些竭泽而渔式的过量的人力、物力动员，也伤害了一些基本群众的利益，造成根据地内的一些“反水”现象，这些教训是南方各苏区相继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南方各根据地的失败，不仅仅是左倾错误领导军事上的失误造成的，也是左倾领导政治上的失误造成的。这一教训后来成为毛泽东制定发动群众的正确政策策略的一个重要的借鉴。

　　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是进行革命战争的主体，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力量。因此，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他就指出：“国民党现在实行他们的堡垒政策，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同志们，这果然是铜墙铁壁吗？一点也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9页》）

　　抗日战争初期，国内一些患有“恐日病”的人只从武器和正规军的素质来看中日双方力量对比，感到中国和日本力量相差悬殊，中国抗战必败，再战必亡。日本军方头目也正是据此认为可以“三个月解决支那事变”，即征服中国；而毛泽东却根据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实践，以乐观的态度和科学的分析判断抗战必胜。在《论持久战争》这部名著中，他更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名言，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的人民之前，使它象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并指出：“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第３４０页）。最后的事实是众所周知的，日本不仅没有三个月内灭亡中国，反而陷入了史无前例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最后打了八年反而以失败而告终。

　　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陕北，毛泽东拒绝进入黄河以东的安全地带，只带领四个连的警卫部队，就敢于和尾追的国民党几个旅的部队长期周旋，除了埋伏在胡宗南身边的熊向晖的详尽情报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此区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21页）。事实也正是这样，那些头扎白羊肚毛巾的陕北老乡，那些可爱的手挂红樱枪的娃娃和热情的娘姨们，成为掩护中央机关和解放军行动的最可靠的屏障，毛泽东“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豪情也就有了最有力的现实依托，毛泽东的住处距敌通常不过十几里，国民党军却如聋似瞎。胡宗南的小股部队行动就会被陕北地方武装和民兵游击队吃掉，大队出击又成了找不到攻击目标的“武装大游行”，到头来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在与国民党军队的最后决战中，又是各解放区数百万支前民工浩浩荡荡的肩负扁担、手推小车的队伍，像海浪一样托起了胜利的基石。

　　毛泽东实行的土地革命对国民党军队普通士兵也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因为其士兵成份基本都是农民，由于在极其腐败的旧中国根本不可能有现代国家那种全民义务性的征兵，国民党政府征兵的实质就是抓壮丁。有钱人行贿即可逃役，穷苦人才被捆绑着押送到军队，靠官长的压迫及枪毙逃兵的威胁强令其在营打仗。这些国民党兵绝大多数也是苦大仇深，一经共产党进行阶级教育，很快就使他们明白了谁是自己的敌人，应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道理。这也是人民军队越战越强的一个重要原因。关于这一点，周恩来于1949年4月17日在向来北平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的部分爱国民主人士的报告中曾经这样讲道：“我们的战士有很大部分是俘虏过来的，称为解放战士，有的部队，解放战士竟占百分之八十，少的也占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平均约占百分之六十五至七十。对于俘虏，我们实行即俘、即查、即补、即训、即打的办法，就是说士兵一俘虏过来就补充到部队，经过诉苦教育，就参加作战。在打黄百韬时，情形竟发展到上午的俘虏下午即参加作战。当时的解放战士现在有许多已经做了排长、连长。这种情形是世界战史上所少有的，若没有高度的政治训练是不可能的。”（《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15—316页）

　　此前大约半年的1948年8月3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南京国防部亲自主持召开的“三年来勘乱检讨会”上的一些情况也说明了这一点。那是一次大型的军事检讨会，国民党军界高级将领何应钦、顾祝同、白崇禧、林蔚、汤恩伯、杜聿明、黄百韬以及海、空军总司令、联勤总司令和国防部高级官员共120多人参加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国民党军第九十三军军长盛家兴在书面发言中这样讲道：“共军军民一致，尊重人民利益，纪律严明，对我军情况明了，战术灵活巧妙，战斗力强，牺牲精神旺盛。国军应效法共军，不妨碍人民利益，争取民众，才不会成为聋子、瞎子。要效仿共军经济公开，爱惜士卒，纪律严明……”蒋介石阅后勃然大怒，大骂盛家兴在精神上早已成了共匪的俘虏；这次大会还闹出了二个大笑话：其一是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把一本东北野战军编印的《目前的战略问题》附在文件后面呈递给蒋介石。蒋介石不知道这本小册子是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的节选本，阅过以后认为很高明，遂批上“印发”二字，作为大会学习材料下发。与会者中有人是读过毛泽东的那两本书的，翻开发给的《目前的战略问题》，目瞪口呆，惊愕地窃语：“简直成了毛泽东主义的学习大会了。”；其二是大会后期研究对付共产党的策略时，会务组把对付策略编成对答形式的册子，下发各小组讨论。这些策略都未经缜密深入的研究，仅凭参谋们的臆想逐条写几句话即是。其中一条是“如何打破以农村包围城市？”对策答案是：“把农民争取过来。”如此滑稽，实在令人耻笑，当时即有好事者在此条上评论：“如果能把农民争取过来，仗不用打就胜了，战争也根本不会发生了。”

　　其实，执政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正如那个评论者那样，他们并非不懂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实行土地改革的重要性，在纪念孙中山的纪念周上他们也总是念着“唤起民众”一词，知道“武力与民众相结合”才有力量，但在实际工作上却做不到这一点。究其原因，国民党政权是维护豪绅地主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集团。他们不会为了广大农民的利益而去损害本集团的利益。其心理如同山西土军阀阎锡山所称：“民众不发动是个空子，发动起来是个乱子。”而只是单方面地希望能够以武力去消灭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人民军队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却不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着最广泛人民群众参加的革命运动从根本上讲就是不可战胜的。

　　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后，吸取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在台湾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土地改革运动，这虽然是国民党政权为解决败退台湾后的生计问题所被迫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但这实际上也是因为台湾的地主与国民党政要的关系相对而言不那么紧密了。正如国民党的叛逆者孙家麒先生所言：“因为地主都是台湾人，所以国民党可以大慷别人之慨，以大刀阔斧的手法，毫无顾忌地认真推行。假如当时百甲（一甲相当于0.97公顷）以上的大地主，有3、5个是属于皇亲国戚之流，我想台湾的土地工作，能否顺利地推行成功，恐怕是连陈诚先生也不敢作肯定答复的。”

　　中国革命就其本质而讲实际上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革命，可以这样说谁赢得了中国的广大农民，谁就赢得了胜利，毛泽东以土地革命达到了最广泛地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与革命的目的，他的胜利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以小集团的利益为出发点，其失败也是不可能避免的。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能够真正地“唤起民众”，根本原因在于毛泽东将革命战争的长远目的、现实成果与最广大的群众利益紧紧联系了起来。他以土地革命赢得中国最广泛人民群众参加革命的举措，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伟大实践。他从“农村军事化”起步，把革命战争最终发展成规模空前宏大的人民战争，这一成功的实践最有力地验证了毛泽东提出的这一真理。中国革命战争作为世界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人民战争，它的胜利在国际国内留下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也使毛泽东的名字与人民战争一词在史册中连在一起。

　　最后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仅仅有正确的动员中国最广泛人民群众的策略还是不够的，还需要一系列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和路线，但以土地革命动员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参加革命却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