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

                                        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

                                                          马启迪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是毛泽东思想中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最能体现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和生命力
       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实事求是，在我国已是妇孺皆知的格言了。但是,对这个问题，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说过,同样一句格言,在成年人那里和小孩子那里,其含义是不同的。同是成年,生活阅历不同,对格言的理解也不同。还有，对一个问题，只有在了解他的来龙去脉之后，才能有更深的理解。实事求是既是家喻户晓的格言,又因为囊括着毛泽东思想包罗万象的内容而并非看上去那么简单。
       1、实事求是是党的根本思想路线。
       思想路线即认识路线,指人的意识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反映，属于世界观、方法论层面,或者说属于基本立场、观点、方法论层面，是要解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问题。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毛泽东最早提出来的。早在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他就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么，他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又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同志对实事求是这一概念作了科学的解释。他说:“事实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个解释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原理,概括了中国革命历史的丰富经验，言简意赅,通俗易懂,既具有民族特色,又包含普遍真理。文章中明确提出了实事求是是党的指导原则，党的七大将之规定为全党的思想路线。
       这一思想路线本身不包括具体的、客观的内容，但它决定着我们的政治路线或政治行为。思想路线正确了，政治路线才可能正确。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立足于中国国情,制定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党的历史说明，革命的胜利和挫折、顺利和困难的局面,同贯彻还是背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分不开的。建党将近一百年的经验证明,党的思想路线是党的生命线。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党的思想路线，都要把坚持党的思想路线看作头等大事。
        2、实事求是是在反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形成的。
       思想路线的确立过程也就是与教条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从1930年写《反对本本主义》对教条主义作公开的论战到1945年党的七大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把实事求是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可以说，毛泽东同志与教条主义整整斗争了15年。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其特点是唯书唯上不唯实,不从发展变化的实际出发,不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同时还从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打击、迫害、压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
       思想上，王明等人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标榜自己,以理论家自居,嘲讽、挖苦毛泽东是“狭隘的经验论”，“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
       关于山沟沟里 能否出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确实不是从山沟沟里产生的，它产生于经济文化最发达的近代城市;它产生于近代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最发达的欧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首先在城市,在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中间，这是事实。但另一方面，王明等人说这种话,是由于不了解中国的历史,不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中国的客观形势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重心必须放在农村，放在山沟沟里。因此，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与农村的实际、山沟沟里的实际相结合，否则将一事无成。如果只会按书本上的结论、按马克思主义的片言只语,到处去装腔作势,指挥一切,指导中国革命，失败的结局是肯定无疑的。所以,在中国，山沟沟里是能出马克思主义的。
       关于狭隘的经验论。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开宗明义就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个口号现在已经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为人们所接受，但在当时是非常新鲜的,令人耳目一新。这与那种开口闭口拿本本来,开口闭口讲马列书上是如何如何讲的教条主义是两种迥然不同的态度。因此，一提出来就遭到教条主义者的反对,认为这是狭隘的经验论。事实证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回忆历史上这场争论时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因为种种议论和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论。我们党吃所谓饮差大臣的亏，是不可胜数的。而这种钦差大臣则是满天飞,几乎到处都有。”
       组织上,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惟我独尊，凡是不赞成、不支持、不跟着他们跑的，他们都是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组织措施。1931年上海中央搬到中央苏区后,教条主义者就先后撤掉了毛泽东在党内和红军中的一切职务,名义上保留一个政府职务，即由他担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而政府的实权还在人民委员会手中。并让他到一个乡下养病,实际上等于让他靠边站,用一个闲职把他挂起来。1934年反围剿失败准备长征，在这样重大的事情上也不通知毛泽东，更不让其参与决策。长征之初,中央成立了一个三人团为最高领导(博古、周恩来、李德),毛泽东想见一见三人团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但值得一提的事,毛泽东虽然被完全排斥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中枢之外,却依然乐观、坚韧、从容。从1934年夏毛泽东的一首《清平乐——会昌》词可以看出这一点。词中写道:“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其中充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行动上，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从上海来到苏区后采取一系列“左”的政策，尤其是在军事上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撤退中的逃跑主义，最后招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在长征初期，由于博古李德等军事指挥失误,在湘江一战就使8万多红军锐减为3万多人，可说是惨败,在红军历史上是没有过的。
       物极必反,广大指战员在湘江惨败的情况下开始考虑问题了:为什么毛泽东、朱德指挥的第一、二、三次反围剿都取得了胜利,为什么第五次却失败了呢?这时候，尽管还有许多人不愿同毛泽东说话，而毛泽东从革命大局出发，开始打破沉默，主动找人谈话，一个个找中央政治局和军委的同志谈，反复阐述自己的意见，说明第五次反围剿和湘江之战失败的原因是军事指挥的错误。他的意见先是得到王稼祥、张闻天的支持,接着得到周恩来、朱德的支持,逐渐为政治局多数人理解和支持。通过通道、黎平、后厂等会议实现了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结束了王明教条主义在军事上的领导，毛泽东回到了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但是,要在思想上战胜教条主义非轻而易举之事。直到延安时期，王明的教条主义仍有一定影响,有下列事实可以说明:
       第一件事,1937年底王明从莫斯科回国，当时的身份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东方部部长、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他以太上皇自居,在1937年12月、1938年2月两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主报告,并由“左”跳到右，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再次与毛泽东争高低。并说为了便于与国民党联系，建议党中央从延安搬到武汉,王明的主张在当时居然得到政治局大多数人的赞同，毛泽东又处于孤立状态。但是他坚持斗争,说:“你们都走,我一个人留下来打游击”。由于毛泽东的极力坚持，党中央最后没有搬到武汉，否则武汉失守后后果不堪设想。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叫王明不要再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才最后确立。
       第二件事,1940年3月，王明在延安重印了他在土地革命时期写的小册子《为中共的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这本小册子是他“左”倾观点的集中体现。六届六中全会已经对王明的教条主义作了初步批判,而此时王明却重印他的小册子,并向党内高级干部散发,实际上是他向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下战书。
       第三件事，在1940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党内“左”右倾错误时，认为苏维埃后期党犯了路线错误，主要表现为理论脱离实际。但会议并未就此达成共识。第四件事,1941年，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实际上是1942年延安整风的前奏曲，意义非同一般，所论及的问题都是关于思想路线、党风、学风的大问题。但这个报告在当时，在党内高级干部中竟没有引起多少反响,宜传部门也没有在报刊上报道。
       正是这些事情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促使他下决心、下气力从思想、理论、认识论的深层次上对教条主义作彻底的清算。毛泽东在批判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的过程中,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号召,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系列理论论著 ，为全党反对教条主 义作了进一步的思想理论准备。同时，发动延安整风,通过对党的历史经验的系统总结，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分清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与教条主义的界限,完成了彻底清算教条主义的任务,以此教育全党，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
        3、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
        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端正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命题,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首先,东方革命,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史上,是一个极为特殊、极为复杂、极富挑战色彩的新课题。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除了继续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度从事和平议会斗争以积蓄力量之外,又开辟了东方革命的战场。东方革命，向共产主义者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在中国,共产党人遇到的新课题主要包括六个方面:(1)政治经济发展的极端不平衡性，还有由此引起的革命发展的极端不平衡性，它要求共产党人表现正确地选择革命的重心,正确地解决革命应从哪里入手,正确地判断革命的高潮和低潮。(2)反帝反封建是无产阶级面临的首要任务,它要求共产党人正确地判断革命的性质，解决目前革命目标与最终革命目标的系统关系。(3)复杂的、多元的社会阶级构成,它要求共产党人正确地处理统一战线的战略策略，实现对敌斗争最佳力量配置。(4)农民国度的革命，它要求共产党人正确地解决无产阶级对农民革命力量的发动和组织。(5)农村环境的建党建军,它要求共产党人正确地解决在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如何建立一个坚强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政党和如何建立一支完全无产阶级化的人民军队的问题。(6)东方革命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它要求共产党人正确地处理国际主义与独立自主的关系，正确处理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相互配合又相互影响的复杂局面。这些课题,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都是崭新的、特殊的，也是极富挑战色彩的。
       其次，经典作家没有形成东方革命的系统经验和理论总结。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论述过法国、德国的农民问题以及无产阶级对农民问题的策略，也曾经关注过俄国革命问题。但是，这些论述都很原则，很不充分,因为，他们关注更多的还是无产阶级自身革命的问题。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欧洲，农民问题以及农民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并不显得那么突出。列宁从十月革命之后,开始更多地关注东方落后国家的革命,并认为东方国家的革命将成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同盟力量。1919年-1920年,列宁的东方革命理论有很大发展,并且在此前的1905年俄国革命期间,列宁也曾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及对农民革命的战略策略。但是,总起来看，从马克思到列宁,并没有形成关于东方革命特别是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革命的完美理论,这当然主要是由于时间的局限所致。由此,列宁1919年11月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说过，东方各民族共产党人面临的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都没有遇到过的任务，这些任务的解决方法,在任何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找不到答案。东方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必须从实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和各国革命实践为依据,独立地寻找完成这一任务的办法。
       第三，共产国际遥控中国革命，在很大程度上要求中国革命遵从苏联模式并服从于苏联的反帝战略策略，这必然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发生矛盾。因为中国的情况,不可能完全由共产国际和苏联掌握、驾驭,但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不仅在思想理论、战略策略上与共产国际指示趋同并且在组织上情感上也与共产国际靠得很紧,完全没有独立自主意识。
      正是鉴于以上这些方面的复杂而又特殊的情况，毛泽东根据多年的经验教训,痛感正确指导中国革命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从斗争中创造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那么，毛泽 东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呢?
       首先,毛泽东是通过深入了解国情，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人在如何运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来解决中国革命实践中的问题上，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有一些人,不懂得马列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没有学会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只是生吞活剥地背诵马列主义著作中的某些词句,把片言只语当作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结果使中国革命陷于危机，党和人民的力量遭到严重的损失,这在党的历史上以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最为严重。还有一些人,否认革命需要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作指导,不懂得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而满足于一得之功，一孔之见，陷入了经验主义的错误。这两种倾向都是把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割裂开来，都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达胜利。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坚持马列主义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科学原理。他说: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在延安整风的时候，毛泽东谈到理论和理论家，他说:如果我们身为共产党员,却对于中国问题熟视无睹，只能记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的结论和个别的原理，那么,我们在理论战线上的成绩就未免太坏了。如果一个人只知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哲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烂熟了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样是不是就算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呢?大概不能算吧?我们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揭示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中的问题,能够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给予科学的理论的说明,这样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理论家。毛泽东就是这样的理论家。先举一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产生的事例。毛泽东深知,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反动统治者实行恐怖统治，残酷镇压人民;中国无产阶级很先进、很革命,但数量较少,而人数众多的农民则是主要群众，他们是革命的主力军;敌人在城市的统治较强，而在农村则较薄弱。根据这些实际情况,中国的革命必须按照马列主义暴力革命的理论，进行武装斗争。但是,又不允许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在城市搞武装起义，而必须走一条新的道路,这就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独特道路。它使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再举一个毛泽东认识和处理中国资产阶级问题的事例。他按照中国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把资产阶级分为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并且分析了它们的不同特点,在各个时期制定出不同的政策。在民主革命中,我们对官僚资产阶级的财产，采取没收的办法;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财产,采取保护的政策。社会主义革命期间,我国对民族资产阶级成功地实行了和平赎买，这是马克思曾经设想过,列宁曾试行过而没有行得通的道路。这是因为俄国资产阶级反动而又有力量，他们用反革命武装叛乱来反对列宁的政策。中国之所以能行得通,除了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条件，还因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这就是他在民主革命时期,有革命性和妥协性的两重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又有剥削工人和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两重性。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这种实际出发，创造了社会主义历史上和平改造资产阶级的成功经验，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这些事例说明,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遵循了马列主义一般原理,而又有根据中国实际情况的独特的创造。归根结底来说,正是立足于中国实际，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有自己独特创造，才有毛泽东思想。不从中国实际出发,没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无所谓毛泽东思想。这也是为什么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精髓的道理。
       其次，毛泽东通过哲学思辨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了深人、系统地回答,并由此创造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哲学是人们观察世界、解读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武器。毛泽东酷爱哲学,不但读哲学，而且用哲学，以哲学的头脑思考中国革命的问题,阐发他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哲学思维。在延安，他写得最具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有三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首先是一部军事论著,但它充满了唯物论、辩证法思想,特别是其中对战争一般规律、战争特殊规律、中国革命战争更加特殊的规律,进行了层层阐发,还有关于主观认识与客观存在二者相互关系的论述,都充满了哲学的睿智，是用哲学思维认识战争，驾奴战争规律的经典之作。此外，如《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军事名篇,无-不是毛泽东用哲学视野审视战争的杰作。因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特别谈到毛泽东的军事著作提供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最光辉的典范。《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不仅涉及到党的军事路线问题，而且涉及到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是写作“两论”的哲学思维的前奏。“两论”则是毛泽东最有代表性的政策著作，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哲学的总结,并从哲学视角阐发了党的思想路线，批驳了危害革命多年的教条主义。“两论”阐述的都是党内十分关注的、但长期以来又十分困惑的重大问题，如理论与实践、知与行的关系，即如何不断深化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从必然中获得自由;再如矛盾运动问题，即如何把握中国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确定党的正确的战略策略。而长期以来，教条主义者在这些问题上完全无视中国实际,完全脱离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轨道,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给中国革命造成极大损失。毛泽东根据这一点指出:“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目标。”他认为，如果全党能够从哲学上深刻理解和懂得上述那些重要问题，那么，我们就能够击破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不利于我们的革命事业的那些教条主义的思想，也能够使有经验的同志们整理自己的经验,使之带上原则性,而避免重复经验主义的错误。
       二、坚持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永恒主题
       实事求是是要和我们的事业相伴始终。我们永远不可能穷尽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永远不可能求得最终的“是”。在一个阶段、一个环节上求得得失，可以使我们在这个阶段、这个环节上不走弯路，决不能保证我们一劳永逸。坚持实事求是不是一时一地的事，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永恒课题。
       1、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不能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它。
       列宁在论述辩证唯物主义真理观时认为,真理总是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辩证统一。
就人的认识本质能够正确揭示客观世界的本质而言，人类是不能穷尽真理的，真理总是相对的;人的认识，只能在无限的发展之中，才能接近绝对真理，无数相对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真理。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即存在于这种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辩证统一之中。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之中,又用于指导实践，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是一刻也不停顿地发展变化着的。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理论，理论必须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必须随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必定发展。活生生的、产生于实践并随实践发展而发展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我们党在历史上吃过教条主义的亏,毛泽东说，什么都搞教条,结果是大失败。马克思主义就是实事求是的产物，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以往人类社会的全部实事，对他们所处时代的全部实事，进行科学研究而求出的是。毛泽东思想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研究中国的实事求出的是。邓小平理论是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当代中国的实事求出的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与时俱进，提出了“三个代表"理论。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说，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这方法论的核心是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这生命力的奥妙在于实事求是。
        2、客观实际是不断变化的,不能用静止的观点对待它。
       客观世界是发展变化的，实事求是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们在“求”即“研究"事物内部规律性的时候,必须有发展的眼光,注意事物的新形式、新特点，坚决打破和摒弃那些停滞、僵化的旧思想、旧观念。毛泽东一贯强调，研究层出不穷的新东西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大课题。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深刻地阐明了这一观点，他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地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际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
       拿国情来说,它是不断变化的。研究国情，一是要研究国情的总体发展,研究新的条件和形势;二是要研究具体国情的变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产生的新矛盾、新情况;三是要区分国情中对稳定的和易于变化的因素,越是容易变化的因素,越要悉心研究。这里，以建国后对我党对国情的认识为例:
       毛泽东在建国前后,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胜利,人民当家作主,但国家的经济文化还相当落后的情况,提出了一些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思想。由此，我们在三年内顺利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经验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每一次具有标志性、根本性的飞跃，都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都是摆脱教条主束绷、思想大解放的成果，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不能拿本本去框实践，而是要用实践去发展本本，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80年奋斗愈加深刻认识的理。由此而知，新事物层出不穷，新问题不断出现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迅速适应客观实际和现实环境的变化，才能掌握主动权,才能不走老路，少走弯路,坚持正路,开拓新路。
       3、坚持实事求是需要极大的勇气。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事非经过不知难”。在一般情况下,在对待简单的问题上，坚持实事求是是并不难的。但是，一个人在一个时期做到了实事求是，不等于始终会实事求是;在一件事上做到了实事求是，不等于在所有事情上会实事求是。毛泽东是共产党内提出实事求是的第一人，是全党的楷模。为了坚持实事求是，他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作了长达15年的斗争,写下了许多光辉不朽的名著，成为全党学习的榜样。现实生活纷繁复杂，坚持实事求是是很难的。概括地讲，所谓难，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对事物的认识上,达到实事求是难;另一方面是对人对事的处理上真正做到实事求是难。由此可知，虽然实事求是并不是一个新的理论命题,大家可以说是天天讲,年年学。但是,正如黑格尔所说,熟知不等于真知。一进入实践领域，旧的习惯势力是坚持实事求是的一大障碍，人们的习惯心理往往喜欢听好话,而不愿听善意的、真实的“坏话”，上级部门的一些领导人对下面往往是要求报喜不报忧。正因为如此，坚持实事求是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
       首先，需要吃苦的勇气，要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深人社会，深人实际,深人群众，做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事无大小，深入就实。眼睛向下看,脚步向下走,向群众学习,向群众问计,我们才能了解到“实事”,求得“是”,才能把握“实事”的发展方向、发展趋势、发展潜力,求得“是”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尤其是解决实际工作的困难、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是必须要有吃苦的精神准备的。比如说，你要解决当前的下岗问题,中西部差距问题，脱贫问题，你不到哪些问题困难较多的企业去,不到老少边穷地区去,不到最基层去，你能了解到真实情况吗?而现在一些领导干部嘴上也讲深入实际，但他们往往喜欢往东南沿海跑，往富的地方跑,去了又往往是浮光掠影，走马观花，蜻蜓点水，随从一大帮,警车开道,记者成群，群众夹道欢迎,装门面，搞形式，这种调查研究能了解到实际情况吗?能按到群众的脉搏吗?所以说,实事求是要有吃苦的精神和勇气,这是最起码的。
       其次,要有耐得住寂寞的勇气。坚持实事求是,要有长期的艰苦细致的工作，应有不图名、不图利的思想准备。因为实事求是者需要的是脚踏实地,深入基层,他往往与掌声、鲜花离得很远，与困难与问题离得很近,往往是默默无闻。与此相反,教条主义者往往只图表面，搞形式主义,热衷于路边工程、献礼工程、德政工程、形象工程，追求所谓的轰动效应,电台、电视台、报纸、杂志一起上,吹吹打打,大张旗鼓,好不热闹，又省事又落好处。但那样做只能是哗众取宠，沽名钓誉，只能是误国误民,劳民伤财,败坏风气。所以,实事求是者是要有耐得住寂寞的勇气。
再者,还要有不怕打击的勇气。这就是毛泽东说过的“五不怕”精神，要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坚持实事求是,肯定就会得罪一批人,使一部分人难堪,揭出一些单位的短处,这往往就会招致这些单位的不满,甚至是打击报复。所以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具有不怕打击的勇气。
       能不能坚持实事求是，既是一个人的认识理论水平问题,更是一个人的思想品质问题,凡是能坚持实事求是的,大都是道德高尚为党为民,毫无私心杂念的人。一个崇尚实事求是的人,是相信真理、认识真理的人,同时也是目光远大、胸怀开阔的人，能从实际出发，看到事物发展变化的必然,在困境中不屈不挠，愈挫愈奋;在顺境时,居安思危，头脑清醒。背离实事求是,可能洋洋得意于一时，得到利益于一事,但最终在客观规律面前注定要碰钉子。唯有实事求是,才靠得住,站得住。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应当把实事求是牢记在心，扭住不放,终生实践。从而使我们的眼界放宽，脚步坚实，主观和客观相一致，认识和实践相统一，一步比一步接近客观真理，一次比一次更准确地把握客观规律，锐意进取，阔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