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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

作者:李 喆   来源:征文 点击:: 日期:2019-12-08

 
                                             略论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

                                                               李 喆

       摘要: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是中国共产党长期革命和建设经验的实践总结,是我们党重要的工作方法和政治优势及优良工作作风,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体现,是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根本法宝。
       关键词:活的灵魂;群众路线;群众观点
       (一)
       群众路线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革命年代的伟大实践和创举,是党在各个时期工作理念、方法、路线的实践总结和理论升华。群众路线始终是我党工作的“传家宝”,是一种科学的工作方法和组织方式,在我国的政治历史实践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工作重心逐渐从城市向农村转移。在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条件下,如何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依托,积极发展和壮大人民革命的力量,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面胜利,成为党必须要认真思索的问题。大量的斗争经验证明,武装斗争、政权建设、经济建设等工作的顺利进行必须依托于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发动群众、获得群众的支持成为工作生死存亡的关键以及获得最终胜利取得的根本。在这些与人民群众共同斗争、密切联系的革命实践中,我们党充分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革命力量的源泉。在这一阶段,党不仅进一步加深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情感,更丰富了群众工作经验,为将来的群众路线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1927年至1935年间,“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引起党中央领导同志们的重视。1929年9月,周恩来在其主持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群众路线”的概念,并指出“群众路线”的工作思想和方法。
      1933年,毛泽东同志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指出,批评党的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提倡用“群众化的方式”来克服官僚主义不良习气。这表明,此时党中央对群众路线这一工作方法已经有了进一步的认识。1934年,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讲话中又提出,“革命战争是群众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1],这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在革命斗争中的巨大力量和作用,表明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才是取得最终胜利的关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随着党和革命力量的迅速发展以及党对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加重,党越来越重视自己与群众的正确关系,注意总结领导群众的经验,从而使群众路线的思想进一步完善起来。毛泽东指出:“我说陕北是两个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具体说,延安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总之,它是中国革命走向全国胜利的“转折点”。
       进入抗日战争以后,毛泽东在一系列著作和讲话中再次强调了发动和组织群众的重要性。1938 年在《论持久战》中,提出著名的论断——“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等,也是群众观点在中国共产党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中的非常生动体现。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他要求“共产党员决不可脱离群众的多数,置多数人的情况于不顾”;“必须注意组织先进分子和广大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
       1942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曾指出:“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意思是说: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含意。一方面,全党上下,不论何人,从事何种工作,要有好的主张、办法和好的成效,都必须遵从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这条路线,不能违反。另方面,在各个不同的革命阶段,党的各项路线、政策、方针是不同的,会有变化的,但群众路线却始终不变,也不能变。换句话说,它是贯串到党的工作、斗争、活动的一切方面,又贯彻到每项工作自始至终的全部过程。无论任何时候,无论何种工作,都不能丢掉群众路线。否则,就会发生脱离群众的错误。1945 年的七大上,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路线和优良作风,正式载入“七大”通过的党章。这说明,作为毛泽东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群众路线已经成熟,并为全党所接受。
       纵观党的革命史,延安之所以能够有此特殊的历史地位与党在延安时期的实施的群众路线密切相关。党在延安的十三年是群众路线成熟和发展的十三年,不仅铸就了伟大的延安精神,而且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有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所以,党在延安时期的群众路线值得深入研究,这可为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历史之鉴。
       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的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党中央审时度势,制定了正确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即“组织干干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明确提出了“人民战争”概念,“战争伟力之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象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毛泽东同志对全国抗日形势正确的判断,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基本精神运用中国具体实践的具体范例,证明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这种观点有效的抵制了国内的“投降主义”和“速胜论”的论调,还有力的驳斥了国民党片面抗战的路线,形成了人民战争的认识和路线,体现了党的群众观点。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统一党内思想,团结同志,彻底清算党内“左”和右的错误,党中央决定开展整风运动。经过不断的总结党多年来斗争的经历,在中国特定的历史革命实践中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理论,不仅极大的提高了党内同志的理论水平,而且一条萌芽于土地改革、发展成熟于延安时期的群众路线也愈发清晰的体现在党的相关文献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逐步成为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核心。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曾说过,“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正是基于当时的生活现状,在细节中关注群众的日常生活问题,使广大群众认识到党是代表他们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最终获得他们的信任和支持。因此,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延安时期,群众路线得到较为完整的贯彻,干群关系和谐,军民团结。不论是“大生产”还是“精兵简政”,都体现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践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人民,为了人民的一切,把人民的利益当成政策方针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听取群众意见,让群众满意变成党工作的重要工作方法。延安时期不断发展和成熟的群众路线,为人民群众创造切实的利益,充分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才使人民群众自发的聚集在党的周围,共同围绕革命理想和目标而努力,才拥有了延安时期统一和团结的局面,为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群众基础,成为党事业成功的核心保证。
       随着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的不断发展,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关于群众路线上的认识越来越升华与成熟,从而奠定了群众路线的理论基础。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讲中说:“我们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 新四军, 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 是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工作的。”这充分反映了群众路线的理论形态被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共产党人不断丰富和完善。还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因此,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广大人民群众拥护为最高标准。”
       正是坚持这种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团结和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克服重重困难,推倒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全面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二)
       毛泽东认为领导,顾名思义,一是领,二是导。领就是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能举纲持目,起带头作用;导就是因势利导,谆谆诱导,能凝心聚力,导向作用。领导干部既是职务,又是责任,更是行为规范。领导干部是社会各项事业的组织者、领导者、管理者,是党和政府的形象代言人,其道德素养和人格品质,具有十分重要的示范导向作用。领导干部素质的高低,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一般领导者往往希望在自己的岗位上有所作为,做出成绩。党要求领导干部要常修廉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自觉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和业务素质,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密切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应当说,这是一个领导这应尽的职责。问题在于有不少领导者辛辛苦苦,忙忙乎乎,但是日积有余,月累不足,庸庸碌碌,碌碌无为,难以达到有所作为的目的,把一些有作为的目标总是立与彼岸。
      毛泽东要求领导者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党的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是不可分割的,它们都是“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个唯物史观基本观点的具体化。没有党的群众观点,也就没有党的群众路线,党的群众观点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思想基础,党的群众路线是党的群众观点的外在表现。没有党的群众观点,就不可能在群众中很好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没有党的群众路线,党的群众观点就没有归宿,得不到实现,两者缺一不可,相辅相成,构成一个辩证的统一体。许多领导同志都懂得这个道理,但应用起来并非得心应手,这当然同实际领导工作经验的积累有关系,同时,也因为有些同志没有注意研究如何在实践中把握观念形态的思想方法,转化为可以操作的工作方法。这里,最重要的是要求领导者必须运用历史唯物史观观察国家的命运,自觉克服精英本位观,牢固树立群众本位观,把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统一起来,把完成党的各项任务与实现人民的要求和意愿统一起来。
       首先,要求领导者忧国忧民,走群众路线。纵观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其本意是忧国忧民而置个人利益于不顾。这种伟大、崇高的精神,不仅封建社会辅助君主治理国家的大臣需要所具备。
       中华民族自古以悠久的民族文化而著称于世,中华儿女在长期的斗争中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尤以精神文明更为斑斓耀目。“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则正是我们传统的爱国主义精神闪烁异彩的精髓。
      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屡遭挫折而不衰,屡遇磨难而不竭,反而愈加昌盛,一步步走向繁荣,正是因为有无数忧国忧民的炎黄子孙,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为行动的精神支柱。多少代人前赴后继,为国家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而历尽艰辛。“仁者不以盛衰变节,义者不以存亡易心。”这正是我们的民族精神之所在。
       然而,要真正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谈何容易。首先,需要有坦荡的胸怀,心中装得下“天下”,装得下人民。其次,还需有舍己的精神,能够跳出自私自利的狭隘圈子。古人大禹治水之所以能够“三过家门而不入”,是因为他心中装着人民的安危而勇于舍弃个人的利益而不顾。西汉名将卫青、霍去病之所以能够转战边塞,击退匈奴,是因为他们心中装着国家存亡。岳飞、文天祥、李大钊、鲁迅等爱国志士、英雄精神之所以能够名垂千古和青史留名,正是因为他们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为国家的存亡、民族的安危而敢于面对敌人而威武不屈,视死如归,以高尚的情操和刚正不阿的精神,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这样的英雄志士,古有之,今亦有之。
       翻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能清楚地看到,党的历史是一部为人民群众闹翻身、求解放、谋幸福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由于在实践上尚无能力和经验全面发动群众,导致幼年时期的革命力量的一再受阻。可贵的是党在以后的斗争实践中,充分认识到发动和依靠群众的重要性。所以,党在为人民群众求解放的过程中,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患难与共、赴汤蹈火、舍生忘死,以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党与人民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深情厚谊和密切关系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也是党的建设的成功经验。外部敌人是打不倒我们的,最大的敌人是自毁长城,物必先腐而后虫生,树必内朽而后风折之。作为曾与人民群众风雨同舟战斗过的中国共产党人应多点忧党、忧国意识,要警钟长鸣。古希腊神话中有个家喻户晓的英雄——安泰,它是海神波赛冬和地神盖雅的儿子。安泰在同敌人格斗中不断的靠近大地母亲,补充新的力量,因而不可战胜。当他脱离了大地母亲的联系,就脆弱得不堪一击,甚至失败而亡。
       党执政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筚路褴褛,以启山林,一方面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进行了百折不挠的探索和斗争;另一方面对全党仍然不断地进行发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再教育……正因为党对人民的忠诚,才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因而,党在领导革命和建设及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
       其次,要求领导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同群众搞好“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发展过程是客观规律性与人的自觉活动的辩证统一。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又是通过人有意识的活动来实现。马克思主义把人看作社会历史的主体,认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社会发展过程是客观规律性与人的自觉活动的辩证统一。决定社会发展的力量并不在人的活动之外,而是在人的活动之中。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8页)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对人性论所具有的先验性、非历史性的颠覆。这一观点仅仅从最普遍的意义上指明了人的本质的现实性方向。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正是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体论的基本观点。在当前,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必须着力解决好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做好就业、再就业、社会保障工作,积极帮助城乡特殊困难群众解决好生产生活问题,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得到更多的实惠。回顾历史,战争年代和解放初期,许多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同人民群众,不管是在白区,还是在苏区,不管是在根据地,还是在解放区,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都坚持了“三同”。正是在此基础上党同人民群众产生了水乳交融的鱼水之情,这是党和革命事业兴旺发达的标志。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及改革开放事业中,许多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学习和运用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工作方法,工作开展的得心应手,如虎添翼,使党群关系的鱼水情再谱新篇。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人民群众永远是给我们力量和智慧的母亲。党同人民的鱼水情如长青之树,是党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夺取各项工作和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
       再次,要求领导者一要一以贯之地围绕已经确定的中心内容去开展工作,并务求突破。毛泽东要求在决定工作中心以后,要“要把这种坚持决定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01页) 主要矛盾的解决是一个过程,各方面的阻力和干扰在所难免,必须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一抓到底。如果抓了几下,攻了几次,没有解决问题又转换方向,另有他图,那么,已有的努力也可能付之东流,很难实现“有所为”的目的。二要要求领导者把握好“有所为”与“有所不为”之间的转化,是至关重要的。有所为与有所不为之间的界限是相对的,事物发展过程中,各种矛盾之间的关系一定会发生变化,因而事物发展就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适时调整工作中心,善于抓住这种机遇,找准新的工作重心,就可能有新的进展,使本来“有所不为”的事情变成“有所为”。 三要要求领导者从系统的整体中分析各类矛盾所处的层次,即其特殊性。四要要求领导者对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认清其各自的特征,做到知此知彼。
       再复次,要求领导者必须用好自己的人。人才是科学发展第一资源,事业成败的关键所在。毛泽东同志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好不好,干群关系融洽不融洽,社会秩序稳定不稳定,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人的因素,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素质高低至关重要的。领导干部不但要盘活一方经济、致富一方百姓,还要注重发现和培养人才。要发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风尚,营造人才成长和施展才干的良好环境。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在用人上要不唯亲、只唯贤,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要选贤举能,善于培养和造就一支业务精良、能力突出、团结进取、作风扎实、角色意识强的业务团队。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导向,重点提拔和任用乐于奉献、善于协调、勇于开拓、敢于直谏的人。 要逐步扩大竞争性选拔人才的比例,进一步提高选人用人的透明度、公信度。因其才以取之,审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长,掩其所短。
       领导干部在用好下属的同时,一要注重组建一个坚强有力、奋发有为的领导班子。一个领导集体应该是各种不同类型素质、不同专业方向的人组成的。要注重每个成员的不同特点和专长,优化组合,彼此协调,分工合理,责任明确,使班子专业结构和能力结构配置合理,成为具有坚强战斗力的领导核心,这样才能对工作实行高效能、高“质量的指挥、协调和管理。班子成员要能得到上级信任、领导支持、群众拥护、社会认可。“一把手”既要坚持集中,也要发扬民主,做决策时不搞一言堂。 因此,干部成长过程中,始终要加强勤政教育,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二要正确对待个人利益问题。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这是千年古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的诱惑和考验很多,稍有不慎,就会被侵蚀,就会翻船。领导干部要耐得住工作的辛苦、生活的清苦,不断强化公仆意识和宗旨意识,永葆精神家园不受污染,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三要严以律己。要用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先民之忧而忧,后民之乐而乐,淡泊名利,宽以待人,这是领导干部成就事业的重要条件,也是修身处事的一项基本要求。四要遵纪守法。十九大《党章》指出:“党组织必须严格执行和维护党的纪律,共产党员必须自觉接受党的纪律的约束。”在任何情况下,无论职务高低、资历深浅、功劳大小,都要自觉学习《党章》和《准则》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自觉学习宪法和其他法律法规,懂得作为干部,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
       (三)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期,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逐步代替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同时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也逐步展开,法制逐步健全。社会转型过程意味着传统权威逐渐消失,新的法理型权威逐步生成。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从人的思想观念到社会环境都发生着巨大变化,我国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情况。此时,各级领导干部作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决策者和管理者,如不具备较高的素质,在复杂的经济事务和社会矛盾面前,就难以担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
       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对一个领导干部来讲,必须首先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并将其自觉地作为一种信念,作为为“官”的思想基础,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的第一追求。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当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但是,我们也不讳言,在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有些党员和干部淡化和扭曲了党群关系,进而把党风廉政建设无影无踪,有的甚至背道而驰。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唐代李商隐的诗句精辟地揭示了古今中外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骄生惰,贪生邪,富贵生淫心,居功求安逸。无论是骄傲自满还是贪图享乐,都是肌体毒瘤的催化剂,这与党风廉政建设是水火不相容的。这样发展下去,最终会失去人心而走向反面。
        自改革开放以来,为什么腐败现象屡禁不止?为什么反腐倡廉建设不能完全遏制腐败?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党的一些干部和群众之间缺乏真实情感,对群众没感情、没服务意识,忘记了自己是人民的公仆,私欲过重,过不了“权关、色关、财关”,最后走上违背人民意志的道路。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这就要求我们党在建设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领导干部紧紧围绕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大办、多办实事、解决生活上的难题。“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忘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主体地位。深化对群众路线的理解,认真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依法维护群众的正当利益,才能不断巩固和扩大党的阶级基础,真正完成中国梦的历史任务。
       其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在当代中国,广大人民要实现这一目标。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们党历来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就是说,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实现人民民主,而要实现人民民主,必须改革党的具体领导方式,使之有利于实现人民民主的群众路线。
       再次,关切民生。“所谓民生问题,即有关国民生计与生活、生存和发展等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问题。”当前我国的民生问题突出表现在就业、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都是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生活问题,切实地关系到群众的根本利益。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提出:“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在新时期,党中央把民生问题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表明,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当中,表现出来的民生问题,迫切地需要政府转变职能,更加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
       最后,正确对待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新形势下,需要创造性地运用群众路线,结合新的实际,转变工作思路、改变工作方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由十三亿多人民群众参加的宏伟事业,要求我们要保证群众的积极性,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拧成一股绳,发挥出最大的合力。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建设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内部利益矛盾日益突出,主要表现在,城乡差别进一步拉大、收入差距扩大、社会生活质量提高与社会公共服务相对滞后、农民工的拖欠工资问题等非对抗性矛盾。要解决这些问题,党必须正确引导、教育群众认识国家、集体及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利益调整和得失;作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使群众认识到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作者:李喆   维奥新奥兰生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大区总监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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