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现代化之研究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现代化之研究

                                                            吴鹏程

       新民主主义革命对中国现代化的意义不仅仅表现在“破坏旧世界”方面,而且表现在“建设新世界”方面。本文重点从“建设新世界”方面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对中国现代化的意义再作探讨。
       （一）
       探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现代化的关系必须对现代化内容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特点有一个系统正确的理解。
现代化作为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到现代工业文明的系统转型，是多层次、多阶段的历史过程，包含着不同层面:经济发展是其物质层面;政治发展是其制度层面;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消长、分化和重组是其社会结构层面;思想和行为模式则是其社会心理层面,各个层面彼此影响、相互作用构成现代化的系统发展。很多人把现代化与工业化、城市化简单等同,这是非常简单化的理解。无疑，现代化是离不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它们是现代化系统中的最重要的因素,但决不是现代化的全部。如果将工业化和城市化作为现代化的全部内容,这种认识恐怕比洋务派的“船坚炮利”式的现代化高明不了多少。以这种偏狹的现代化观点看待新民主主义革命，就很难看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对中国现代化的意义和贡献。
       长期以来,中国近现代史被简单化为革命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更是一部“革命化”的革命史。其实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不仅仅是“破坏旧世界”意义上的革命，而是“破坏旧世界”和“建设新世界”的辩证统一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承担着革命和建设的双重使命,他们一反古今中外先打天下再治天下的模式，而是边打天下边治天下，打下多少天下就治理多少天下,治理好已打下的天下再来支持打下更多直至整个天下。因此，“新世界的建设”的意义可以从两重关系下考察,从横向看，“新世界的建设”对“旧世界的破坏”起支援和保障作用;从纵向看，“新世界的建设”是新的现代性历史因素的建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根据地是新中国的雏形。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正是在革命和建设的辩证运动推动下走向全国胜利的。
       (二)
       我们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对中国现代化的意义和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诞生、并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成长壮大和成熟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为中国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成为开辟和把握中国现代化发展新方向的时代的舵手。
       后发型国家现代化的顺利发展依赖于一种能够最大限度地凝聚和统摄整个国力的强大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成为这样的政治力量,首先是其成员在科学社会主义理想和信念基础上的高度一致;其次是在于它是通过民主集中制原则构建起来的现代化的革命政党:第三，它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始终扎根于群众之中,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
       由于党的幼稚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放弃了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尽管如此，党在领导和组织工农运动方面表现出巨大的动员能力。
       土地革命时期，党开始找到发动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好方法——土地改革，并在根据地组织自己的政权系统，成为根据地社会动员和社会整合的中坚和核心。但是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中共在全国范围内是孤立的，即使在根据地内部也只有工农群众。正如毛泽东后来总结的,统一战线的“原则是孤立敌人而不是孤立自己”，而由于“一切斗争否定联合”的“左”倾思想作怪,“内战时期的结果没有孤立蒋介石，而是孤立了我们自己。”
      （三）
       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使中共走出了孤立状态。中共把十年内战的血海深仇抛却一边，主动提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这种以民族大义为重的宽广胸襟、无私品格和坚决彻底的斗争精神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尊敬。中共提出实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团结在自己周围,表明它不仅有能力领导工农群众，而且有能力领导小资产阶级、开明土绅和民族资产阶级,并能够影响英美派大资产阶级。中共在抗日战争中不仅是冲锋陷阵的伟大战士，而且实际担负起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总参谋部的历史重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为全民族抗战提供了正确的战略指导。中共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从现代化的角度看，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中共提出的第一个科学的现代化纲领。在这个纲领中的现代工业农业和民主政治和科学文化都根据中国国情作出了科学阐述：-切有利于现代化发展的现代性因素在这一蓝图中都得到系统的整合。中共不仅为中国人民描绘了新民主主义中国的蓝图，“使其知所趋赴”，而且使这-蓝图在其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现实。抗日战争之所以是中国从衰败到振兴的转折点，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牢牢掌握中国历史航船的舵把，成为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和中国现代化发展史上全新的领导核心。历史已经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胜利，才能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
       其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完成了共和体制下国家重建的历史任务,改变了中国几千年来国家和社会隔膜和疏离状况，为中国现代化的社会动员和社会整合提供了全新的政治制度构架。
       衡量现代国家的基本标准主要有:其一，边缘化和半边缘化趋势是否结束,国家主权是否得到切实尊重;其二，国内政治衰败化进程是否终结,是否在民主政体基础上实现国内政治的高度统一;其三,是否能够积极主动地运用国家力量组织起广泛有效的社会动员,推进现代化进程。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半边缘化的趋势不仅没有得到遏制,而是愈演愈烈,甚至在局部出现了边缘化，领土被武力宰割占据,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一直受到外部势力侵扰。民主政治依然是纸上谈兵，只不过是从皇权专制变为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的军阀专制,再从军阀专制演变为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的一党专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蜕变为法西斯个人独裁。国家政权并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而是培植官僚资本压制剥夺民族资本的工具和军阀混战争权夺利的对象。因此，毛泽东说:“我们现在虽有中华民国之名，尚无中华民国之实,循名责实,这就是今天的工作…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循名责实”，就是共和体制下的国家重建，就是要建立新中国。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皇权统治的基本特点就是“中心”和“边陲”的疏远，国家与社会的隔膜。县级是中央权力穿透力的强弩之末，广大的乡村社会一直处于“天高皇帝远”的境地。近代以来不仅这种状况没有改变，而且开始了政治衰败化的进程中央对地方控制力也在“督抚专政”“联省自治”及军阀混战和地方割据中不断减弱。中共重建现代国家的努力的基本特点是由下而上，由局部到整体,从农村根据地到城市。农村成为新的国家形态和中央权力的生长点和发源地，从而打通了“中心”和“边陲”，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使中央政府权力可以贯彻到基层,整个国家社会动员能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第三,新民主主义革命解决了占中国人口90%的农民的土地问题,扫除了封建剥削这个走向现代化的巨大的历史障碍。
       政治上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和经济上完成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剥削,是一个国家走出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必须要扫除的两大历史障碍。刘少奇说：“封建土地所有制，这就是我们民族被侵略、被压迫、穷困及落后的根源，是我们国家民主化、工业化、独立、统一及富强的基本障碍”。解决土地问题消灭封建剥削是一个国家从传统到现代转型中无法回避必须解决的历史任务。因为土地改革对农业生产力的解放和推动,将为工业化提供原料产品、资金来源和广阔的市场。在农民普遍贫穷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工业化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土地改革是工业化的历史前提和推动力量。
       中国封建历史的悠久和现代工业生产力的微弱,决定了从传统到现代转型过程中利益斗争的中心点是土地而不是资本。构成广泛社会动员的利益魔杖也必然是土地而不是资本。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谁给农民土地，农民就像护卫命根子一样来护卫他;谁夺走农民的土地，农民就像捍卫命根子那样和他拼命。毛泽东的逻辑是谁赢得农民，谁就能赢得中国；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在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收拾金瓯一片”后 ，就是“分田分地真忙”。土地革命时期，正是在“保卫胜利果实”的口号下动员了广大农民参军支前,使党和红军在反复“围剿”中坚持十年之久。解放战争时期，在“保田参军”的口号下，获得土地的翻身农民踊跃参军支前。毛泽东说，“有了土地改革的胜利,才有了打到蒋介石的胜利。”总之，土地改革在中国革命中关系着占人口绝大多数农民的人心向背、力量归属,是决定革命胜负成败的关键,因而也是推动中国由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的最有力的杠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和其它国家相比有两大特点:其一是历时之长,几乎贯穿于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其二是土地改革不是直接服务于国家工业化而是服务于革命化。不管怎样，扫除封建剥削这个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障碍的任务，是中共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完成的。这个历史功绩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和估价。土改使农民获得了土地，也使党获得了巨大的信任资源。这构成了建国后进行新的社会整合和社会动员的社会心理基础。
       第四，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在革命根据地实行了广泛切实的民主，组织中国人民特别是占人口的大多数的农民积极投身到人民革命的洪流之中，形成了史无前例的最广泛的政治参与。在根据地建设中发展起来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伟大的制度创新之一。更为可贵的是,中共把人民民主当作跳出传统政治衰败周期率的新路。
       政治参与水平和民主发展水平高低是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匍匐于封建专制之下。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中国人民依然在专制制度下呻吟。党在革命过程中唤起了中国人民特别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并在革命根据地实行广泛切实的民主，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伟大功绩。
       对广大贫苦农民而言，根据地的建立不仅意味着经济上获得土地，而且意味着政治上的“话事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几乎所有的根据地都进行过民主选举,有些地区甚至搞过二次以上的选举。政权组织形式从工农兵苏维埃发展到“三三制”参政会,最后发展成为人民代表会议。这是中国现代化发展史上最重要的制度创新之一，由此奠定了新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政治制度基本构架。
       在共产党人看来，民主的价值和功能不仅仅在于是集思广益的“诸葛亮会”式的东西，更重要的是跳出传统政治衰败周期率的新路。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关于如何跳出传统政治下“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率时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有人把这次谈话称之为“千古窑洞对”，这确实是超越千古传统而又流芳千古的“千古窑洞对”。
       第五，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在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大量的科学、思想文化教育方面的建设，改变了乡村封建传统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也使根据地在教育、科学、文艺、医疗卫生和新闻出版等方面发生有利于革命和现代化发展的变化。
        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进行的大量的科学、思想文化教育方面的建设从现代化的角度看，至少可以指出下列几点。
        其一，教育的发展和识字人口的增加。许多现代化论者都将教育发展带来的识字人口的增加当作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指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党非常重视教育。通过干部教育、社会教育、国民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政治觉悟理论文化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以陕甘宁边区为例，“边区的识字的人，从1%提高到10%，提高的百分点虽不多，但在战争环境经济落后、人力物力极度缺乏的情况下,已经是了不起的伟大成果，在当时的中国也是绝无仅有”。
       其二，科学知识的普及。现代化的实质就是科学与生产过程和其它社会过程的结合。科学知识的普及和应用程度也是现代化发展的指标之一。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方面对科学在革命战争中应用给予高度的重视，“把科学与抗战结合起来”另一方面注重科学普及,把科学和群众结合起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辟有《科学园地》《卫生》等副刊。在副刊上可以看到大量的“为什么会有‘天狗吃太阳’”，“为什么不能喝生水”，“为什么要实行科学接生”等大量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举办科学接生展览等。这些有利于破除封建迷信,促进了群众的思想意识和风俗习惯朝着科学文明方向的进步。
       其三，文艺的繁荣。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根据地文艺的显著特点就是革命内容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相结合。《白毛女》《东方红》《黄河大合唱》《小二黑结婚》等史诗般的作品都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创作出来的。
       其四，新闻出版的发展。中央苏区时有《红色中华》等,延安时期有《新中华报》《解放日报》《解放周刊》《共产党人》《八路军军政杂志》等。各根据地也有自己的报纸杂志。根据《抗日根据地发展史》,仅在抗日战争时期各革命根据地就有各种报刊杂志四十多种。”此外，还大量出版了马列著作、毛泽东等领导人著作。
        这些科学、文化、教育、新闻出版方面的建设对于共产主义思想领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形成和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到了抗日战争后期，新民主主义文化在抗日根据地已经取代封建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成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有力武器，推动了根据地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