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领导科学之原理的影响及价值

 
                                        毛泽东关于领导科学之原理的影响及价值

                                                                  闵向阳

       1981年中央所作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没有对毛泽东领导思想作单独的论述，但在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中，在关于“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等方面的论释中，包涵着领导思想的丰富内涵。从那时以来的实践证明：毛泽东领导思想对于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有必要单独加以研究。本文试图谈一下学习体会,敬请同仁们指教。
        一、毛泽东领导思想奠定了现代领导科学的基础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一门中国特色的现代领导科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一门中国特色的现代领导科学，这个领导科学的建立和发展,当然必须广泛吸收西方领导和管理学说中一切合理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也必须批判继承中国自古代以来积淀下来的领导和管理的有益思想，让它们在现代发扬光大;但是比这两条更重要的，还有另外两条:一条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把在长期实践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领导学说作为基础和核心;另一条是总结我们党和国家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进行领导思想的创新。在这样做的时候，学习和研究毛泽东领导思想显然具有突出的意义。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创形态。在中国讲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首先就是讲毛泽东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讲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学说，首先就是讲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学说。另一方面，今天我们所获得的领导和管理新鲜经验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理论创新，也要以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学说为前提，以便研究和把握我们党是如何在新时代条件下，继承和发展毛泽东领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以及毛泽东全部科学著作，从一定意义上说，都可以看作是领导思想的著作。一方面，它们所论述的是中国共产党如何实施对人民群众的领导;另一方面，不断进行的关于党的总路线、总政策和各项路线和政策的具体决策，以及坚持和落实这些路线和政策的实践，是领导活动的成功典范,是后人需要去不断研究的光辉案例。例如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决策和关于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策及其实施,关于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同国民党和平谈判同时作对付国民党发动内战准备的决策及其实施，关于在建国初期不应“四面出击”的决策及其实施，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决策及其实施，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决策及其实施,关于炮击金门的决策及其实施，等等，都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留给后人的成功案例。
       以往的成功实践的经验对于今人和后人没有搬用的价值，但是,从中显示出来的领导科学的基本原理，反映了我们党的领导活动的规律,在今天和今后仍保持着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意义。对于这些，我们必须加以研究和阐发。
        二、毛泽东在其著作中所论述的主要领导原理
       毛泽东哪些领导原理是值得我们重视，值得我们加以继承和发展的呢?以我之见，主要有以下诸方面：
      （一）关于领导的本质的原理阐发。
       毛泽东认为：“领导”在人民群众所从事的实践中,基本上是一个中介者。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已的利益而奋斗。”①这句话单段有出现"领导”这个词,但隐去的主词正是“领导”。领导不是自己去打天下、建天下，事情全是人民群众做的，他们的作用是代表和反映群众的意志然后领导群众去实现自己的意志。用一个公式来表示就是:“群众一一领导——群众”。 马克思主义关于领导者中介地位的理论，展开为认识论公式，就是“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再集中起来、再坚持下去”的认识线。②领导责任仅限于此，你想再多一点就要犯错误。所讲“再多一点”就是以自己的意志代替或部分地代替群众的意志，而在实现这种意志的时候,又以命令的方式、强制的方式或部分的命令和强制的方式,这就非失败不可。
      毛泽东认为：“领导”的价值观是向人民群众负责，为人民群众服务，领导者本质上是一个服务者。在这个问题上他提出“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③“为人民群众服务”作为一种价值观，存在于领导者的头脑中,这时它只一种“动机”、一种“旨趣”。没有这个良好的动机,那是不行的，但是“动机”之是否真正的善，要用实践效果来检验和证明，也要由领导者对待实践检验结果的态度来衡量。“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和错误。”④在这里,对“实践标准”的遵循是领导本质所决定的。
       毛泽东依据“领导”是中介者和服务者的基本判断,指明了领导的使命和职责，他有两个重要的论断：其一：“领导者责任归结起来，主要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一切计划、决议、命令、指示等等，都属于“出主意”一类。使这一切主意见之实行必须团结干部，推动他们去做,属于‘用干部’一类。”⑤其二：就前一件事来说，又分为“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⑥把这两个论断结合起来，构成对领导责任的表达。“出主意”是解决领导者所在群体作为“主体”和周围世界作为“客体”的关系的，“用干部”是解决“主体”内部“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关系即"主客体关系”的;而主客体矛盾的解决必经由主体反映客体(了解情况)，在正确反映的基础上作出改造客体的决策(掌握政策)。从毛泽东的论述中我们得到启示：领导者要在处理主客体关系的时候，既要处理好主体间的关系，又要以处理好主体间关系来推动主客体关系的解决。
       (二)关于领导的原则的原理
       毛泽东有一个不那么令人注意的关于领导原则的论断。他在1948年1月写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文章中指出：“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1)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2)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利益，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者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⑦我以为，这里所说的“充分而必要”的条件，应该被理解为领导的最高原则。我们不妨将此表达为“胜利原则”和“利益原则”,二者统一， 也可概括为“效用原则”。
       许多文件中讲的“原则”，讲的是在思想领域内怎样想是对的,反之是错的。比如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样的“原则”。但是就人的实践而言，根本的原则应该是谋得确定的效用，其他的原则是为获得这种效用服务的。
      “胜利原则”是从主客体关系的角度讲效用的。群众的实践、领导的活动说到底是为了改造客体,使客体改变得符合人的需要。只有千方百计地争取胜利和成功,才会有高度的主体能动性,才会周密地计划，奋勇地行动;只有得到这种胜利和成功,才能不断提高领导者的威信和非权影响力，创造取得持续胜利、成功的条件;只有在胜利和成功的过程中才能团结动摇、观望的中间阶层、中间群众形成最广大的统一战线和群众联合;只有在胜利和成功的收获中，人民群众的利益才能得到满足，使他们更加拥护党的路线和政策。无论在革命和建设中都会发生挫折以致失败。按照毛泽东所讲的“胜利原则”，领导者必须了解环境、认知风险，力避失误，而一且发生问题，必须努力寻找出路，争取哪怕是很小的成功，然后积小为大走向胜利。
     “利益原则”是从主体间关系的角度讲效用的。无论革命和建设，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其效果应当也只能属于人民。这样，满足人民的物质利益,就成了根本性的原则。革命时期尚且如此,建设时期更应注重。现在搞市场经济方面的改革，人民内部各阶层、各集团的利益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动。大部分人的利益都有极大的提高，但也有一部分弱势群体，他们的利益或者提高很少、很慢，或者不但没有提高反而降低。这是值得我们高度注意的。因为这不符合领导的最高原则。毛泽东要求对被领导者“至少不损害其利益”。现在看来，也会有一时做不到的问题。但减少对他们的损害，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并且努力创设条件让他们尽快地富裕起来，却是我们必须做的。从毛泽东的论述来看，“政治教育”和“物质利益”是联系着的，所谓“政治教育”决不是让群众或同盟者放弃自己的利益，而是要求他们正确对待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从而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三)关于领导的路线的原理
        这里所说的“路线"是指领导活动符合规律的过程或程序。在毛泽东的领导原理中,这种“过程论”或”程序论”是极为重要的。毛泽东从“实践”与“认识”的关系上规定了领导路线，这就是“实事求是的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的路线，在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问题上，许多人忽视了一个东西，这就是关于领导工作程序的原理。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写道：“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做就不会出现。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德、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和战术，方能做得好”。⑧这里揭示了领导活动的三项基本程序：其一是“理论工作程序"，即文中所说的“引出"程序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研究并描述实践的客观环境，揭示其中的矛盾，把握这些矛盾的发展态势与趋向，形成系统的本质性见解;其二是“决策工作程序”,即文中所说的“提出"程序。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分析有利或不利的环境，制订主体的价值方针,决定指导实践的计划、方案。其三是“实践工作程序”，即文中所说的“做”的程序。如果说“决策”是形成领导意志，那么“做”就要执行这种意志,并在“做”的过程中,检验“理论”和“政策”的是非，进而再认识、再决策、再实践的过程。
       毛泽东还从“领导”与“群众”的关系上规定领导路线。他在1943年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对此作了集中的创造性地论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毛泽东首次把“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再集中起来,再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规定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路线。⑨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一点大家忽视的，这就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论述的“领导、专家、群众三结合”。⑩在原来的“领导”“群众”的“两分法”中，插人一个“第三者”或“中介”,这在领导路线问题上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如果列出图式，那就是“群众→[专家]→领导→[专家]→群众”。在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的过程中，专家起了一个加工的作用,所提的见解交给领导，帮助领导形成理论认积和决策意见，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过程中，专家起到同样的中介作用。这个公式显示“专家”具有双重地位，一重,专家也是群众,并且他们更易听取群众意见,另一重,专家又是领导助手，协助领导做好理论工作和决策工作。
       (四)关于领导的方法的原理
     “领导方法”的概念分广义与狭义两种。广义地说，领导路线也属于领导方法;狭义地说，领导方法只是在领导路线展开过程的各个环节上所使用的方法。毛泽东著作中，有大量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论述,特别重要的是，毛泽东把领导方法同哲学方法直接地联系起来，他的领导方法论是哲学方法论的运用,而领导方法论的丰富，又反过来推动哲学方法论的发展。
       领导方法包括决策方法、用人方法、领导集体沟通协调的方法，对这些，毛泽东有十分丰富的论述。这里限于篇幅只想讲讲决策的方法。对于决策，毛泽东首先强调“调查研究”,他写道:“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调查就是解决问题”,⑪而所谓“解决问题”就是决策。1958年到1960年，发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错误。为了纠正错误,毛泽东提出“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把1961年搞成“调查研究年”。⑫结果部分地解决了当时生产关系中的问题，恢复和发展了生产。
       毛泽东对于决策还强调“预见”和“预测”。他说：“什么叫领导?领导和预见有什么关系?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他还引用斯大林的话来说明:“为着领导，必须预见。”⑬“预见”和“预测”是联系在一起的。预见是从质上讲的，是看趋势、看前途的;预测则是从量上讲的，是定时限、定目标的。毛泽东不但重视预见，也重视预测。1947年夏，他根据解放战争第一年歼敌97个旅的进度,计算只需歼敌500个旅就能取得战争的胜利，预见我们党用五年左右时间(从1946年7月初起)“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1948年11月，在当年的“豫东战役”和“辽沈战役”获得空前胜利，7月1日至11月2日即歼敌100万人，毛泽东改变了原来的预计，断定“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⑭不出所料,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到一年就成立了。这是毛泽东创造的预见、预测的著名案例。
       在决策的问题上，毛泽东还强调“多谋善断”。⑮“多谋”是“善断”的前提。我们观察，毛泽东的“多谋”从几方面展开:一是在决策者与智囊团之间展开。毛泽东总是反复征求身边工作人员的意见和建议、批改他们送来的各种材料，借以更全面地了解情况,启发智谋。二是在中央与地方和野战军之间展开。本来中央于1948年1月决定，由粟裕率领华野的一、二、六纵先期渡过长江，创造新解放区，以吸引国民党军队20一30 个旅从江北回防。4月18日,粟裕提出不同意见，建议暂缓渡江,集中兵力与蒋军“逐鹿中原”。毛泽东接受了这个意见，结果在中原战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⑯三是在领导者之间展开。就决策问题反复交换意见，比较不同方案，斟酌利弊得失，尽可能考虑得周到一些。四是自己同自己相谋。即使别人没有不同意见，自己也要想一些不同方案,加以比较。对于毛泽东的这种“多谋”，陈云有很好的描述:毛主席“决定问题时,往往先放一放，比如放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再反复考虑一下，听一听不同的意见。如果没有不同的意见，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吸取正确的，驳倒错误的,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整。”⑰“善断”是“多谋"的结果。事实上,往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不容许一直谋下去,要求当机立断。“断”的问题很复杂。一要分析和把握多种可能性，比较它们的实现条件，找出对我最有利而又有较充分的实现条件的可能性作为行动的根据;二要反思和提出自己的价值准则,不能把价值理想当作行动目标，而必须进行环境分析，使价值理想现实化,确定较高的而又能达到的目标;三要对各种方案进行比较和选择。选择必须反复,但决断却必须一锤定音。
       毛泽东对于决策分析，主要使用矛盾分析方法,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对于单一矛盾，毛泽东首先是分析矛盾历史与现状，把握矛盾的同一性和矛盾的斗争性的实际情况，从总体上抓住矛盾的性质和趋向；其次是分析矛盾运动对于主体的价值关系，所谓价值关系就是哪些东西对我们是有利的，哪些东西对我们是不利的,怎么样发扬有利的因素，消减不利的因素，以利于我们的实践获得成功；最后才是找到新的又同一又斗争的方式，促成矛盾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对于矛盾群体，毛泽东善于使用“基本矛盾”和“非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这样的成对范畴，来确定改革上层建筑、改变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的路线、方针、政策,来确定依靠谁、团结谁、反对谁的政治主张,来确定工作重心以及全部工作的展开秩序。
        (五)关于领导的艺术的原理
       毛泽东运用古人所说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来说明“领导艺术”、“指挥艺术”。领导科学、管理科学、决策科学、军事科学都是讲理论、讲道理、讲规律、讲规则的。所谓“运用之妙”就是运用所有这些科学成果,灵活地、巧妙地来作出决策，进行指挥。毛泽东的解释是:“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所谓‘运用之妙’。”⑱这个“妙”不是别人传授的、书上读来的，而是自己领悟的、实践中创造的。我们可以说，作为“运用之妙”的领导艺术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那么为什么有的人用道理解决问题做得很妙,有的人却做不到呢?这里的答案是“存乎一心”，就是说依靠领导者的理性思维和非理性思维、逻辑方法和非逻辑方法相结合的聪明。
     “领导艺术 ”是展开在多个方面的。毛泽东说:“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⑲按此类推，善于审时度势,利用一切有利条件,规避一切不利条件,发挥自己的各项优势,克服自己的诸种劣势,增长自己的力量,削弱敌人的力量,从而找到前进之路、胜利之门,这是又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善于识别干部，选拔干部，扬长避短地使用干部，调动所有干部的积极性,组成强有力的指挥体系，这同样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
        三、毛泽东在其实践中所表现的领导姿态
       上面所讲的“领导原理”、“领导方法”、“领导艺术”，在把握它们和应用它们的时候，依赖于领导者的素质，这种素质表现出来就是领导姿态。现代领导者应当是怎样的,这本身是领导科学的原理内容。我在这里试图以论述毛泽东的领导姿态来提供一个形象的答案。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人民解放军的卓越统帅,毛泽东具有极高的个人魅力,从领导姿态看，以下几点是十分突出的。
       (一)远见卓识和脚踏实地
       毛泽东倡导全党同志，做“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⑳他们“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㉑他自己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这样做的。毛泽东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有让中华民族自立于民族之林的爱国之志，有预见事物发展趋势的真知灼见。他始终把当前的斗争,现实的工作放在历史的发展中来考虑、来把握，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有宏大的气魄,所向披靡的气势,轻视小困难、藐视敌人的气概。同时，毛泽东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常讲:饭要一口一口吃，仗要一仗一仗打，必须重视困难,重视敌人,坚韧奋斗,不要妄想一个早上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了。
       (二)理论才华和决策智谋
       毛泽东的特点在于，他兼具理论家、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品格。他要求全党以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为指导来研究和解决问题,他自己带头这样做。令人钦佩的是:每解决一个重要问题，他都要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找到实践的理论根据，实现重大的理论创新。1927年秋收起义失败后，他领导工农红军上了井冈山,这是被迫的。但是，上山以后,他很快写出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找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根据，奠定了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基础。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我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很快制定了又斗争又联合，以斗争求联合的方针,并且以此为实践根据,概括出了新的哲学原理:“依一时说,统一是绝对的，斗争是相对的;依永久说，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绝对谓占统治地位。”㉒就这样，毛泽东从实践上升到理论，又从理论上升到哲学,表现了杰出的理论才华。毛泽东又是充满决策智谋的人，他的智谋不是那种“小聪明”，而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审时度势,拿出策略的“大聪明”，他一生中，创造了无数的决策范例。
       (三)全面规划和具体指导
       毛泽东多次讲过，作为战略领导者一定要“全面规划,加强领导”。㉓在每一个战略时期来临的时候，在面对严重的战略转变的时候，毛泽东总是分析形势，认清时局，掌握全盘，提出全面规划。《论持久战》是对抗日战争的全面规划,《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是对建国斗争的全面规划，《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是对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战略时期的全面规划,《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全面规划。作了全面规划之后，毛泽东着力于具体指导。对于这种指导，他讲得并做得非常具体细致。在《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一文中，甚至谈到“必须充分利用无线电、有线电、电话、邮递、专人送信等项通讯方法,小型会议(例如四五个人的),区域会议(例如几个县的)，和个别谈话等项会谈方法,小型巡视团(例如三至五个人的)和个别有威信的委员的巡视方法，同时充分利用通讯社和报纸，密切地互相联系起来,以便掌握运动的动态，随时互相通报,交流经验，及时纠正错误，发扬成绩。㉔他自己正是这样做的,收集在《毛泽东军事文集》中的1200多封军事作战的电报，都是他在烽火连天的战争环境，伏在小桌上,打着煤油灯起草的，足以证明他对战争指挥的高超艺术和具体指导的及时有力。
      （三）亲历危境和无私奋斗
       作为党的主要领袖和军队的战略统帅，毛泽东知道自己必须站到最需要自己去站的岗位上，即使万分危险也在所不顾。1945年8月冒着危险亲赴重庆谈判，不但粉碎了蒋介石试图把战争责任转嫁给共产党的阴谋，而且以自己的大智大勇扩大了党的影响，团结了广大民主人士和人民群众。1947 年3月撤离延安,同周恩来、任弼时一起留在陕北一年之久，每每临于绝境,却一次又一次地化险为夷,不但吸引了国民党大批精锐部队，减轻其它战场的压力,尤其振奋了全国军民，为解放战争翻开了新的一页。
       毛泽东对于工人、农民、劳苦大众怀有极其强烈的感情,为了他们的利益，无私地奋斗了一生。他面对遵循客观规律和谋取穷苦人民利益的矛盾,也就是真理和价值的矛盾,这个矛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国初期都是解决得很好的，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却发生问题。现在看得很清楚，搞市场经济，是合乎客观规律的,但在这个过程中，普通工人、农民的利益提高得不如私营企业主、科技人员,有一部分还受到损害。让广大工人、农民、普通百姓都过上好日子,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在这里,服从真理和为人民服务根本上是一致的,但在一定阶段内还会不一致。人们批评1953年以后毛泽东“曾沾染上民粹主义色彩”。对于毛泽东来说，所谓“民粹主义”就是只考虑为工人、农民谋利益,不愿意他们受资本主义之苦，自觉或不自觉地反规律地“急于去消灭资本主义”,最后还是伤害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确处理合规律和合目的、真理论和价值论的关系,是领导者的重大课题。必须谨慎对待,辩证处理。
 


注释:
①⑦⑪⑭⑲㉔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318页、第1273页、第1361页、第1319页、第1333页。
②③④⑥⑨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99页、第873页、第874页、第802页、第894页。
⑤⑧⑱㉑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27页、第477页、第494页、第522页。
⑩《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89一91页。
⑪《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0页。
⑫《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237页。
⑬⑳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第228页。
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196页。
⑯《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385-386页。
⑰《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72页。
㉒《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第374页。
㉓《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442页。
㉕ 胡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作者闵向阳 安徽财经大学 艺术学院党委副书记