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实践的前瞻

                                                
                                                   理论与实践的前瞻

                                              陈 高

      今年5月26日,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70周年的纪念日,1949年3月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期间,不仅指挥了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而且总结出了对付蒋军、迅速解放全中国的北京方式”、“天津方式和“绥远方式”, 从而最终完成了整个大陆的解放。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理论的初步建设。这种顺应历史和时代变革用集体智慧凝结的理论,而又用理论指导伟大实践的本领,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独特及伟大,珍贵的财富,对之进行总结和纪念,将是我国现在的改革开放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提供史鉴。

       一、革命转变的理论
       在西柏坡期间,中共中央完成了解放战争胜利后中国革命理论的建设,也就是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并使这个新民主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转变的理论突破。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马克思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在总结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时曾说: “无产阶级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取国家的政权。 ”列宁则依俄国革命的斗争经验,将马克思“不间断地革命”的思想发展成为具体完整的从资产阶级革命转变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体系。他指出: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不需要有一个资产阶级统治期。在帝国主义时代,由前一个革命过渡到后一革命是完全可能的。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从理论到实践完成了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过渡。列宁的这一理论为当时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指明了方向。中国共产党在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转变理论的过程中,通过在中国革命中的具体实践,不断与党内“左”右倾错误路线进行斗争,从而总结出来了不同于其它国家的革命理论。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及具体的革命实践中,第一次接触到了革命的转变问题,这是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问题,而将革命转变这一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中找准时机、准确把握则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伟大革命实践中的精彩杰作。
       早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就将新民主主义定性为一个过渡时期,而这里就已经隐含了革命的转变问题,他说: “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必要的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终目地,则是力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完成,只有认识两者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两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 ”此后,他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完整而系统地论述了这个理论问题,认为在中国革命的第一步不是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的各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而这又是一个要进行转变的社会。

       1945年,中国共产党七大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思想,正式写入了<<中国共产党党章>>。解放战争时期这一理论更加完善起来。特别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来到西柏坡以后,由于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这一问题更是十分迫切地在理论领域和革命实践中提了出来。1945年3月在西柏坡,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首先为这一革命性转变规划了蓝图;在经济上,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国家将有五种经济成份,即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经济、私人的资本主义经济、个人经济、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共产党工作的重心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将工作重心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战略性指示,而且要开始城市的建设事业,要将恢复、发展城市的生产作为中心任务,一切城市工作都要为这一中心工作服务。他号召党员学习生产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要学习与生产有关的商业、银行和其它工作,认为只有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人民的政权才能巩固。在城市工作中,中国共产党将首先依靠工人阶级,争取知识分子,并建立与共产党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从而更大地集聚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力量。毛泽东的这些想法,日后簿一波曾进行过总结,他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说:早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认为新民主主义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是这样,并且是领导因素,而总的说来是新民主主义的。并且认为在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毛泽东通过对中国革命理论和实践的总结,得出了一条在中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独特道路,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中国革命之所以犯“左”或右的错误,关键在于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认识不清,因而没有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理论和道路。毛泽东集全党智慧,总结出了这一理论,并在革命的实践中证明了其伟大。
 
       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对于中国革命前途是具体而高度的理论前瞻。由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从而使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了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夺权理论后得出了新民主主义这一革命理论,并用这一理论指导革命的实践,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即将来临,在这一过渡的革命形态还没有完全建立之时,就已经将日后中国的前途进一步进行理论的透视,从而在把握大前提下,对所有工作有所安排,并使之服从于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更是深藏了无限的智慧。
 
        二、“两个务必”的的著名论断

       毛泽东提出: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帝国主义者估计我们终久会要向他们讨乞才能活下去。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毛泽东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全党同志必须做到“两个务必”的著名论断，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两个务必”的著名论断，深刻总结了历史上政权盛衰兴亡的经验教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首先,理论指导我们党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重大成绩的关键。没有理论的突破和指导,党在革命和建设中就会受到损失。大革命之所以失败,就是由于陈独秀没有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照搬马列理论,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只能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生,因而要先在中国搞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在此基础上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只能当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的附属,大革命的失败正是在这种错误理论指导下失败的。而王明之所以使中国革命走上绝境,也是只知马列书本,认为中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就应当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而“左”倾冒险,这种理论差一点葬送了中国革命。
 
      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理论突破的第一人,他在分析中国国情后,总结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认为中国要走一条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民主革命的道路,从而在理论突破的基础上完成了中国革命实践。
       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如此,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正是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理论上的首先突破,使中国取得了经济建设的伟大成绩嘛!
 
       其次,把握理论转变的时机。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中国的革命正面临胜利,因而胜利以后干些什么、如何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已成为必须解决的理论问题。而中国革命的总方向又是要在建设尚未到来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后使之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因而把握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尺度,并在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方针中隐含下一步工作的理论,从而为日后实践进行先期工作是一个技术性极强的工作,而党中央正是在西柏坡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从而给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一步步从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结合,从而隐含着市场经济的主题,最终完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突破和建设实践的。
 
      最后,理论的前瞻是其指导实践成败的关键。在西柏坡期间,由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看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内将存在着十分复杂的经济成分,因而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号召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保持党的优良作风。认为这个革命是伟大的,夺取全中国的胜利只不过是万里长征走过了第一步,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因此要“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这些话,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的今天,更是苦口良言。

       三、历史昭示未来，未雨绸缪

       历史昭示未来，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曙光初现的时候，毛泽东未雨绸缪，四次向全党提出了坚持和发扬艰苦奋斗革命精神的警言。
       第一次是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他指出，“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艰苦的工作就象担子，摆在我们面前看我们敢不敢承担，担子有轻有重，有的人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别人，自己拣轻的挑，这就不是好的态度。有的同志不是这样，享受让给人家，担子拣重的挑，吃苦在别人前头，享受在别人后头，这样的同志就是好同志。” 
       第二次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在望的1944年，该年三月，郭沫若著《甲申三百年祭》，纪念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三百周年。郭沫若在这篇文章中，阐述了李自成起义军的崛起、发展和失败的过程，着重总结了这支队伍由胜利到失败的历史教训：一是骄傲自满，由于“在过短的时间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农民领袖们进城后飘然而陶醉了；二是不能保持革命队伍起初时的朴素作风而生活腐化。毛泽东对郭沫若的文章非常重视，建议印发给高级干部学习，告诫全党“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后骄傲的错误”。
       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致函郭沫若，再次讲到这个问题：“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第三次是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对党执政后可能要出现的腐败现象既高度警惕，又嫉恶如仇，他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企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不曾被拿枪的敌人所征服，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因此，他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第四次是在1949年3月23日上午，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往北京的时候，毛泽东形象的称之为“进京赶考”。他向世人宣告：“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合格，决不当李自成，不能退回来，退回来就失败了。”
      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所具有的深谋远虑的战略眼光和洞幽烛微的卓识能力，及时向全党敲响了警钟，并三令五申地教育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继续保持党的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避免重蹈历史覆辙。这一思想是当前净化社会风气，惩治腐败的灵丹妙药，至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事事处处以身作则，他们身体力行，带头发扬艰苦奋斗革命精神，凭这种革命精神，我们胜利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凭这种革命精神，我们成功地完成了“三大改造”，并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凭这种革命精神，我们研制成功了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由此，“艰苦奋斗是党的传家宝，社会主义建设离不了”已成为至理名言和历史佳话。
       可以这样讲，现在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仍是“进京赶考”和艰苦奋斗革命精神的继续。邓小平指出：“要实现现代化，必须有一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江泽民同志把新时期创业精神概括为六十四个字，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进取、勇于创新、艰苦奋斗、知难而进、学习外国、自强不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顾全大局、同心同德、勤俭节约、清正廉洁、励精图治、无私奉献”。这六十四个字中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是核心内容。
由此可见，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不仅在过去有价值，而且在今天还应该升值。我们有必要对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和价值加以重新认识。使中华民族的美德和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在新时代进一步发扬光大。
       然而，我们也不讳言，在我国扩大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有些群众、党员和党的干部淡化党的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进而把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丢得无影无踪，有的甚至是背道而驰。尤其是当前有几种带有倾向性的问题值得注意和思考。
      （1）近几年来艰苦奋斗的思想在一些人的头脑中淡薄了。有人把它斥之为旧的传统观念，并与其精神背道而驰。他们认为现在已经进入实现中国梦的新时代了，现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再讲艰苦奋斗已经时过境迁了。由此极力提倡高消费……当然，我们不赞成人为的抑制人们的消费。我们提倡艰苦奋斗并非要搞“四人帮”的那套“穷社会主义”，不能认为越穷越革命，更不能认为生活越苦越好。因为那样做既不符合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又会使社会主义的生产失去充沛的动力。我们还认为，如果把艰苦奋斗的精神简单地理解为维持某一固定不变的生活水平也是不正确的。现在当然没有必要号召人民去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啃树皮。在一般的家庭中，也不会再有“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方式来解决衣着的事情了。因为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特点和标准，封建皇帝从没有坐过吉普车也没看过电视，但不能说他的生活不奢侈。今天的一个普通工人家里买了冰箱、彩电等，你也不能说他是浪费。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不可能超越时代来提倡高消费。目前社会上刮起的“消费风”愈演愈烈。什么红白喜事大操大办、讲排场、比阔气、挥霍无度，仅电脑、轿车、空调等几大件，就花十几万元巨款。这种压力在我国大多数人当中是承受不了的。这种力不能及的负担势必潜伏着祸根。俗话说：“成家犹如肩挑土，败家犹如浪冲沙。”这话已经在生活实践中得到了证实，有的结婚因超经济“负荷”，导致柴米夫妻而分道扬镳。还有的为了攀比，逼迫父母掏空腰包。求亲告友，借债累累，为偿还欠债铤而走险，未进洞房，先进牢房。这样的事例发人深省。
      （2）有些干部把发扬艰苦奋斗革命精神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立起来。认为发展市场经济就要焕然一新。因而在工作中浮躁浮夸、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只讲大干快上，不讲核算和效益，滥上项目，乱铺摊子，一建十几年，可惜的是有些项目建成之日，就是报废之时。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对失误者不仅没给处分，而且还提升或者调走。结果失误者越来越多，失误的程度也越来越惊人，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必将功亏一篑。
      （3）有些干部变“公仆”为“主人”。有幅提名为《斗富图》的漫画，题字是大款斗富比烧钱，孝子斗富比修坟，公仆斗富比轿车。这三种不正常的现象，尤以后者危害最烈。因他们是公款加权力，产生了十分有害的“示范”作用和负面效应。
      （4）有些党员干部官越做越大，离人民群众越来越远，他们满脑子吃、喝、玩、乐；贪、懒、馋、占，陶醉于“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的灯红酒绿之中。他们追逐金钱美女，挥霍无度，早上围着车子转，中午围着盘子转，晚上围着裙子转。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在他们身上时有发生。俗话说：骄生恶，贪生邪，富贵生淫心，居功求安逸。无论是骄傲自满还是贪图享乐，都是肌体毒瘤的催化剂。这样发展下去，最终会失去民心而走向人民的反面。
       由此可见，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不仅在过去有价值，而且在今天还应该升值。我们有必要对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和价值加以重新认识。使中华民族的美德和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在新时代下进一步发扬光大。



主要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
2.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北京，1991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M].人民出版社：北京，1993
5.孟昭信.现代领导与系统科学[M].重庆大学出版社：重庆，1998
6.乌兰哈达.重建新时期社会道德信仰[J].思想工作，2015（12）
7. 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改革开放30年党建理论创新的主要成果及经验[J].党建研究，201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