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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四月三十日)
华东局，总前委，并告粟张、刘张李[1]，并告各局、各委:
(一)艳酉[2]电悉。处置甚好。
(二)南京电报局不得中央同意，擅自停止外国记者发新闻电是何人处理的，望即查明电复。
(三)我们认为，南京、上海两处暂时均不要停止外国记者发新闻电，南京方面应重新开放，让外国记者发电，并且不要检查。待他们发一个时期，看其情况如何，再由中央决定或全部停止外国记者发电，或准许好记者发电，停止坏记者发电。
(四)关于政策及工作方法的指示，在你们高级领导机关方面来说，主要地是依靠写电报，发通令，而不是依靠开干部会，不是依靠口讲。一个负责人半小时可以写一个电报，一小时可以写一个通令，一天、两天、三天或四天工夫可以经过电台传达到各军、各师、各团，各省、各市、各县，有文字为凭，有范围可守，又迅速，又使下级有所遵循。此种方法，毛主席已多次向饶漱石[3]同志提议过。而在你们方面，则对于若干项政策和执行政策的方法问题，仍然不是靠文字，而是靠口头去向下面作指示。口头指示也是要的，也是有用的，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一则无文字可凭；二则范围不见得很明确；三则到会的少数人听到了，没有到会的多数人没有听到，有挂一漏万的缺点(只是说的只有口头报告，没有文字决议的干部会)。此次外交政策几天时间内出了很多乱子，就是因为你们过去对于这个问题对下面没有任何文电指示。对有些问题有了指示，但如果没有让各军、各师、各团，各省、各市、各县的领导同志同时普遍看到，或者指示中对一项问题不强调，不突出，不鲜明，不确定范围，则各地仍然不明白，或者不甚明白。现在鉴于南京方面闹出的乱子，如果你们还不采取打电报、发通令的方法，立即告诉各军、各师、各团，各省、各市、各县，那就在上海，在杭州，在苏州，在镇江，在无锡，在芜湖，以及在其他地方，又要重复出乱子。这种出乱子的责任，主要地不是在下面，而是在领导方面，事前告诫处理得不适当，或者没有去告诫和处理。过去你们对于山东及苏北的城市政策和工业政策，长期不发电报，不发通令，以致下面无所适从，各干各的，受了损失，也是一项教训。
中央军委
卯三十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粟张，指粟裕、张震，当时分别任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和参谋长。刘张李，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当时分别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
[2]艳酉，即二十九日酉时。
[3]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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