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１〕
作者: 来源: 点击:: 日期:2005-11-14 |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我讲几句，讲两件事。
十七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
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２〕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３〕对一线、二线的问题，就做了改变。
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但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
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
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４〕那个时候。
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九十月间说的。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为什么批判吴晗〔５〕不在北京发起呢？
北京没有人干这件事，就在上海发起。姚文元同志的文章〔６〕，就是在上海发表的。
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
我要说的再一件事，就是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
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７〕；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８〕；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９〕。
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并没有送出，但是他们已经知道了，传出去了。
文化革命运动时间还很短。六月、七月、八月、九月，现在十月，五个月不到。所以，同志们不那么理解。
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
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
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
上次会议，我说，会议的决定，有些人不一定执行。〔１０〕果然好多同志还不理解。经过两个月以后，碰了钉子，有了一些经验，这次会议就比较好了。
这次会议有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后一个阶段就比较顺了。你们自己的思想有了变化。
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那个时候还会有新的经验，还要总结。
我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才胜利，开始原也不知道怎么革法，包括我自己在内。从一九二一年起到一九四九年，二一、三一、四一到一九四九年，二十八年。我们自己也是逐步地在实践中间总结经验，找出道路来的。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社会主义革命也搞了十七年了。这个文化革命只有五个月，所以，不能要求同志们现在就那么理解了。
自从去年十一月批判吴晗开始，许多同志也没有看文章，也不大去管。京戏改革，批判《武训传》〔１１〕，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１２〕，批判胡适〔１３〕，等等，更不用讲了。
过去，没有全盘抓起来。我说这个责任在我。谁让你没有系统地抓起来呀？个别的抓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行，问题不能解决。
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以前几个月，去年十一月、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虽然有那么多文章，中间，五月十六，又发了一个“通知”〔１４〕，可是，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拿同志们的话来讲，叫“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那末，赶快总结经验吧。
为什么两个月以后，现在又来开这次工作会议呢？就是要总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林彪〔１５〕同志讲，要做政治思想工作。很对。你们回去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中央局、省一级、地一级、县一级，至少这四级要开一个十几天的会，真正把问题讲清楚。也不要企图所有的干部统统弄得清楚，不可能，总有一些人不那么清楚，思想不通。
好几个同志对我讲，“原则上我是赞成的，到了具体问题上又糊涂了”。这种话我就不那么相信。原则上你又理解，具体问题又不得解决，是什么道理？现在我看，恐怕也有一点道理。不然为什么老这么讲？原则上是赞成的，碰到具体问题又处理不好，恐怕还是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比如上次开会回去以后，就没有开好会，有些地方就根本没有开，有些地方开了，也不是那么充分，被红卫兵一冲就乱了。假如有十个书记，就要有七个或者八个去接见红卫兵。接见慢了要冲进来。学生们生了气，自己还不知道，又没有准备回答什么问题，以为表面上一应付，表示欢迎，就解决问题了。人家有一肚子气，几个问题一问，不能回答，就处于被动。这个被动也可以改变的，可以改变为主动的。
我对这次会议以后的情况，信心增加了。我就不讲上次会议讲过的话了，说这一次会等于不开，回去还是老章程，维持现状，跟红卫兵对立，跟一派红卫兵对立，利用另一派红卫兵保驾。这种状况，我看会改变，情况开始好转了。当然，不能过高要求。中央局、省、地、县这几级，还不讲县以下广大的干部，全部都那么快地就通了，不一定。总有一些人想不通，有一小部分，还是会要对立的。但是，我们相信大多数会讲得通的。
我讲这么两件事。一件事是历史，讲一线、二线的问题。
第二件事，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很仓促，只几个月。跟二十八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十七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比较起来，这个文化革命只不到半年。不那么通，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很多同志，过去尽搞经济工作，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或者做一些别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就没有设想到搞这场文化大革命。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没有设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这一冲，我看有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的事情，这一冲就要想一下了。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有两个红卫兵说，他们到全国跑了一趟，他们没有料到有些老前辈这么害怕红卫兵。他们说，红卫兵有什么可怕的？有一位同志，他家里有四个红卫兵，就是他的儿女，分成四派，还有他们的同学，有很多人到他家来，大概有十几个二十个吧！他接触了那么一点人。另外也有接触几十个人的，也有接触一二百人的。我看小接触很有益处。大的接触，一百五十万人，我们一个钟头就搞完了。这也是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各有各的作用。
这一次会议的简报，差不多我全都看了。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１６〕。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过去中央第一线没有领导好。时间太短，对新问题没有精神准备，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所以，这一次又做了十七天。我看，以后会好一些。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 释
〔１〕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日，毛泽东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送审的这个讲话记录稿作了一些文字的修改，并批示：“退陈伯达同志。就照这样吧，我改了几个字。暂不发出。”
〔２〕 马林科夫，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后，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一九五五年二月，改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电站部部长。一九五七年六月被撤职。
〔３〕 指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４〕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全国工作会议，主要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发布了这次会议讨论的纪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纪要内容共二十三条，因此简称“二十三条”。
〔５〕 吴晗，见本册第４５页注〔８〕。
〔６〕 指《文汇报》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这篇文章是由江青与张春桥在上海密谋策划，由姚文元执笔起草的。
〔７〕 指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写的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
〔８〕 指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一封信，见本册第８７—８８页。
〔９〕 指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见本册第９０页。
〔１０〕 这句话是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说的。见本册第１００页。
〔１１〕 指一九五一年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开展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
〔１２〕 指一九五四年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开展的对红学家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批判运动。
〔１３〕 指一九五四年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开展的对胡适思想的批判运动。
〔１４〕 指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又称《五·一六通知》。
〔１５〕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
〔１６〕 刘少奇，参见本册第９０页注〔１〕。邓小平，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总书记。“文化大革命”初期，因同刘少奇一起向一些单位派工作组，被指责为制订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受到错误的批判。后来被错误地当作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第二号人物，受到批判和迫害。一九八○年二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到一些单位指导运动，是我们党多年来解决基层问题的一种做法，不存在一条由刘少奇制定和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存在一批以刘少奇为“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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